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雨果“美丑对照原则”
法国大文豪雨果在其《克伦威尔序言》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美丑对照原则”，他的《巴黎圣母院》就是运用这一原则的典范作品。“美丑对照原则”，通过对比表现被扭曲的社会及被扭曲的人，即批判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不同阶级。主张将两种对立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有效地突出两者之间的矛盾，构成一种巨大的反差，从而更为深刻地揭示出两个事物相反的本质特征。雨果在其《巴黎圣母院》中，将他的美丑对照原则运用到了一种极至“作品中的美与丑不是简单的对立对比，而是错综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尖锐的矛盾和强烈的冲突”女主人公爱斯梅拉达是美的化身，从相貌到内心都展示出美仑美奂的典型，敲钟人伽西莫多外貌奇丑而心地纯洁善良；副主教克洛德外表道貌岸然！内心阴险狠毒，卫队长弗比斯外表潇洒风流！内心卑鄙自私“这几个人物本身就有着显著的对照特征。爱斯梅拉达内外映衬，相辅相成，完美和谐；伽西莫多丑陋的外貌蕴涵着高尚的心灵；克洛德与弗比斯则是以好看的外表反衬出丑陋的灵魂“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与鲜明对比：在爱斯梅拉达的至善至美和伽西莫多的外丑内美面前，克洛德显得格外的丑恶不堪，弗比斯也尤为卑劣琐屑”这里，美丑对照的运用，达到了理想化的效果，爱斯梅拉达与伽西莫多这两种类型的美好形象在丑态人物的反衬下，更为鲜美艳丽！光彩照人；而克洛德与弗比斯这两个丑角在美好人物的光照之下，更显形象猥亵！灵魂肮脏，令人作呕“而以丑为美的理论，是作者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美学领域的具体表现；它强调的是丑中有美，视丑为美，变腐朽为神奇，让丑的事物也显示出美的一面。”
二、法国古典主义的基本特征。 第一，在政治上拥护王权
法国专制君主制是古典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法国的“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马克思语)，因此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因素。在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它是两个阶级之间的“表面上的调停人”(恩格斯语)，不但制止了割据和纷争，统一了国家，而且还保护过资本主义工商业，促进了它的发展。
第二，在思想上崇尚理性 17世纪是理性主义的时代。
哲学家笛卡儿(1569—1650)提倡唯理主义。他强调理性万能，认为理性既是知识的唯一源泉，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强有力地冲击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的权威。他还认为人类的各种情欲会使人抛弃真理，因此他主张以理性来克制情感。 第三，在创作上遵循古典
古典主义作家如同中世纪的但丁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一样，特别崇尚古希腊罗马文学。古典主义作家“是依照他们自己的艺术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转引自蒋承勇主编：《外国文学》)，他们在创作中尽可能地遵循和模仿古希腊罗马文学。
这主要体现于两点：一是他们基本上从古希腊罗马文学中选取题材，二是把古希腊罗马文学中的某些方法奉为不可冒犯的清规戒律。
四、对《复活》中两个主人公的精神复活做比较。
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女主人公玛丝洛娃精神的复活。小说中多次写到，在聂赫留朵夫身上，精神的人与兽性的人经常在较量。
1.忏悔贵族的典型意义。
聂赫留朵夫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典型。这个形象概括了俄国民主革命中贵族阶级叛逆者的本质特点。作家借助聂赫留朵夫的眼睛，透视出了俄国社会的各种阴暗面。聂赫留朵夫以忏悔赎罪开始，以皈依宗教告终，因此托尔斯泰认为他在精神上复活了。但由于作者世界观存在着矛盾，小说大力宣扬：“不以暴力抗恶”、“道德的自我完善”、“宽恕”和“爱”等一系列的托尔斯泰哲学，甚至把解决社会矛盾的希望完全放到《福音书》上，这就反映了他的革命软弱性和不彻底性。 2.被欺凌的典型意义。
玛斯洛娃是下层劳动妇女的典型，其凄凉身世和不幸遭遇，堪称是十九世纪末俄国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她的形象与之前托尔斯泰笔下的妇女形象不同。作者第一次采用下层人民作为作品的正面人物来写。她是一个由精神上觉醒而走向新生活的女性。她的精神复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国民众的觉醒。
3.忏悔贵族复活的内容。
聂赫留朵夫道德上的忏悔和逐步完善，是他精神“复活”的体现。他的“复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的精神复活的开端。作为陪审员的他，在法庭上认出了十年前被自己引诱的玛丝洛娃，这种意料不到的巧遇是他转变的契机。第二阶段，是聂赫留朵夫灵魂的逐渐复活。世界观转变的托尔斯泰把解决社会矛盾方法寄托在“理想”贵族地主身上。而聂赫留朵夫就是托尔斯泰笔下理想贵族的代表，他是托尔斯泰思想的代言人。第三阶段，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复活是以在《圣经》中找到灵魂的归宿而告终的。西伯利亚之行，由于同群众和革命者的接触，他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4.被欺凌复活的内容。
玛丝洛娃的复活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表面上看，她的精神复活也同样经历了纯洁、堕落、复活三个阶段。但与聂赫留朵夫不同，玛丝洛娃复活的本质并非在于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而是回到人民队伍中。首先是开始苏醒阶段。第一次的重逢，是他们情感的大碰撞。当聂赫留朵夫开始向她忏悔时，她根本就不相信。第二阶段是玛丝洛娃灵魂转变阶段。在聂赫留朵夫的真诚忏悔和赎罪行为的感召下，她的精神状态慢慢发生了变化，爱情和良知开始复活了。第三阶段是玛斯洛娃精神上的彻底复活，走向新生道路的阶段。在到达彼尔姆以前，玛丝洛娃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感到十分痛苦。作者在塑造这个形象时，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表达了作者对统治阶级的控诉和批判。她的精神复活，实际上就是托尔斯泰主义的胜利。
三、结合作品《高老头》父女之间的关系。
他的父爱是交织着封建宗法观念和资产阶级的金钱高老头的父爱并不单纯，而带着阶级的复杂性，法则的。爱天经地义，从封建宗法伦理道德观出发，着往上爬的虚荣心，把对女儿的“父道”是家庭、社会的轴心；但他又怀他认为父女之抬高地位的手段，结果，原本高尚的感情变得庸俗、“爱”作为攀援名贵、猥琐。 也是时代的必然产物。高老头的父爱的悲剧，既是个性发展必然结果，
乎疯狂的父爱，一方面是由于他心理偏执的近由于社会的发展，使他成为父爱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又他成为社会的牺牲品。使他与社会行为准则脱节，在道德上，高老头并没有完全
从而使接受资产阶级一套，还拖着一条“宗法道德的尾巴”。从内容到形式，高老头的父爱都是基于这种宗法道德观念，因受到资本主义金钱关系的无情冲击，而呈病态、畸形的。它是两种社会交替时期的产物。他的父爱交织着封建宗法观念和资产阶级的金钱法则。因而具有自我抹杀性，正如高老头自己所说：“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纵容她们把我踩在脚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