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执着的理念非常重要，但光有理念还不够。所有的领导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现实环境中展开的，成熟的领导力，除了理想的追求之外，一定还需要清醒的现实取向，需要有在现实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曾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曾说，曾国藩“一生三变”：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 程朱，即程颢、程颐兄弟与朱熹，是理学的大师；申韩，即申不害与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黄老，即黄帝与老子，是道家的别称。欧阳兆熊的这段话，很好地点出了曾国藩的领导力从“儒”到“法”再到“道”——实际上是从理想到现实再到成熟的螺旋式成长轨迹。 曾国藩在北京为官的时候，是以理学为自己的修养之道。理学对其领导力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理学何为？理学就是要“学做圣贤”。曾国藩一生以“做圣贤”为自己的追求，他的格言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曾国藩认为人生只有两个境界，要么是圣贤，要么是禽兽。所以他逼着自己一定要进行品格的提升，要达到道德完美的境界，达到圣贤的境界。可以说，追求卓越是他一生最大的价值驱动力。只有具有这样追求的人，才会真正成就伟大的事业。 理学对曾国藩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卫道”的强烈使命意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真正的儒生都会有强烈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传承孔子以来道统的意识，所谓的“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然而太平天国信仰的是天主教，并
以天主教来打击孔子的文化地位，所到之处都烧孔庙、烧诗书，甚至宣布上帝罚孔子在地狱里扫厕所。孔子在中国读书人的心中是“万世师表”，太平天国的这种做法无疑激起了当时知识分子强烈的仇恨，必欲灭掉太平天国而后快。曾国藩正是这些读书人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以“卫道”为旗号，号召仇恨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即所谓的“抱道君子”，奋起与太平天国对抗。这样一来就把一场军事的战争，变成了一场文化上、价值上的“卫道”的战争，这也就使得湘军变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这是曾国藩能够成就事业的根本因素。 在中国文化中，儒家一直扮演着主体的角色，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价值的追求，是一种正面的导向。但是，儒家也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儒家是以“道德”为核心的，相信的是道德的力量。但是现实的世界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因而理想主义色彩过浓的儒生，往往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无法把事情做成。因此，对于必须在现实世界中把事情做成的曾国藩来说，只靠儒家的价值理念，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曾国藩出来统帅湘军、带兵打仗，“一变而为申韩”，开始运用法家的理念施为。法家与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理解儒家的核心是一个“德”字，那么理解法家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利”字。如果说儒家相信人性有向善的可能，相信道德的力量，强调的是人性理想的一面，那么法家相信的则是人性本恶，人是有求利的本性的，它强调的是
人性现实的一面。韩非子说：“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做车的工匠做好了车，就希望富贵的人越多越好；做棺材的做成了棺材，就希望人死得越早越好。并不是做车的道德多么高尚，做棺材的道德多么败坏，而是利益决定了他们的不同行为。这个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离开了利益两个字，你就无法真正理解人性，就无法真正去理解人、去激励人。 除了利益之外，法家所信奉的还有实力。儒家对道德的力量充满了自信，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往哪边去，草就会往哪边倒。用今天的话说，儒家相信的是道德的影响力、感召力，相信的是德化的力量。法家从来不相信这些，法家相信的是强制性的权势的力量，所谓的“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法家认为权势才真正具有让人屈服和顺从的力量，人的行为也只有通过强制的力量才能改变，所谓的“力弱则人朝，力强则朝于人”，在法家眼中，除了实力之外，没有什么是真正可以靠得住的。 此外，法家还强调争夺。儒家相信人是向善的，因而对人的良性互动抱有乐观的期望，强调的是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而法家认为这个社会的本质就是争夺，就是弱肉强食。争什么？争利益。靠什么争？靠实力。 与儒家相比，法家的思想非常现实。它把社会的本质血淋淋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它提
供给人们的是一种现实的取向。这就使得曾国藩一方面有着儒家的理想，但他的理想不再是一种理想主义，从而与一般的儒生有了区别。它使得曾国藩能够透过一些表面的温情脉脉，看清楚深层次的利害，对人情世故有更清醒的理解，从而达到所谓的“巨细周知，表里洞彻”，这无疑是他能在为官从政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而明白的意识的关键因素。 但是法家也有自身的不足。法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过于强势、过于冷酷、过于霸道、过于刻薄、过于自是、过于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时，这个特点充分表现了出来，他一方面对起来造反的百姓，效法“武健之吏”，以“严刑峻法痛加诛戮”，自己“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学习那些法家的酷吏，以严厉的刑法加以强力的诛戮，自己背上残忍严酷的名声也在所不辞；另一方面对待官场，则是“所办之事，强半皆侵官越俎之事。以为苟利于国，苟利于民，何嫌疑之可避？是以贸然为之”。所办的事情，大多数是侵犯与凌越其他人权限的事情，以为只要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利，有什么要避嫌的？所以不管不顾，放胆做去。 如此的逞强、霸道、自是，一定会导致别人的敌意与对抗。而一个人一旦陷入这种局面中，一定是要失败的。所以曾国藩在湖南和江西带兵时，陷入了极度紧张的人际关系中。他所到之处，与官场冲突不断，以至于到了“通国不能相容”的地步，最终败得一塌糊涂，被皇帝罢免了兵权，被迫回家守制，曾
国藩也因此跌到了自己人生的最低谷。 挫败一度使曾国藩陷入无尽的焦虑抑郁之中，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心意想做事，所到之处，官场却总是跟他作对，甚至连朝廷都对他弃之如敝履。 正在他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的朋友欧阳兆熊一席“歧黄可医身疾，黄老可医心病”的话，使他突然意识到，也许问题并不在别人，而在自己。曾国藩由此对自己此前的作为开始了长达近一年的反思，最后他终于意识到，问题其实就是出在自己身上。曾国藩跟他的弟弟曾国荃谈到自己这段经历时说：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图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我以前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可屈可伸，可行可藏。眼中所看到的，都是人家的问题。自从丁巳年到戊午年这期间的大悔大悟之后，我才知道自己一点本事都没有，凡遇事情看到的都是人家有几分道理。所以从戊午年到现在已经九年了，跟我四十岁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大约说来，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就是想要做事，要发愤图强，这样才能站得住；达，就是还要会做事，要办事圆融，这样才能把事做成。 巨大的挫折像一个熔炉，使得曾国藩有了一个自我反省并得以真正脱胎换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