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理论有许多相似性，虽然反身现象不见得是复杂的。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复杂性和反身性如何相互关联？人类系统和无生命系统（比如电话网）之间的区别到底有多大？我的初步回答是，网络系统理论可以为人际网络研究提供许多有用的借鉴，同时反身性理论则负责研究人类环境的独特性。
同样，我认为行为经济学发现了反身性的一半特征，而没有发现另一半。因此，行为经济学在新的经济思想中将占有的重要的地位。即便反身性成功地成为了新的范式，我们仍然需要继续探索新的方法。
我意识到，同时作为领导者和赞助者暗含着冲突。为了防止这种冲突，我会在我和研究所之间树立起一道中国长城。为此，我不会亲自参加 INET，研究所委员会被明确告知要鼓励那些除了反身性意外的研究。
我计划在 4月 10日和 11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一场金融危机教训的研讨会上宣布 INET成立。我希望新的经济思想会在这里，中欧大学，被发现。
谢谢。
第三讲：开放社会
今天，我将介绍我概念框架的第三大支柱，开放社会。在前面的演讲中，我总结了我一生的研究和试验。在这里，我将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因为我对于开放社会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改变，至今他们仍然在演变。因此，未来两讲将更加具有探索性质。
开放社会和反身性之间的联系并不明显。在个人层面上，他们是紧密联系的。你会记得，我研究经济理论的同时还阅读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尔坚持认为易错性是我们固有的属性，导致我对经济理论基本假设的质疑，并提出了反身性的概念。
但是在概念层次上，两者的联系却是间接的。联接两者的是第一支
柱，也就是易错性。在这种语境下，易错性不仅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总是不完整的和扭曲的，而且还意味着，在我们努力简化这个复杂的现实过程中，我们常常把它曲解了。我们的误解在塑造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我的思想中的确有什么原创内容的话，那就是对于误解的强调。它在对开放社会的批判性思维中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
波普尔没有提供一个开放社会的确切定义，因为他认为确切的定义与我们不完美的理解力不相兼容。他喜欢从相反的方向来定义事物，首先描述它们，然后给它们一个标签。在他命名为开放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实际上与民主社会相近似。
他最有效的努力是以认识论做为论据为民主辩护。由于完美知识实际上超出了人类理智，一个由言论、思想、选举自由为特征的社会比起以武力强加意识形态的社会更加可取。由于经过纳粹迫害和共产主义的压迫，我发现这种说法非常有说服力。
波普尔的哲学让我对金融市场误解的作用更加敏感，反身性概念让我发展出了自己的泡沫理论。这给了我一根必要的拐杖来参与市场活动。
成为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后，我经过了一场中年危机。那时我接近 50岁。我的对冲基金已经增长到 1亿美元，其中约有 4000万美元属于我个人。我觉得我已为我自己和家人赚够了钱，运作一个对冲基金极端紧张和枯燥。有什么事情值得我继续卖命挣钱？
我苦苦考虑了很久，最终决定成立一个专门推动开放社会的基金会。我把这个基金会的使命定义为：去打开那些封闭社会，纠正开放社会的不足，和促进严肃的思维模式。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慈善事业。我于 1984年在匈牙利成立了基金会，那时它还在XX党统治之下，在中国是1986年，波兰和苏联是 1987年，当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时，我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网络，几乎覆盖了整个前共产主义世界。
通过这种方式，我获得了怎样建立开放社会的实践经验。我学到了
很多。我发现了一些我本应该首先就知道的东西。例如，封闭社会的解体并不一定会导致开放社会的诞生，它可能只导致持续的分裂，直至一个和垮掉的前政权类似的新政权上台，而不是出现一个开放社会。
2004年，布什总统在美国连任，迫使我彻底重新思考开放社会的理念。这是世界上最成功最悠久的民主政权，却在践踏着它本应该代表的原则，在反恐的名目下侵犯人权，仅仅靠着虚假的借口就进攻了伊拉克。但他竟然再次当选了。这怎么可能？我不得不问自己：美国哪儿出问题了？我写了两本书试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怪罪布什政府误导民众，我指责民众允许布什政府来误导他们。
当我探讨愈加深入时，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概念框架。我发现了一个开放社会的理论缺陷。波普尔主要考虑的是认识现实的问题。他基于认识论而选择了开放社会，而对政治争论则较少考虑。他认为，“只有民主提供了这样一个制度框架，允许改革的时候不使用暴力，在政治问题上使用民主的原因即在于此。”
但他的方法是基于一个隐藏的假设，即思维的主要目的是加深对现实的了解。而并不一定如此。操纵函数可以优先于认知函数。事实上，在一个民主国家，政治家的首要目标是能够当选，并赖在位臵上不走。
这个非常明显的分析导致了关于开放社会概念的一些其他问题。波普尔怎能想当然认为，自由政治过程的目的就是理解现实？而且更有趣的是，我，一个在反身性概念中把操纵函数提到如此高度的人，怎么会盲目地跟着他的思路走？
这两个问题都使我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是深深地根植在这样的知识分子传统中，它或者忽略掉操纵函数，或者把它臵于认知函数的附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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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对世界的看法是如何变得如此根深蒂固的。认知函数的目的是生产知识。知识被表示为符合事实的断言。要建立对应关系，断言和事实是分开的，而且表达必须明白无误（只有是和否，没有差不多这样的说法）。因此，追求知识的过程要求思想应该和它们所
研究的目标分离。这项规则使哲学家（主要关注的是思想）产生这样的信念：理智和现实是不同的。这种二元论根植在希腊哲学中，在启蒙运动中又主宰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把他们的信心交给了理性。理性被认为像探照灯一样工作，照亮了静静躺在那里被动地等待被发现的现实。在重塑现实时，理性可以起到的积极作用大部分都被忽略了。换句话说，启蒙运动没有认识到反身性。这导致了认识和现实之间的偏差，但在当时来看，这显然没有被认识到。
在启蒙运动时期，人类对控制自然力量的知识还知之甚少，科学方法还能给人无穷遐想。当时有如下想法是恰当的：认为现实的东西就在那里，被动地等待着被发现，在探索过程中理性积极地卷入其中。毕竟，当时就连地球都还没有被充分探索。收集事实，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联系，就可以收获丰厚的回报。人们从四面八方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获取知识，世界的可能性看上去是无限的。理性一扫几世纪的传统关系和宗教教条，摧枯拉朽播撒着人类社会将越来越进步的理念。
当时的人们在很大程度忽略了，反身性给人们能否正确认识社会带来的困难。法国大革命领导人认为，理性可以帮助人们从头开始重建社会，但他们对理性的信仰过了火。整个社会无法跟随理性的支配，1789年革命的欢快小曲变成了 1794年的恐怖呻吟。
启蒙运动误解了现实，它错误地在思想和现实之间引入了一个二分法，这样导致他们认为，理性可以获得完美知识。这个二分法不是来自于客观事实，而是由启蒙哲学家在试图理解社会的时候臆造出来的。
后现代主义者给这个启蒙运动所犯的错误起了个名字：启蒙谬误。这里我也将采用这个术语，但我需要明确一点，我曾提到了一个术语叫创造性谬误，其中包含着有价值的真理内核。
让我简要解释创造性谬误的意思。我们有能力获得知识，但我们绝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知识，使我们所有的决策都建立在确定的知识之上。因此，如果一个知识点证明是有益的，我们就会将其过度开发并扩展到它不再适用的地方，因此它就成为了谬误。
这就是启蒙运动发生的情况。理性和现实的二分法在针对自然现象时极其成功，但是运用到人类领域，就导致了谬误。
启蒙谬误深深根植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它导致波普尔宣布同样的标准同时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导致经济学家利用牛顿物理学来创建经济模型。无论波普尔优雅的科学方法模型，还是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都没有认识到反身性。更糟的是就连我，发现（或发明）了反身性的人，没有认识到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概念实际上是基于如下隐藏假设的，即认知函数优先于操纵函数，在他看来，我们在努力寻找真相，而不是简单地操纵人们去相信我们希望他们相信的事情。
启蒙谬误根植于有效市场假说，以及该假说的政治衍生物暨市场原教旨主义之中。在这两个思想的谬误在金融系统的崩溃中一览无余。但我发现的那个开放社会的缺陷却不那么引人注目，因为这个概念没有如同有效市场那么广为接受，但对我个人而言却是翻天覆地的。它迫使我重新考虑开放社会的理念。
我没有放弃我对开放社会优势的信念，但我知道这需要更强大的论据来巩固它。波普尔想当然地认为，在一个开放社会中，认知函数天然优先于操纵函数，我现在相信，如果一个开放社会要蓬勃发展，就必须明确保证认知函数的优先地位，它不是天然的，而是必须通过努力去保证。让我解释一下我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治活动不是为了发现现实（即认知函数），而是为了要当选和继续掌权（即操纵函数）。因此，自由的政治活动并不一定会比压制不同政见的专制政权产生更明智的政策。
更糟糕的是，在政治斗争中，为了操纵现实，承诺遵循事实已经成为了障碍。布什政府掌握了强大的右翼宣传机器，没有任何必要去尊重事实。这反而给了它决定性的优势，让他可以轻易地对付掉那些更加传统的政治人物，这些人还在受着启蒙谬误的影响，受限于事实，无法放开手脚。
Frank Luntz，最成功的右翼宣传家之一，公开承认他在设计口号时使用的教科书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作为一个开放社会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