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法印
资料来源：《中国道教》 作者： 孟凯 时间： 2009-06-12
在道教科仪中，总离不开众多法器的运用，如法剑、法镜、笏、法尺、如意、法印、令牌等，而每一种法器的使用，都有其深远的文化内涵。如“法印”， 作为道教科仪中不可或缺的法器，基本贯穿科仪始终，可谓应用广泛，是以对于法印应当作深入的分析。所谓法印，就是“道家以行法时所用天、真、仙、圣之印玺，名为法印。《洞玄经》：法印照处，魅邪灭亡”。这是对道教法印比较笼统的解释，但同时也提到法印的一种功用即“降妖除魔”，然而关于法印，还远不止这些，它包含了更丰富和更深层的内容，以下就对“法印”作具体的论述。
一、法印的起源
较早的法印主要有两种：一是“黄神越章印”，一是天师道之“阳平治都功印”。此两印在后来的科仪中也经常被使用，而以上两印是否就是道教法印的始祖，则有待作进一步的考查。关于法印的起源，诸道书多各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如《上清灵宝大法》这样说道：
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道炼本，以致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日晦，邪伪交驰，上下返覆，于是出法以求其弊，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俗，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这里比较明确地说明了法印的由来，法印源自世俗官印制度。两者不同在于官印比较重视世俗权力和权威性的突出，而法印则在前者的基础上增加了神圣性与神秘性，带有更多的宗教神学色彩。
另外，《灵宝净明新修九老神印伏魔秘法》之“九老帝君神印总论”，使用了一大段文字把道教几组核心观念，如“道”、“一”、“精”、“炁”、“神”等与法印联系在一起，如此不仅赋予法印以神圣性、超越性，还使得法印更具有根本的意义或者更能表现根本的意义。“九老帝君神印总论”最后说： 印者，可易晓也，上士以印为道，道托印以行之，而印者如燧珠之艾炷耳。 作者认为法印乃是道的体现，用印即是行道，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可以确保法印在行法过程中真正发挥效用。 二、法印的形制
作为神圣法器之一的法印，作为“行道”重要工具之一，在制造过程中自然有很多讲究。制造法印比较重视这样几条：一是法印材质的选择；其次是法印尺寸的确定。在不同的法印制造过程中，可能还有具体讲究，但是以上所说的两点是不可或缺的。
《上清玉枢五雷真文》之“论造印”，有言“坚实桃木向东者为上，雷劈枣木为次，常枣木又次之，若得墓中桃木尤为神异”。桃木辟邪古来如此，是以道教法印制造也很看重桃木，而雷震木“既经雷震，则寓有阳刚之炁，本就可以辟邪，用来制印，其神力更加猛烈”。 所以用雷震木尤其是雷震桃木和枣木来制造法印都是上选。《上清童初五元素府玉册正法》之“元应太皇府印”，其下有言：“元应太皇府印，统制万杀，消灭害气，招真命灵，伏魔除怪，管辖万神，涤荡鬼邪，劾地界法官，纠邪驱。治刻以雷震木，或赤枣心木为之。”《道藏》、《藏外道书》等道教典籍中，此类论述还有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此外，《灵宝净明新修九老神印伏魔秘法》之“伏魔神印”中提道，造印“用金银玉石，或雷震枣木，坚硬之木皆可”。《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卷二五，就载有“灵宝诸品印信，上古以金石为之，或用梨枣木，或用松柏木”。说明法印的选材并非一成不变，关键还在法师如何把握。
法印的形状基本都是长或方（以方居多），且不同的法印有不同的规格。《太上灵宝净明法印式》载“凡得净明法者，雕印二颗，各二寸四分。一曰太上净明之印，一曰净明法主之印。净明之印，奏牍即用之；法主之印，即遣呼召鬼神等用之。又有职称者印，雕职印”。书中对“太上灵宝净明法”所用之印做了具体的描述，规定它们的尺寸，并且还规定了法印的不同用处，这样不仅可以保证法印用处的明确性，也可以保证法印的神圣性，得以各司其职。
不同法印之所以要有不同的尺寸，还有其更为深层的文化内涵。在《灵宝净明新修九老神印伏魔秘法》中，除了法印材质选择，还详细介绍了法印尺寸的含义，“印式阔二寸四分，以应二十四炁；长二寸八分，以应二十八宿；厚一寸二分，以应一十二辰”。《上清童初五元素府玉册正法》中“九天宝印”下有“右尺以比月，长一尺二寸也，以节象时。阔一寸二分，厚四分也，罗络三辰则日月七星也”。而以法印尺寸比附星宿、天象等，不仅给法印增添神圣性和权威性，使其在行法中发挥最大作用，也体现了道教独特的宇宙观与人生观。 尽管法印的尺寸有了规定，每一种都有确切的几分几寸，但是自古以来长度单位就不统一，《上清灵宝大法》卷二七之“灵宝大法司印”，即说道“自周秦
至本朝，尺非一等，有周尺、秦尺，有汉尺，有后周尺，至本朝有布帛尺，有省尺，江淮间有淮尺，长短不同”。 而为了让法印尺寸有一确切的标准，《上清灵宝大法》继而言道，“今本执法之印，合径二寸五分周尺。往往法书言印，径几寸几分，多不辩尺之长短，后有师古之士，并从周尺可也”。[12] 而“周尺比宋浙尺，止八寸三分为周一尺”。是以法印的尺寸止合用周尺，并且不拘于“灵宝大法司印”，它还适用于其他一切法印的制作。如“黄神越章印”下即有言“按式径一寸八分周尺”。一旦规定法印用尺皆为周尺，法印的尺寸也就得到统一，如此对维护道教自身的统一也是有利的。而这里法印用周尺，与孔子复周礼就有着相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即恢复古礼制，也表现了他们对周礼的向往。 三、法印的禁忌
所谓法印的禁忌，正如一般的宗教禁忌，是为了保证法印的神圣性与权威性。法印的禁忌大致有这样三种：一是材质的禁忌，就是选材方面，前文已经详述，选材一定要合乎标准，否则所作之印与世俗之印就没有区别了；其次是造印过程中的禁忌，其中包括造印日期的选择；再者就是使用的禁忌。
鉴于法印的神圣性，不论在法印制造前，还是法印造成后都怠慢不得，所以就要选择合适的日期，进行相应的祭祀仪式。《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卷二五，“灵宝诸品印信，??命工依式于阳火日刊成，阴水日露天一宿，次收之。再用菜品、枣汤、净茶、明灯、金钱、甲马各一十二分布列朝天门，至星宿现时，法师具服、焚香、变神、步八卦朝天罡，面天门默然奏上帝，言所传法箓之事云云”。《上清玉枢五雷真文》“论造印”，“三元之日，及春分夏至之日，庚申丁卯日，用桃木为上，雷震枣木亦可，令匠人素食焚香精虔开之。??刊毕乃具香烛素饼酒果，志心启告祖师雷神，祭祝外以木匣乘之，顿于法靖中，如遇施用，灵验无比”。而只有经过如上步骤制造的印（合乎规范的才能称为“法印”），才真正脱离世俗，具有了神力、超越性，才可以代神行事，辟邪驱鬼，治病救人。 《灵宝净明新修九老神印伏魔秘法》中，所论造印除了选材需要注意外，还指出法印完成后，尤其是祭印之时应该特别注意的事项：“印成，度师保奏，呈泰玄都省，自授度之夕，于露天置案设印，以香花、净水祭其神印，达旦即收入，勿令鸡犬妇人见之，如是三夜祭讫，方可用行。”《上清玉枢五雷真文》“论造印”，也说道：“若得墓中桃木尤为神异，更能依法选吉日，命匠氏斋洁身心，志诚刊刻，仍不令僧尼、小儿、妇女及六畜猫犬见之。”
法印不仅要在制造的过程中避免触犯禁忌，就是在使用过程中也要十分注意，《上清玉枢五雷真文》之“都天大雷火印”，讲到“夫治天下山川仙官、鬼神，分野城隍庙社吏兵，皆可差使，能伏凶恶鬼神，行法之士不得此印，鬼神无以役使，神坛庙社龙蜃，并用此印起之，不可与他印杂用”。在法印使用禁忌中，不与他
印杂用当是基本的要求。道教法印名目繁多，作用也各不一样，且又加师承不同，法印不可考者也有很多，即使是博学高功也未必尽知。是以在这种情况下，对法印的使用作一定的限制，不仅保证了法印效用的发挥，更主要的是避免冒犯或亵渎了神灵。
四、法印的作用
关于法印的作用，陈耀庭指出：“早期道教已经使用印鉴，作为道派传承的信物。传张陵在巴蜀区分其为二十四治，用印为‘阳平治都功印’，其功能相当于衙门官印。”这应该是道教法印的比较早的用处。《灵宝玉鉴》卷一，也讲到“为法所以辅正、除邪、济生、度死也，此又已得道宗师不得已而为之也。法之为言正也，正其邪也，亦犹德礼之有政刑，以道之齐之也。故章表、奏申、关牒、符檄，又必假天府之印，以示信也”。是以“印”与“信”联系在一起，就成为“印信”。
另外汉代巫师使用的，被道教继承的“黄神越章印”，主要用处在于驱邪杀鬼。这类法印的主要功能是“神界权力的象征”。而在道法中，几乎每个环节，法印都是必不可少的。例如“行灵宝大法，须得上天玉玺章文，方能洞达杳冥。若以凡世之文不遇真师所传，则枉用真心，终无所成”。原因在于“道教印篆本身带有一定法力，章表不用印则如同白纸”。
《上清玉枢五雷真文》“论印”，“三印之宝，非人世所得闻见，其灵异神奇难以比类也，凡书符法并可用之。??北斗正法五雷玉枢真文，有雷中五符天篆宝印，始自九天丈人，受五岳真君佩负灵文。吾受汪君法印，木为之。原其岳神佩者，金为之。天枢相斗辰柄中吏官云：玉为之。受得者能祛邪、斩龙、诛妖、灭怪、起雷霆雨雹，治百病痨疾危困之疾，可照江河潭源鬼神，石穴洞谷出百怪见形，降魔伏毒兽。??一曰紫光丹天之文，??二曰雷光火文之书，??三曰玉神洞灵之篆”。这里把法印的几种用处做了说明，第一种可以看作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第二种用来召使神鬼；第三种则是驱邪避魔。这里所例举的法印之功用，是法印比较重要的用处。由前面“原其岳神佩者”，引伸出法印的另一重要用途——佩戴，而佩戴的意义还在于召使神鬼、驱邪避魔。佩戴金银、玉石、灵木等本身具有神力的饰品护身，很早就有这种传统，只是“道教佩戴印篆是将秦汉佩印予以宗教化，是将印从装饰物转向宗教法物”。而关于法印的佩戴功用，在《道藏》等道教典籍中有很多记载，如《抱朴子内篇·登涉》就“黄神越章印”说道：
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进其内也。行见新虎迹，以印顺印之，虎即去；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