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谈判开始，潘汉年在中共中央的授权下 先期与陈立夫接触，又是另一回事了。
1936年8月上旬，潘汉年到了陕北保安。他向张闻天汇报了种种应该汇报的事情。但他并没有单独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当然不会不在意。更糟糕的是，潘汉年一到保安，就有“拆台”之举。秦福铨书中说：“但潘汉年在向张闻天汇报中，回答张闻天的询问时，说他对张浩的‘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感到怀疑。毛得知后，对潘的‘直率’很不满，对潘的迟到，尤其是对潘汉年途经香港时，没有明显的理由滞留二个月，更是不以为然。”（11）严格说来，张浩与潘汉年一样，只是信使而不是代表。张浩是共产国际的信使，潘汉年是王明的信使。当张浩在毛泽东的怂恿下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时，当然是一种“僭越”。潘汉年对此质疑，张浩会感到难堪，而毛泽东则一定很恼怒。
潘汉年到达保安后，中共中央便将与国民党谈判一事提上议事日程。秦福铨书中说，在决定派谁先期与陈立夫接触一事上，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有过争议。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都主张派潘汉年，而毛泽东则表示反对。秦福铨写道：
当天休会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毛还说：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汉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12）
这让我们明白，早在1936年8月的时候，毛泽东就对潘汉年下过“不可信用”的断语。1955年4月在北京，不过是重复十九年前在保安说过的话而已。当然，十九年前在保安，毛泽东还没有能力下达“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指令，如果能够，潘汉年可能在1936年就被逮捕审查了。
争议的结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意见占了上风，还是决定派潘汉年先期与陈立夫会谈。这说明，在1936年的时候，虽然毛泽东已是中共实际的核心，但还没有到一言九鼎的地步，不然以后的“整风”或许就没有必要了。
1936 年9月下旬，潘汉年离开保安前往南京。秦福铨告诉我们，临行前博古约潘汉年密谈。我们记得，当遵义会议后潘汉年启程赴苏联前，博古与潘汉年有过一次深谈。那一次，博古把遵义会议的详情、把党内斗争的最隐秘的细节，都对潘汉年和盘托出了。从那时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党内又有过几番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中共甚至几近分裂。博古此番约潘汉年谈话，首先就是要把这期间党内斗争的详情以及现在中央的权力格局，向潘汉年说明。不过，博古这次向潘汉年交底，与 次性质有所不同。上次向潘汉年详细介绍最高层的斗争内幕，还可以理解为是通过潘汉年传达给王明和共产国际，因此也不能说是违反组织
原则。但这一次，博古向潘汉年透露高层机密，却纯粹是出于私人友情，是为了让潘汉年知道在党内应该怎样立身处世。从这也一点也可看出，博古与潘汉年，的确交情非浅。
六
在这次密谈中，博古也对潘汉年有所批评。秦福铨说，博古首先指出潘汉年不该比张浩晚九个月才到陕北。张浩一到陕北，就问潘汉年是否到达。毛泽东等人才知潘汉年也要回来。他们等啊等，等了一月又一月，潘汉年仍杳无音信。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装在潘汉年脑子里。潘汉年的脑袋不出现在陕北，中央与共产国际就联系 不上。这期间，急不可耐的毛泽东只得又派邓发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所以，博古对潘汉年说：“你说毛能不生气吗？”（13）
潘汉年到陕北保安后，言必称王明，这也被博古认为不妥和失策。当潘汉年向张闻天汇报时，口口声声把与国民党的合作说成是王明下达的指令，这令毛泽东十分反感。王明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抑或仅仅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机构抑或仅仅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在这时期，毛泽东开始强调：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只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而王明仅仅是一个派出机构的领导人；中共 中央有权撤换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和成员。一年多之后，王明到达延安。
博古还向潘汉年介绍了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毛泽东怎样在周恩来的配合下，以“篝火狐鸣”的方式获取了“用兵如神”的美誉，从而在军事上具有了最高的权威性。张国焘闹分裂的内情，博古也对潘汉年做了说明。据秦福铨说，博古如此告诫潘汉年：“你这次身负重任前往白区和陈果夫谈判，凡事要提高警惕，谨慎从事，大事小事先报告周恩来，批准后再办。千万不要独自行动，自作主张，否则后果难测，小则不被使用，大则祸从天降，千万注意别出差错。再有一件事，就是今后我们两人少来往，你不论走到哪里，不论遇到什么情况，见到什么人，写文章谈话??一概不要谈到我。毛泽东生性好疑，最近他对周恩来说，你是我的人，这对你今后很不利，我也不想有山头，这件事的确给我们敲响了警钟。”（14）博古之所以告诫潘汉年凡事要向周恩来请示、不要擅自行动，当然是针对潘汉年擅自往南京、试图以中共代表身份与陈氏兄弟会谈而言。如果考虑到1943年潘汉年在南京擅自与汪精卫会晤，就该认为博古的这番告诫是十分宝贵的。博古于1946年4月死于飞机失事。他如果活到1955年4月，看到潘汉年因又一次自作主张而祸从天降，会痛惜不已吧。
博古要潘汉年从此与自己少来往，用今天的话说，要潘汉年与自己进行“切割”，确实是出于对潘汉年的爱护，不愿看到潘汉年的政治命运受自己连累。秦福铨说：“1936年9月24日，潘汉年离开陕北前往南京。以后博古和潘汉年之间，除了公务，再没有私交了。
（15）可以想见，潘汉年是怀着很沉重的心情离开陕北的。以后，随着王明、博古等人所受打击日益沉重，潘汉年的心情也日益沉重。1936年的时候，潘汉年就已经知道毛泽东对自己很没有好感、很不信任，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时毛泽东已经是党内核心人物，潘汉年的心头不可能不有着一片阴影。此后，毛泽东的权势越来越大，并最终成神成圣，而潘汉年心头的阴影当然也越来越浓重。潘汉年的头上，一直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带着沉重的心情、带着心头的阴影，潘汉年参加了国共和谈。国共再度“合作”后，潘汉年又回到了情报战线。1939年，潘汉年重返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当年在上海，潘汉年的情报工作是以国民党为对象。如今，上海已为日军和汪伪控制，潘汉年的使命则是获取日伪情报。此时的上海，日本人和汪伪都建立了情报机关。日本人的“梅机关”和汪伪的“76号”，都臭名昭着。“梅机关”实际上是日本在中国的情报基地，其创办者和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是日本在华的特务头领。除 “梅机关”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也建立了一个情报机构，由先任副领事后任领事的岩井英一负责。汪伪的“76号”，由丁默邨、李士群掌管，是令人闻之色变的魔窟。潘汉年在上海，与日本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都建立了直接的联系，甚至当面接触，甚至与影佐祯昭也见过面。潘汉年与日伪特务接触，是想获取情报。要从日伪特务手里得到情报，就必须用他们所需要的情报交换。潘汉年这时期与日伪特务的情报交易，是十分有趣的。尹骐所着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这样叙述潘汉年与日本特务的交易：“数日之后，岩井英一就约请潘汉年在虹口一家日本餐馆见面??席间，岩井向潘汉年询问了一些香港和重庆以及整个大 后方的情况。潘汉年适度地讲了一些香港和内地的概况，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其他各党派的情况，还讲了一些苏联、美国和英国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等等。岩 井对这些情况显然很感兴趣。虽然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机密信息，而大多属于新闻背景资料和时事观察分析，但潘汉年的侃侃而谈和独到的评述，还是令岩井听得津津有味。”（16）按这位作者的说法，潘汉年是在用没有价值的信息从日本特务那里骗取有价值的情报，这恐怕有点说不过去。日本人的“特务水平”之高、间谍技术之强，是世界公认的。中国现代杰出的军事学家蒋百里，堪称日本通，他曾说过，日本男人最适合当特务、日本女人最适合当护士。岩井英一是一个特务机关的首领，他的上司是影佐祯昭。他们怎么可能轻易被骗。如果潘汉年的确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有价值的情报，他们也一定从潘汉年那里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日本人不可能做亏本生意。
潘汉年在上海与岩井等日本特务来往时，虽化名“胡越明”，但他的真实身份，日本人其实是很清楚的。尹骐写道：“岩井这个人是很值得注意的，他既然已经从袁殊的报告中知道‘胡越明’的真实身份就是中共要员潘汉年，何以又会答应让袁、潘合作共同开展情报工作，并且一直不点破潘的真实身份，而且装出很相信‘胡越明’是一位普通左派人士的样子，
放手让袁、潘去从事情报活动呢？这正是岩井这个职业情报主管和普通日本特工人员的区别。”（17）岩井能识破潘汉年的伪装，说明确非等闲之辈。潘汉年连自己的真实身份都瞒不了岩井，能用没有价值的情报哄岩井吗？
关于潘汉年与岩井等日本特务来往的情况，尹骐书中还有这样一些叙述：“以后每半月要交给小泉清一的情报，在潘汉年的指导下??负责编写，内容以大后方情况为主，包括国共合作情况，美、英、苏在香港和重庆的活动情况，等等。不用说，这类情况的编写必须仔细斟酌，不能太有价值，也不能没有价值。”“他（岩井英 一）当然会想到潘汉年这位中共情报官员会利用袁殊和‘岩井公馆’猎取日、汪方面的情报。但他更重视潘汉年所能为他提供的有关中国内地以及重庆政府和苏、美等大国关系的情报。”“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试探和商讨，潘汉年通过袁殊和日本情报机构‘岩井公馆’及其主持者岩井英一之间便建立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 袁殊不断从‘岩井公馆’搜集情况供给在香港的中共情报机构；潘汉年则以胡越明的名义在香港定期为‘岩井公馆’提供情报。互相利用，各取所需，这正是情报战场一种特殊的政治游戏和智慧角逐。”（18）
七
香港沦陷前，潘汉年以香港为情报工作的根据地，自己则常往来于港沪之间。香港沦陷后，潘汉年决定到上海定居，并向岩井英一寻求保护。尹骐说，潘汉年“希望岩 井能为他的人身安全提供必要的保证”。而“岩井经过两年和潘汉年的交往，已经清楚潘汉年的特殊身份和他的不寻常的活动能量。他知道潘汉年在内地的情报班子 和在上海的情报干部必将继续发挥作用，因此，他当即答复说：‘我们欢迎胡先生继续和我们合作。就请胡先生给我们拟一份在上海开展工作的计划，我们仍将在经 费上给予必要的支持。至于胡先生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为你办一个特别证件，就不致引起麻烦了。’潘汉年当即表示同意。”于是，“第二天，潘汉年便拿到了一 张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上面明确写着：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这就等于是一张‘护身符’了。同 时，岩井还以自己的名义在汇中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供潘汉年使用。这无疑为潘提供了一个既安全又方便的活动条件。”（19）潘汉年这样与日本人合作，这样寻求 日本人的照顾和保护，应该都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如果说潘汉年其实是以真实身份与日本特务来往，那他与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接触，就更不可能掩盖自己的本来面目了。因为李士群原本也是共产党人，对潘汉年是非常熟悉的。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曾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上海大学，1925年加入中共，后又在苏联学习，与潘汉年是同龄人，也是同时期参加“革命”、成为中共党员的。从苏联回国后，李士群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逮捕，立即“叛党”，成为“中统”
特务。1938年李士群干脆“叛国”，当起了日本人的鹰犬。1939年参加汪伪集团。汪伪政府成立后，李士群当过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委员、行政院警政部长、特工总部主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清乡委员会驻苏州办事处主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部长、江苏省政府主席。李士群权欲熏心、盛气凌人，不断地伸手要权要官，汪伪政府中主管警察和特务的周佛海常感头痛，汪精卫也对其无可奈何。终于，连日本人也觉李士群难以驾驭，遂于1943年9月将其毒杀。周佛海是李士群的顶头上司。读周佛海日记，知李士群被日本人除掉，周佛海非但没有恼怒，反而松了口气。
知道了李士群的人生经历，我们就明白：潘汉年与李士群，相互是知根知底的；这两人打交道，谁也别想糊弄谁，谁也别想白占便宜。1942年2月，在上海愚园路李士群寓所，潘、李有了第一次见面。这次见面时，李士群指定手下的胡均鹤负责与潘汉年联系。胡均鹤是苏州人，亦于早年加入中共，当过共青团中央局书记。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党，成为“中统”特务。抗战爆发后，胡均鹤以“中统”特务的身份在沪宁从事地下工作，后被李士群的“76号”逮捕，旋即叛国，成为李士群手下的干将。由这样一个当初也是党内同志的人与自己联系，潘汉年当然很高兴。至于胡均鹤，也乐意与潘汉年接触，为的是万一共产党得了天下，自己有条活路。胡均鹤的政治身份是很暧昧的。据张云《潘汉年的一生》中说，胡均鹤还是东北抗联名将赵尚志的妹夫。赵尚志的父亲是胡均鹤的岳父，胡均鹤对老丈人的生活多有照顾，也直接帮助过东北抗联。（20）
潘 年这时期在上海活动，与日伪周旋，有的读物把这写得很危险，像是刀口上舔血，是脑袋系在裤腰带上。但其实是毫无危险的。他比一般百姓安全得多。日本军、宪、警都不能动他，汪伪人员又岂敢太岁头上动土。何况，他同时与汪伪特务头子也开始了合作呢。周佛海日记中，亦有与潘汉年有关的记载。1943年3月2日日记中写道：“筱月来，谈共产党不满渝方，欲与我政府合作。前曾派潘汉年在沪与李士群接洽，嗣因李政治上无力量，改派筱月之戚来此，与余相见等语。因身体不适，后改期再谈。”（21）筱月即邵式军，是周佛海的手下人员。渝方即重庆。筱月之戚名冯龙，时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科长。按周佛海的说法，潘汉年、冯 龙等来沪宁，是谋求与汪政府“合作”，并非刺探情报。数日后的3月8日，周佛海见了冯龙，这天日记写道：“六时，筱月带冯龙来见??渠言来沪系奉毛之命 令，仅其最上层三四人知之晤余，甚快即当返回延安报告等语。谈一小时辞去，其用（意）何在，殊难揣测，当一面与之周旋，一面监视其发展也。公博对此事亦颇 注意，允与冯晤谈。”（22）1943年8月13日日记中，写道：“邵式军来，谈冯龙联络问题。”（23）从周佛海日记看，当时中共方面与汪伪的联系，并不只有潘汉年这一条线。
前面说过，1936年9月，潘汉年离开陕北时，心情是沉重的，心头是有着浓重的阴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