对资本外流说“不”——大国衰落中的资本夭殇
郝一生/文
第45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没走马上任，就开启了他的“百日新政”。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将商业税率从35％减少到15％、将跨国公司海外收入的税率降为8.75％，同时将对离开美国的公司征收35％的关税，以促进数以万亿美元的美国企业海外资金以10％的速度回流，抑制公司全球化、防止资本外流。那个雄心勃勃要称霸世界的美国，怎么突然开始龟缩了呢？
美国：称霸时代的慢性大失血
美国能够成长为一个称霸世界的强国，早年得益于欧洲资本的流入。早在1800年－1880年，净流入美国的资本总量约16.5亿美元，对工业革命早期的美国崛起弥足珍贵。其中，大约40％的国外资本来自英国。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英国的脊髓和血液哺育了美国这只秃鹰。
早在“一战”期间，美国作为“中立国”就对英法提供巨额贷款，并大量出口军工和军需物资，这为美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夯实了基础。
“一战”后，美国成为真正的资本输出国。1924年，美国掌握的黄金总额已达世界黄金储存量的二分之一，雄厚的资金使大规模设备更新成为可能，工业生产合理化运动诞生的泰罗制和福特制，让美国生产效率跃居全球前列，率先跨入工业半自动化时代。
直到今天，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达到“二战”后美国那样辉煌的高度。195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约占全球的50％、GDP占全球的24.5％、军费5290亿美元占全球二分之一、黄金储备7亿盎司（21770吨=200.8亿美元），约占世界黄金储备的59％；美元一纸绿钞成为全球唯一国际结算货币，1971年美元一个喷嚏全球都患重感冒。
1929年-1959年的30年中，美国净流出的资本只有约1.5亿美元，而到了战后，财大气粗的美国资本输出迅猛增长，海外直接投资增长更快，1946年-1985年，有2.6万亿美元净流出美国，相当于同期美国国内净投资3万亿美元的85.7％。
1990年以后，美国资本外流并未停止。1990年-2010年，有3.2万亿美元净流出美国，相当于同期美国国内净投资5.3万亿美元的60.1％。也就是说，1950年-2010年，至少有5.9万亿美元净流出美国，如果按照新增就业人均25万美元投资计算，这些资本如果留在美国国内投资，可以让2320万人获得就业机会。
1949年－2014年，美国资本流失率呈明显的剪刀差之势。也就是说，资本外流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资本外流加速、国内净投资减少的恶性循环。2009年成为美国的一个分水岭，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净投资负增长，当年美国国内净投资萎缩2720亿美元，2010年再萎缩410亿美元。
敏感的美国人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特朗普的新政“资本回笼政策”开始亡羊补牢。在今后的几十年中，美国通过减税、加息、对资本外流增税等一系列手段拼命拦截或接驾资本回美，如果中国反而放任民间资本流向海外，这一进一退将从根本上改变中美两国国民经济的基盘，最终决定两国国力对比的基本态势。
“一拉一挡”：中国如何选择
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外资流入的受益国。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起飞，没有引进外资方面的大幅优惠政策，只会举步维艰。1997年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有领导有步骤地组织和支持一批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走出去”。
2001年开始，虽有以海尔、长虹、TCL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启动海外市场攻略，参与并购投资，但总体说来乏善可陈。2002年“走出去”战略被写入《十六大政治报告》、2003年随着国资委的设立，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规模启动。
根据《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0》，截至2009年底，中国1.2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试水，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3万家，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2457.5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2009年以后，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输出国。
2012年人民银行以“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为题，进一步为资本自由化定了调子。国家外汇管理局2014年4月25日出台《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试行）》，松动外债监管、允许跨国公司同时或单独开立国内、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允许资金集中收付汇、轧差净额结算，账户内可以全部或部分共享外债和对外放款额度；赋予合规企业极大的自主配置外汇空间，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与境外划转自由，不再有额度控制。同时，公司资本金、外债结汇采取负面清单管理。
2014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3.9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外储总量的三分之一。2014年三季度至2015年底，中国资本约净流出4840亿-8820亿美元，一年半流出约五分之一。此后开始加速，2015年10月－2016年8月，人民币净流出总额达2650亿美元，于是推计至2016年3月中国的资本净流出量高达1.18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表面上外汇储备减至3.16万亿美元，下降了17.7％。如果包括潜在或隐形的资本外流，整体资本外流的规模下降的程度可能会更大。
更重要的是，自2014年一季度起，中国经常账户项下的资本外流，与金融账户的流出几乎呈剪刀差态势，这意味着外流资本中实体直接对外投资的比例在不断增大。
福耀集团计划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建汽车玻璃工厂，按照董事长“玻璃大王”曹德旺的计算，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美国电价是中国一半，天然气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总算起来总利润会差40％，企业可以多赚百分之十几。中国也说减税，但实际上却如宗庆后坦言：“营改增说降低税收，我看一点都没有。”
这导致2004年以来的11年中，中国实体经济扣除物价因素后的投资毛利率，已经从2004年18.89％的高点，下降到2015年的0.17％，11年中下降了11倍。也就是说，在2004年国内投资5.3年就可能收回；而到了2015年，实体经济投资需要58.8年才能收回。国内投资如此不赚钱，资本另谋生路也在情理之中。
2016年深港通开闸，意味着通过金融交易领域数万亿元人民币流出中国成为可能。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前投资团队，早在2014年就为了迎接深港通在香港成立对冲基金，至少投入资金1.5亿美元，将此亚洲金融风暴之前就酝酿的夙愿落地。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大幅贬值，更为资本外流绑上了加速器。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已超过10.6％；美联储加息后，短期内人民币继续贬值的预期还将延伸。
在今后中国资本外流的大潮中，国有资本最终尚可控，最令人担忧的还是民间资本，资本外流对中国国民经济伤筋动骨到何种程度关键看民间资本。
2012年以来，万达已在十个国家投资150亿美元（其中投资美国100亿美元）；2016年1月22日，万达集团与印度哈里亚纳邦签订合作备忘录，计划投资100亿美元、在哈里亚纳邦建设面积13平方公里的万达产业新城，引入软件、汽车、机械、医疗等行业，打造世界级综合性产业园区。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资本依然具有国籍属性。但资本的国籍属性会被资本的逐利本性蜕变。嫁出去的虽是自家姑娘，却终归成了人家的媳妇，再生下一男半女，对娘家的亲缘会越来越远。
资本自有逐利天性无可厚非，随着国内物价的上涨、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融资成本的加重，以及企业税赋压力山大，中国与国外落后国家比较成本的差距会进一步加大。资本账户自由化一
旦放开、难免出现国内资本大量外流。2016年中国对东盟六大经济体的投资翻了一番，已超越美国。
特朗普新政之后，全球将进入一个“减税时代”。对国内企业减税、并对流出中国的资本课税，已势在必行。国家为维系民族血脉看家护院义不容辞，只有“一拉一挡”才能让资本离去的脚步放慢下来，“一拉”就是对国内民营企业减税，“一挡”就是对民间资本外流增税。二者不可偏废。
大英帝国“全球梦”里的资本消遁
1607年以后的300年中，“大英帝国”是最大的殖民帝国，鼎盛期统治面积约3367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十个中国。1730年以前英国殖民和海外贸易积聚的财富，以及工业革命后棉纺织业400倍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让当时仅有590万人口的英国成为世界首富。金钱的贪婪驱使资本大量流向海外，在向英国以外国家扩张当中追逐最大利润。
1914年，英国的海外投资高达183亿美元，相当于同年英国国内净投资4800万英镑（约1.92亿美元）的95倍，1938年英国国内净投资22200万英镑（约8.99亿美元）的20倍。1914年-1938年，英国对外投资一直保持在每年170亿美元的水平，此间资本外流的总体规模至少在4000亿美元以上，大约占整个西方列国对外投资总额的40％。
英国虽然战后初期还排行老二，国力在既往的资本外流中已大伤元气。1945年后，海外殖民地独立如潮水般涌来更是雪上加霜，割断了英国与资本输入国间的脐带，汇回英国的资本利得逐年下降，殖民红利逝去后的英国日渐衰微，昔日光辉一去不返。
2010年前的数十年中，英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一直占整个欧洲对美直接投资的三分之一。如此庞大的资本输出，成就了全球特别是美国的快速起飞和资本原始积累，同时也抽去了大英帝国的大量精华。
日俄战争后的1905年，英国人均GDP开始落后于美国，日不落大英帝国的霸主地位，从此让位给了自己的嫡亲美国。不久后，德国也在“一战”前超越英国，1966年日本也把英国甩在了后边。2015年，英国GDP总量排行全球第6、人均GDP排行第14。
巨额资本外流会带来怎样的海外收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