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苏联前，潘汉年就被确定为王明与博古之间的秘密联络员。（5）
1933 年1月，博古到达瑞金，意味着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了瑞金。5月间，丁玲和潘汉年堂兄潘梓年同时被捕。由于这两人都与潘汉年极为熟稔，潘汉年便面临更大的 险。于是，党组织决定潘汉年也离开上海到“苏区”工作。这样，6月间，潘汉年也到了瑞金。在这种时刻将潘汉年调离上海，也应该视作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对潘汉年的特别爱护。情报工作是潘汉年的本职。越是形势险恶，越需要潘汉年这样的人在上海为党工作。但博古显然不愿意潘汉年出事。潘汉年此时已有了另一重身份。他不只是中央特科的领导人，还是王明与博古约定的秘密联络员。当然，这一重身份，只有王明与博古知道。博古当然不能拿这秘密联络员冒险。秦福铨书中说，看到潘汉年也终于到了瑞金，博古喜形于色，“留潘汉年同宿”，连床夜话，亲如兄弟。王明赴苏联前要博古“切记”的三件事之首，是牢牢控制住“中央苏 区”，要确保这块“苏区”成为中央的根据地。以瑞金为政治中心的这块地盘，本来实际掌握在毛泽东这一派人手里。现中央机关迁到了瑞金，当然中央要把这块地 盘直接管起来。如果中央信任毛泽东，那毛泽东的日子还会好过些。但王明、博古这些在苏联的油锅里炸大了的面筋，根本就看不起、也根本就不信任毛泽东这种 “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坚信山沟里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他们确信毛泽东不可能懂马克思主义。于是，博古中央一到瑞金，便将毛泽东在政治上边缘化，便剥夺了毛泽东手中的实际权力。博古虽然比毛泽东小十四岁，但他是中央负责人，又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撑腰，毛泽东只能打落门牙往肚里咽，心情是极其郁闷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共党史常识。潘汉年虽然没有到苏联去吃过面包，但他一到瑞金，就与这些从苏联回来的人打得火热。张云所着的《潘汉年的一生》有这样的叙述：“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在一个小楼里办公。潘汉年与时任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住楼上，博古与陈云住楼下。虽说这批职业革命家都是中共党内的高 级领导人，但他们毕竟还很年轻，加上这年夏天中央苏区正处在第四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间隙之间，于是每天晚饭前后，他们常常聚集在树下草地上唱唱山歌，还搞些体育活动，爱打篮球的，吆喝一声就上球场去了。潘汉年喜欢打乒乓球，楼下客堂间用方桌子拼成的球台，就是他和陈云、张闻天等人一起活动的地方。尽管那时中央苏区的生活艰苦是出了名的，这儿与十里洋场上的上海更不能相提并论，但同志之间亲亲热热，潘汉年感到十分愉快。”（6）这真是几家欢笑几家愁！正在“愁”着的毛泽东，当然看见了他们的笑脸，听见了他们的笑声。他当然也看见和听见了潘汉年的笑，并且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里。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发动了反击。虽然反击的力度很大，但对于毛泽东来说，其实还是拿捏着分寸的。在这次会议上，博古被拉下了马。但毛泽东自己并没有登上“总书记”的宝座。取代博古的，是“国际派”的第三号人物张闻天（洛甫）。毛泽东
知道，现在还不是与“国际派”决战的时候。现在还只能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正因为在此前的“长征”途中，毛泽东一定程度上争取了张闻天、王稼祥这几个“国际派”的同情，他才能在遵义会议上把博古拉下马。毛泽东虽然没有成为名义上的党首，但毕竟回到了最高决策层，尤其把军事指挥权完全夺回了。这当然是中共党内的重大事件。前任党首博古，于公于私，都必须对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共产国际有个交待。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组织原则上说，张闻天取代博古的决议，也必须共产国际批准方可生效。而此时， 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通讯早已中断。事先确定的秘密联络员潘汉年便派上了用场。在这一点上，王明还真算有先见之明。遵义会议后不久，博古便找来潘汉年密谈。据秦福铨书中说，博古将遵义会议的整个过程介绍得十分详细。博古本就是要潘汉年赴苏联汇报遵义会议情形，又不能用文字材料，一切都要靠潘汉年记在脑中，详细向潘汉年介绍会议过程，这是正常和必要的。博古说明了自己为何交权、为何让毛泽东回到权力中心。秦福铨说：“博古和潘汉年，两人推心置腹地谈了近四个小时，谈着谈着，两人都流泪了。”（7）放弃最高权力，对于博古来说当然不好受，否则就没必要哭了。而作为博古的莫逆之交，博古的下台，莫非也让潘汉年有兔死狐悲、唇亡齿寒之感？反正这一天，两个小同乡相对而泣了。
博古派潘汉年赴苏联请示，毛泽东当然十分关心。如果共产国际不批准会议决议，那就一切都是白费劲。当然，潘汉年被博古选中，无疑又一次让毛泽东感到潘与王明集团的关系非同一般。仅仅派潘汉年一人赴苏联，毕竟很不保险。万一潘汉年途中出事，岂不糟糕。博古与周恩来商定，再派陈云赴苏，由周恩来向陈云交待任务。 潘、陈两人当然分别行动。1935年2月上旬，潘汉年化装成商贩出发，于是年9月中旬才到达莫斯科，途中竟走了七个多月。据秦福铨说，王明听了潘汉年的汇报后，对博古交出最高权力表示遗憾；但最高权力交到了张闻天手中，又让他觉得情形还不算太糟。张闻天毕竟也是他那个集团中的要角，也算肥水没流外人田。政治上毕竟还稚嫩的王明，不知道遵义会议其实就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张闻天的最高权位，很快便形同虚设。此后，他那个“国际派”将一步步走在下坡路上，再无呼风唤雨的可能。
四
在潘汉年、陈云奔赴莫斯科途中时，共产国际的政治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号召和要求各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强调“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 党人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在于努力建立反帝人民阵线的工作”。根据这种精神，中国共产党就应该积极实现与国民党的再次合作，与国民党建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的人民阵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明起草了著名的
《八一宣言》，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 号。顺便说一句，王明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会上，王明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主席团全部成 员四十二人，其中有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这意味着，王明与斯大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同日而语”了，可以“并驾齐驱”了；意味着王明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了。据说，在宣布主席团名单时，王明的名字同斯大林的名字一样，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8）这一刻，王明一定体验到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幸福。没错，这种幸福此前不曾有过，此后也不会再有。不过，当王明1937年11月在延安从天而降时， 还是带着在共产国际“七大”上获得的荣耀和光环的。他不只是以中共领导人的身份回到延安，还是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身份来到延安。这也就解释了毛泽东为何对 其表现得那样恭敬。国际共运的领袖，这身份令毛泽东不得不表现出某种敬畏。
共产国际策略的转变、《八一宣言》的基本精神，需要及时传达给在国内的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已批准张闻天为中共负责人，也必须尽快让国内的中央知晓。1935年10月，王明决定潘汉年、张浩两人回国，传达这些指示和精神。当然，潘、张两人必须分头行动。
在潘汉年离开中央赴苏联期间，中共内部又发生了严重变故，也即张国焘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中央发生了分裂。1935年6月，毛、张、周们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合。会合后，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毛泽东们与张国焘发生根本分歧。毛泽东们主张北上，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后来，张国焘终于率红四方面军独立行动，并于1935年10月在四川桌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张国焘的气焰之所以如此嚣张，就因为他手中的军事实力远胜于毛泽东们。
这时，张闻天虽然名义上是中央负责人，但实际的决策者已不知不觉间成了毛泽东。张国焘另立中央，甚至宣布毛泽东的中央为非法，这对毛泽东来说，当然是极为头痛的事。毛泽东与“国际派”较量，依靠的是在军中的威信。“国际派”在军中几乎没有影响，这是他们终于败给毛泽东的重要原因。但毛泽东却无法靠军中的威信 战胜张国焘，因为张国焘统率的红四方面军，在人数上数倍于毛泽东指挥的军队。正在毛泽东忧心如焚之际，张浩从莫斯科来到了他身边。
张浩，本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早年加入中共。1931年1月被派赴共产国际工作。这次，王明派其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八一宣言》精神，受命后，张浩立即起程。1935年11月，张浩到达陕北。张浩是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这使毛泽东心头一亮，马上想到了制服张国焘的妙策。秦福铨书中说，1935年 12月的一天，毛泽东找张浩密谈，请求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致电张国焘，说明自己是受共产国际之命回国解决中共内部的分裂问
题。但张浩一开始拒绝了毛泽东的请求，因为共产国际根本不知道中共内部的这档子事，根本不知道张国焘另立了一个中央。1936年1月，毛泽东再次约张浩密谈。毛泽东强调，分裂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共产国际既然已认可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负责人，那张国焘另立的中央就自然没有合法性，也自然是共产国际不能承认的。共产国际虽然没有授权张浩解决中共内部的分裂问题，但张浩即便“假传圣旨”，也并不违背共产国际的“圣意”。应该说，毛泽东这番话，并非全无道理。张浩终于被毛泽东说服，于是连连致电张国焘，声称共产国际要求张国焘取消他那个另立的中央，归顺陕北的中央。张国焘不能不买共产国际的账。没有共产国际的认可，他那个中央就是非法的，他那支军队就会被国共两党都视作是“匪”。秦福铨书中说：“张浩用共产国际名义发给四方面军的指示，全是冒名的。这个秘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毛泽东和张浩两人知道。”（9）
张浩致电张国焘事，肯定是真的，因为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说到了此事。当然，说法与秦福铨稍有出入。张国焘说，张浩一到陕北，“立即致电给我”，并且此后“电报源源而来”。据张国焘说，张浩向其详细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关于分裂问题，张国焘这样叙述张浩的电报意见：“林育英鉴于全党政见已趋于一致，复电提议党的统一。他指出过去毛儿盖的争论以及后来两个中央的对立，虽属不幸，但在他看来，这是苏维埃政策应改而未改以前的难免现象。现在不宜争辩已往是非，应急谋党内统一。陕北同志已同意他的建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由他暂时担任双方的联络人。他的任务是根据这个政策，使双方行动密切配合起来。”（10）从张国焘回忆看，张浩出面解决分裂问题，确有其事。按张国焘的说法，张浩并未劝其“归顺”陕北，只是说双方都不再以中央自居。张国焘的这种说法，有些可疑。共产国际既然已经认可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负责人，那就意味着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央是唯一合法的“中央”。既然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央是唯一合法的，那当然有权力以中央的名义命令张国焘。张浩如果真的提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那倒真是在对抗共产国际 的“旨意”，张浩应该不会干出此等事。再说，这样的提议，十分滑稽，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能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不管张浩致张国焘电报具体说了些什么，反正张浩在解决张国焘闹分裂问题上，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帮了毛泽东的大忙。那么，理应与张浩同时起程回国的潘汉年呢？
五
当张浩已然到达陕北时，潘汉年还没有从莫斯科动身。接受王明回国的命令后，潘汉年先到共产国际情报部门学习一种新的密码编制方法，并默记一套新编密码，以供回国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络之用。密码不能记于纸上，只能牢记在脑中。背熟、默写、烧毁；背熟、默写、烧毁，这个过程要反复进行。一字一码，都必须钉子 一般钉在脑中。做到这一点，便
用去了三个来月。正在潘汉年打算启程时，南京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在蒋介石授意下主动与王明接触，就国共再次合作 的可能进行试探。王明命潘汉年代表中共与邓文仪晤谈。潘、邓晤谈了三次，时间是1936年1月，最后商定于这年七月在南京举行国共正式会谈，国民党方面将 由陈果夫、陈立夫出面。正当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谋求与国民党再度合作时，蒋介石主动伸出了橄榄枝，这令王明十分兴奋。当然，蒋介石之所以有如此举动，也一定是因为已知晓了共产国际策略的转变。如果与中共再次携手，就可能在抗击日寇中得到苏联的援助。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多么需要援助。在王明与邓文仪的晤谈取得 初步成果后，王明便催促潘汉年尽快回国，向张闻天汇报与邓文仪接触情形，并要张闻天将实现与国民党的再次合作当作头等大事。
潘汉年于1936年2月下旬离开莫斯科。原打算取道希腊，但因希腊发生政治动荡，船未能靠岸即返回。直到四月上旬，潘汉年才从陆路到巴黎，再从马赛乘船，五月中旬才到达香港。到达香港后，潘汉年才获悉中共中央已到了陕北。但潘汉年并未立即与陕北联系，而是按与邓文仪约定的方式，向陈立夫发出信息。在陈立夫的安排下，潘汉年顺利到了南京。潘汉年到南京时，已是七月下旬。潘汉年本来打算自己代表中共与陈立夫谈判。当陈立夫弄明白潘汉年并未与陕北联系、是在没有获 得陕北中央授权的情形下来到南京时，便拒绝与潘汉年见面，只派铁道部次长曾养甫与潘汉年敷衍了一番，并劝潘汉年尽快到陕北。这样，潘汉年才有些灰溜溜地离开了南京。
当潘汉年在香港与陈立夫联系并试图在南京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时，陕北的中央在他眼里仿佛是不存在的。这其实颇有些违背常理。而潘汉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王明的命令。陕北的中央是以张闻天为首，张闻天本是王明集团的要员，听从王明的命令就等于听从张闻天的命令。在潘汉年看来，在时间很紧急的情况下，执行王明的指 示而事先不经张闻天同意，张闻天决不会怪罪。但潘汉年不知道，陕北的中央，名义上以张闻天为首，但实际上已是毛泽东掌门。在毛泽东看来，潘汉年的此种行 为，说明他眼里只有王明而没有他毛泽东，说明潘汉年只认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而不认陕北的中共中央本身，说明潘汉年仍将王明的话当作“最高指 示”。这当然会令毛泽东极其不快。而国民党方面对中共的实际情形，似乎比潘汉年更清楚。蒋介石、陈立夫知道，与中共的合作，是与陕北中共中央的合作，而不是与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的合作。没有陕北中央的同意，没有陕北中央的授权，潘汉年作为中共代表就没有实际的合法性。再说，潘汉年试图代表中共直接与陈立夫谈 判，也同样是一种忘乎所以的表现。这两人在各自党内的地位根本不对等。“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陈立夫是国民党的实际掌管者，而潘汉年只是中共党内的一个情报专家，一个信使。陈立夫派一个铁道部次长与潘汉年相见，恐怕也意在提醒潘汉年注意自己的政治地位。后来，国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