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呈梯形，面积约12平方米，底部一腰坑，内殉一狗。墓有一棺二椁，棺内壁涂朱，外表雕花。随葬品丰富，铜器63件，礼器有鼎4、鬲1、甗1、簋1、觚1、斝3、盉1、盘1、小盘5、罍1，共计23件，还有铜兵器、铜工具等；另有玉器、陶器、木器等。墓内殉葬3人。级别较高的小型墓也多随葬青铜器，如郑州白家庄M3、残存青铜器鼎3、斝2、觚2、爵1、罍1。此外，大部分的小墓无椁，有棺或无棺，多无随葬品。
商代晚期墓葬分大、中、小三型。大型墓发现于殷墟和山东益都苏埠屯。多有墓道，有东西南北四墓道的“亚”字型，南北二墓道的“中”字形，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室面积至少在50平方米以上，加上墓道面积多在数百平方米，皆有棺椁，棺下有腰坑，殉人数十乃至百人以上。随葬品有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玉石器、白陶器等。武官村大墓为“中”字形，墓室面积168平方米，墓道口面积172.8平方米。腰坑内殉人1、青铜戈1。此墓早年被盗，发掘时仅见货贝、玉、绿松石、骨镞、青铜戈、斧、镞等，还有鼎、爵、斝残片。殉人多在二层台上，男女均有，共41人。填土中发现人头34个，南墓道殉人1，北墓道殉人2。总计殉人79，殉马28，殉猴3，殉鹿1，殉其他禽兽15。中型墓面积一般5——50平方米，少数中字形，个别甲字形，不见亚字形，皆有棺椁，流行腰坑，殉人几个到十几个，随葬品有成套的青铜礼器、武器、工具，个别墓还有乐器、车马器。小屯M5，又称妇好墓，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墓口长5.6米,宽4米,殉人16、狗6。随葬品1928件，其中一部分是在回填封土时埋入的，主要为陶、玉石器，少量铜器。随葬铜器多在棺椁之间，共468件，其中礼器200余件，有鼎、三联器、甑、簋、盂、尊、盉、觥、方彝、盘、罍、瓿、勺、壶等，每种1——10件不等，鼎多达30余件，还有4面铜镜和5件一组的铙，许多铜器上有“妇好”，“司母辛”铭文。另有兵器120余件，以戈为最多，达90多件，铖4件，二大二小，大者长39.5，宽37.5厘米，重9公斤，上有“妇好”铭文。还有工具，车马器等。另随葬骨、角、牙器200余件，海贝6000余枚。墓主妇好、司母辛为同一人，是商王武丁之妇。据甲骨卜辞记载，她曾主持过一些重要的祭祀活动，并多次率士卒征讨夷方、土方、羌方、巴方。级别较高的小墓随葬仿铜陶礼器和陶生活用具等。个别墓随葬一组铜觚爵，或一件铜戈。另有无随葬品的小墓以及非正常埋葬。从墓葬型制和随葬品情况分析，大墓的墓主人为商王，在商都之外，当为方国君主；中型墓的墓主人为奴隶主贵族；小型墓中级别较高者为小奴隶主，一般为平民。非正常埋葬者则为战俘或奴隶。 （三）商代的人殉和人牲 在商代，人殉是为侍奉死后的社会或家族中某些特权者而从死的人，有陪臣、妻妾、侍卫和亲信，也有用作仆役的奴隶。人牲是祭祀时捋人像牛羊猪等牲畜一样被供奉给祖先的神灵，被杀者多为战俘和奴隶。人殉、人牲现象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出现，到商代发展至高峰，商代晚期以后
逐渐衰退。郑州商城宫殿区内的壕沟中发现大量的人头骨。安阳小屯宫殿区基址中有人祭遗迹，乙七基址人牲多达600个，夯士内、柱下、门旁都有祭祀坑。西北冈祭祀坑规模最大，位于候家庄王陵区，东西长450米，南北宽250米，共发掘祭祀坑1400多个，多数埋人，少数埋动物，个别埋车马。殉人有全躯、身首分离、无头者，每坑各1——10人不等，埋头骨坑头骨3——39个不等。死者男女均有，多为青年，还有儿童。据甲骨文记载，祭祀所用人牲多为羌人。武丁时期用人牲数量最多，一次可达三、四百人。据统计，商代祭祀所用人牲1.4万人，其中武丁一代即用9000人，武丁以后逐渐减少。人牲主要来自战俘。在早期奴隶社会，战俘沦为奴隶后不能生产出较多的剩余产品反而消耗俘获方的食物，故多用于祭祀。随着奴隶制的发展，青壮年战俘用于生产获利渐丰，利用价值增加，因而人牲减少，且多为妇女，儿童。 四、商代的青铜器 （一）、青铜器的铸造
铸造青铜器一般要经历三道主要工序：制模、翻范、浇铸。模即所要铸造的青铜器的原型。商代的模一般用淘洗后的粘土制成，塑出欲铸造器物的形状，刻出花纹，稍加焙烤或阴干，即成模型。殷墟第13次发掘曾出土一件方彝中段残模，其上以朱笔绘出云雷纹，有的地方已刻划成形，半浮雕的蘷龙是用泥条附加在模体上的。范分内外范两种。以泥片按在陶模上，待其半干时切成若干块，分别取下后以火微烤，各片外范间有榫卯相连合，苗圃北地曾出土3000多块陶范实物。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据铸痕分析，当有范30多块。外范内放一略小于外范的内芯，亦称内范，内外范间留出适当空隙，浇入青铜溶液，冷却凝结，敲碎内外范，便成一青铜器，再经磨修即为成品。 （二）青铜器的分类
商代青铜器大致可分为工具、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工具有斧、锛、凿、铲、钁、刀、锥等。礼器是商王和奴隶主贵族用来举行宴会、祭祀等重大仪式的器物。其中食器有鼎、鬲、甗、簋等；酒器有觚、爵、觯、斝、尊、卣、壶、觥、罍、盉、瓿、方彝等；水器有盘等。乐器有铙和鼓。铙是三件一组大小递减的乐器。兵器有铖、戈、矛、镞、戟、剑等。其中戈的数量最多，也是断代的重要器物。车马器有辖、轭、镳等。妇好墓中还发现铜镜。 （三）、商代青铜器的分期及特征
判断青铜器的年代主要依据墓葬材料，因为青铜器一般不见于遗址。选择有地层叠压关系的墓葬，在判断墓葬的年代上有所依据。出土陶器的墓葬，判断墓葬年代较准确，因为陶器的时代特征明显。小型墓铜器少，大型墓铜器多，常有前代传世品，判断墓葬年代有困难。商晚期铜器上出现铭文，有人物或时代的铭文可准确判断青铜器的年代。商代青铜器可分早、中、晚三期。早期食器有鼎、鬲、甗、簋，酒器有爵、觚、斝、罍、瓿等，水器有盘。中期的器类与早期大体一致。晚期新出现方彝、觯、觥、无肩尊和扁体卣等。早期兽面纹都不以雷纹为地，几何纹简单，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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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粗率。三足鼎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相对立。簋深腹无耳。觚圈足有“十”字形大孔。爵皆平底。戈有直内、曲内两种，无胡无穿。中期的兽面纹由雷纹和羽纹构成，晚期则以细雷纹为地。中期的鼎三足与两耳对称，不再是一足与一耳成垂直对立。中期的爵出现圆体。晚期除无胡戈之外，又出现有胡有穿戈。同时青铜器上出现较长的铭文。 五、商代的社会经济 （一）农业
商代的农业比较发达，卜辞中常有卜求晴雨、祈祷丰收的记载。“协田”的记载表明当时是大规模的奴隶集体劳动。农具仍以石器为主，还有木、骨、蚌器。青铜工具尚属少见。甲骨文中有禾、黍、麦的象形字。酒器的普遍使用，说明当时剩余粮食较多。 （二）畜牧业
郑州早商遗址和殷墟都发现大量牛、羊、马、猪、狗的遗骸，以牛、猪最多。大量的牲畜用于祭祀。马可以拉车。这反映当时畜牧业发达。 （三）手工业
商代是中国青铜文化发达的时期，尤其殷墟文化达到鼎盛期。青铜铸造业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逐步发展过程。商代早期郑州南关外发现总面积达1050平方米的铸铜作坊。商晚期殷墟成为全国青铜铸造业的中心地区。晚商铜器以厚重为特点，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鼎，通高133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达875公斤。铸造这样巨型青铜器，冶铸作坊规模宏大，劳动协作严密。商代的冶铸业由王室和贵族控制。陶器制作工艺更趋发展，硬陶和原始瓷器出现。郑州发现的原始瓷器以高岭土为原料，经1000度以上高温烧造，并经施釉，已达到一般瓷器的标准。刻纹白陶亦以高岭土为原料，烧成温度在1000度以上，器类及纹饰与铜礼器近似。刻纹白陶仅见于商代，多出土于殷墟大，中型墓。此外，木器、玉石、漆器、纺织等手工业及骨、角、牙、蚌业等也有一定发展。
六、商代的文化艺术 （一）、雕塑艺术
商代的雕塑艺术突出表现在玉石器的制作上，晚商时期达到高峰。玉石器雕刻有平面的浮雕或浅雕，也有立体的雕像。在殷墟妇好墓中发现的玉石雕刻作品有数十种动物种类，达几百件之多，其中有龙、虎、熊、鹿、象、牛、马、鸟、鸮、凤、鹦鹉、鹅、鹤、鹰、燕、蛙、鳖、蝉、蚕、螳螂、猴、狗、龟以及玉人等，惟妙惟肖，巧夺天工。商代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也体现出很高的水平。 （二）、占卜
占卜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当时人们占卜的对象主要是自然神，如山川、天地等。夏代的占卜又有所发展。商代占卜的对象除自然神外，更多的是上帝以及被神化的先公先王等祖先。卜问的内容包括国家大事，乃至私人生活，如祭祀、征伐、天气、福祸、田猎、疾病、生育等。专掌卜事的卜官地位很高，可以代神发言，指导国家大事。占
卜有一套程序：（1）选择甲骨并经修整，即钻凿；（2）将问卜之事刻于甲骨，谓之“命辞”；（3）灼烧甲骨反面使之出现裂纹，即“兆纹”；（4）判断吉凶，并刻于甲骨之上，谓之“占辞”；（5）决定是否采用；（6）验证结果，刻于甲骨，谓之“验辞”。 （三）文字
商代的文字资料有以毛笔书写的陶文、石文和骨文，还有铸在铜器上的金文，更多的是刻于甲骨上的甲骨文。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已有十几万片，能确定为汉字的有1700余字，未能认定的有2500余字，总共单字4000余字，现在仅能释读千余字。从甲骨文的结构看，已出现象形、象意、形声、假借四种造字方法，其中以象形字最多。形声字表明甲骨文已是一种进步的文字。 第四节 西周文化
一、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探索
周族起源于我国西北部的泾水、渭水一带，即陕西中部和甘肃东部的黄土高原地区。古公亶父时，周族居于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文王、武王迁都丰、镐、周人逐渐强大，并最终取代商朝建立周朝。先周文化是指周王朝建立以前周族的文化，年代约当商25代王祖甲以后，直至商纣灭亡。关于先周文化的起源，学术界的看法尚未统一。 二、西周文化的分期
周朝是周武王于公元前1046年灭商之后建立起来的。周文王在沣水西岸建立丰邑，武王在沣东建立镐邑。周王朝建立后，则以镐地为都，称为镐京。周公旦又在洛阳建造洛邑。镐京在西，洛邑在东，故平王东迁前称西周，东迁后称东周。解放前考古工作者对陕西、河南两周的墓地进行过发掘，解放后在陕西、河南等地又继续开展工作，获得更为丰富的大量新资料。西周初年，周王室分封数十个诸侯国，借以藩屏周王朝。各地原有的土著文化与周文化结合起来，其文化面貌既有与周文化的一致性，又具明显的地方特点，而最能反映西周文化面貌的则是周王朝的中心统治区沣水沿岸地区和周族的发祥地周原地区。西周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晚期与春秋早期的文化内涵相近，可并为一期。
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1世纪中叶至前10世纪中叶。陶器以绳纹为主。簋、豆、罐是典型器物，与殷墟晚期差别不大。惟鬲多瘪档，尖袋足较明显，与殷晚期矮档鬲不同。铜器大体继承商制，主要器形有鼎、簋、甗、鬲、觚、爵、觯、尊、卣、瓿、罍、觥、壶、盘等。鼎多为圆垂腹。簋的双耳下各有一小珥，开始流行圈足下带一方座的新式样。常见云雷纹底的饕餮纹，鸟纹也较流行。铭文字数仍较少。
西周中期，约当公元前十世纪中叶至公元前九世纪中叶。陶器特征接近早期，但也有所变化，主要是瘪档鬲已极为少见。青铜器的变化则较为明显。酒器如觚、爵、斝等大为减少，乃至绝迹。新出现簠、须、杯、匜、编钟。鼎底近平，三足作兽足形，带盖的簋增加。饕餮纹减少，夔如鼎的饕餮纹匮已很少饰于腹部，而多见于足部。简化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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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纹流行，新出现瓦纹，窃曲纹和重环纹。铜器铭文较长，末尾常有“子子孙孙永宝用”之语。 西周晚至春秋早期，陶器纹饰仍以绳纹为主，素面陶增多；陶鬲的足底平，足根呈柱状；圈足簋绝迹，为素面平底盆取代；豆柄变细。铜器特点的变化明显。饮酒器基本绝迹。饮食器新出现盆。编钟数量增到7至9件一套，除甬钟外，又出现钮钟与镈。鼎流行大口浅腹，鼎足呈马蹄形。簋多鼓腹带盖，有的在圈足下另加三个小兽蹄足。青铜纹饰变化显著，夔纹、鸟纹几近绝迹，饕餮纹变小成为足上装饰，而窃曲纹、重环纹、垂鳞纹、变形夔纹盛行。长篇铭文增多，如厉宣时的《毛公鼎》上的铭文多达497字。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青铜器已趋衰落。 三、两周青铜器的断代
因为青铜器不易破碎，使用的时间较长，所以在墓葬或窖藏中的青铜器往往有一些前世的器物，即铜器的埋藏年代与青铜器的铸造年代不一定完全一致。两周时期青铜器带铭者较多，故可据此断定其年代或国别。具体有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根据铜器铭文记载有某王名或其活动，即可定为某王时的标准器，如《利簋》，铭文记载了作器者利，跟随周武王参加伐纣灭商的战争，受到赏赐而做此簋以为纪念，当为武王时器。第二，根据铭文记载的人名、事迹与文献记载相合，而文献记载有纪年，亦可断定铜器的年代。例如《虢仲盨》铭文，“虢仲以（与）王南征，伐南淮夷，在成周做旅盨”。《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厉王无道，淮夷八冠，王命虢仲征之，不克”。由此可以推断为厉王时器。第三根据器物的出土地点，铭文内容与文献对照，也可断代。例如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一批铜器，根据文献记载，自蔡昭侯二十六年（公元前493年）蔡国迁至州来（寿县），于公元前447年被楚国灭亡，故这批铜器时代的上下限就十分清楚了。第四，根据共存器物，推断器物年代的下限。
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水平 （一）农业
西周的农业生产规模较商代更为扩大，但其耕作技术及使用工具与商代无大差别。西周农作物的种类有黍、稷、梁、麦、稻、菽、麻、纻等，种类较商代丰富。 （二）手工业
西周的铸铜业由王室百官掌管。铸造技术较商代有一定进步，主要表现在一模翻制多范方法的发明和焊接法的使用。例如沣西张家坡窖藏铜器50多件，同类器物往往成组成对，大多数是四个一组，无论形制、花纹、大小皆相同。常见的壶，匜等器物的耳或扳都是焊接上的。西周青铜器中出现“明器”，中期以后青铜器的制作也逐渐草率，说明青铜器作为礼器的地位已下降，青铜时代开始走向衰落。原始瓷器已比较流行。漆器制也达到较高的水平，在虢国墓中曾发现14件漆器。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漆罍上镶嵌蚌类装饰是后世螺钿的开端。西周的养蚕和纺织业也有很大发展。当时的纺织品种类有棉麻和丝织，丝织品花纹有平纹组织和提花组织，说明当时已有专门的织机。
五、西周的建筑
西周时的都城遗址，无论是丰镐、洛邑或岐邑，迄今尚未发现城墙。岐山周原遗址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扶风凤雏甲组宫殿基址计1469平方米，南北向，以影壁、前院、门道、门房、中院、前堂、过廊、小院、后室居中，东西两边配置回廊、厢房。在扶风召陈也发现一处大建筑群。西周的建筑有以下特点：第一，瓦屋的创建。召陈建筑内的瓦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多样，有板瓦、筒瓦和半瓦当。第二，墙壁和居住面使用三合土，由黄土、白灰和细沙组成，极为坚硬。第三，在凤雏和召陈发现建筑装饰物，如壁砖，蚌壳、汉白玉饰件等。第四，根据檐柱的间距和屋顶的重量增加，推测斗拱的使用是可能的。第五，前堂后室的布局。 六、西周的墓葬 （一）、墓地与墓葬型制
现今发掘的西周墓葬总数已超过2000座，以陕西宝鸡斗鸡台、沣西，北京房山琉璃河，河南浚县辛村，安徽屯溪等地的墓葬最具典型性。西周时期的族葬制度还很牢固，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聚族而葬的风俗是原始氏族社会“公共墓地”的延续，但已变成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例如同一墓地内，墓葬的大小、随葬品的多寡有明显的区别，大型墓还有随葬车马坑的现象。西周墓葬可分为中原和长江下游流域两大区。中原地区墓葬为土坑竖穴，随葬的陶器、青铜礼器等多放在墓主人头前的棺内或棺椁之间，兵器折断或弯曲后置于二层台上，玉饰多随身放置，中型墓常见随葬的串饰，人殉现象不仅大墓有发现，中、小墓也存在。长江下游流域地区的埋葬形式多不用墓穴，只在平地堆土墩埋葬，屯溪土墩墓是先铺河卵石，其上放置器物，然后堆筑封土。 （二）、列鼎制度
宗法等级关系是西周王朝加强统治的重要内容。为使君臣父子各就其位，埋葬方面有严格的规定，主要表现在使用棺椁、乐器、车马器以及鼎、簋等礼器的数量上，但记载的标准并不一致。这就需要从考古发掘的实例加以印证。列鼎制度，是指在一个墓葬中发现的一组形制相同、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的鼎的组合。商代虽用鼎随葬但无明确规定，西周时用鼎逐渐形成规律。例如西周早期，甘肃白草坡1号墓用方鼎五、圆鼎三、簋三。西周中期长安普渡镇元士墓，出土三鼎配二簋，还出土三件编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用鼎制度最为盛行，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太子墓随葬七鼎六簋，其他规格的五鼎、三鼎、一鼎墓也有发现。春秋中晚期越礼的现象开始出现，随着春秋社会变革的加剧，用鼎制度也遭到破坏。 第五节 春秋文化 一、文化分期
春秋时期，自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并起。春秋早期的文化面貌与西周晚期相近，奴隶制趋于衰落；春秋中、晚期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兴起。春秋中期时间约为公元前七世纪中叶至前六世纪中叶，晚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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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元前六世纪中叶至前五世纪中叶。洛阳王湾春秋中晚期墓葬出土的陶器特点明显。春秋中期陶鬲连档，下有小实足。晚期，鬲已少见。豆的柄较前趋长，晚期出现带盖豆和带盖鼎。山西长治分水岭春秋中期墓和安徽寿县蔡侯春秋晚期墓出土的青铜器特点明显。春秋时期新出现的青铜器有缶、鉴、敦。鼎有无盖与带盖之别，带盖鼎皆为口沿旁附耳。簋的盖钮出现莲花瓣状。蟠虺纹流行。 二、春秋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铁器的发明及其意义
冶铁技术的发明，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应用，标志着新的生产力的出现，因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代先民已经对陨铁进行加工，并制成兵器。河北藁城台西和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中均出土了陨铁刃的青铜戈。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西周晚期的玉柄铁剑、铜内铁援戈、铜骹铁叶矛，其铁质皆为块炼铁制品。块炼铁是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在800—1000度下，经碳化，在凝为固态时再锻打成所需器形。春秋早期出现生铁，山西天马、曲村春秋早、中期遗址皆出土铁条，为生铁制品。生铁是在1146度下，用木炭还原铁矿石得到含碳量较高的液态铁，可以直接铸造各种器物，并能批量生产，因而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春秋铁器以农具居多，有锸、锄、铲、耙、钁等。西亚和欧洲块炼铁技术虽然早于中国，但是迟至公元初年才掌握冶炼生铁的技术，比中国迟500—600年。 （二）矿冶遗址和铸铜工艺 铜绿山矿冶遗址位于湖北大冶，这里发现许多古代矿井和采矿工具、生活用具，还发现冶炼遗址。矿井由竖井和平巷组成，以木制方形框架作为井巷支护，框架以榫卯法连接。排水系统由木槽和专门的巷道将地下水引至储水井，或以水桶将水提升至地面。
在山西侯马晋国都城遗址附近发掘出一处铸铜遗址，面积达3000平方米，发现大量陶范，大小总计3万多块，其中有花纹的1万多块，还发现窖穴、水井、道路、建筑基址，以及熔铜炉、烘范窑、鼓风管、坩锅、铜锭、铅锭等，是人们可以了解春秋时期的冶铸铜技术水平。 （三）金属货币的生产
商代，人们已经在使用海贝作为货币的同时，已经开始使用铜贝。西周、春秋时期，铜贝也多有发现。例如侯马上马的一座春秋墓内就出土铜贝1600多枚。春秋时期，空首布开始流通，侯马晋国铸铜作坊出土大量空首布范和12件空首布，汲县山彪镇春秋墓中也出土674件空首布。空首布是仿照生产工具鎛，即铲的样式铸造的。 三、列国城市的兴起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逐渐强大，因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各地出现许多新城市。这时的城市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中心，对后世的城市建设有很大影响。 （一） 洛阳东周城
洛阳东周城，史称王城，位于洛、涧两河交汇处，自周平王东迁至周景王止，以王城为都凡12世300余年。城址
平面呈正方形，北墙存长2890米，西墙3200米，还发现深5米的护城壕沟。城址南部发现两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有围墙，城址北部有手工业作坊遗址。 （二）侯马晋城
侯马晋城为晋国晚期晋景公所迁的新田，由六座城址组成，有白店、台神、牛村、平望、呈王、马庄，其中以白店古城为早，城址平面呈长方形，牛村古城面积最大，约1100×1650米。城垣南面有铸铜、制陶、制骨作坊移植以及两周墓地，东南有大面积的盟誓遗址。
盟誓遗址位于牛村古城东南，发现400多个密集的小坑，已发掘326个，长1.3—1.6米，宽0.5—0.6米，坑内出土牛、羊、马的骨架，朱书的石简、玉圭玉玦等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故称该地为盟誓遗址。侯马盟书的盟主是赵孟，即文献中的赵鞅、赵简子，以赵氏为代表的政治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分化、镇压敌对力量，进行了一系列的盟誓活动，这就是侯马盟书的核心内容。 （三）曲阜鲁故城
山东曲阜是周公旦的长子伯禽的封地。鲁城的平面近椭圆形，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2.5公里，有护城壕。已发现11座城门，东、西、北面各三座，南面两座，各门都与城内大道相通。城内大道共十条，纵横各五条，宫殿区位于中部，处于南北中轴线上。宫殿区的东西、北面环绕着铸铜、冶铁、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和居址，城区还发现墓地。 四、春秋墓葬 （一）寿县蔡侯墓
安徽寿县蔡侯墓是春秋晚期的蔡昭侯之墓。该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南北长8.45米、东西宽7.1米，深3.35米，有棺椁痕迹，东南角殉一人。随葬品有青铜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和装饰品等。青铜器486件，容器有鼎、簋、鬲、簠、敦、豆、壶、尊、盉、鉴、盘、盆等，乐器有甬钟、钮钟、镈、钲，兵器有戈、矛、剑、斧、镞等。作为蔡侯墓，墓内出土盖列鼎九件、无盖列鼎七件，簋八件及三套编钟。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可作为春秋晚期断代的标尺。
（二）莒国春秋墓
山东沂水刘家店子发现两座春秋中期墓和一座附葬的车马坑，其中一号墓是莒国国君墓。两椁一棺，殉人40名，随葬铜器、陶器、玉石器、金器等470件。 第六节 商周时期边远地区的青铜文化 一、北方草原地区的青铜文化 （一）、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夏家店下层。约当中原地区夏商时期。陶器特点鲜明，有尊、鬲、盆、甗、罐、鼎、盘、豆、鬶、爵等，鬲有鼓腹和直筒两种，彩绘陶器多见。青铜器多为小件器物，如耳环、指环、杖首、小刀、镞、牌等。较大的聚落多有围墙或壕沟作为防御设施。赤峰敖汉大甸子墓地有近千座墓葬。 （二）、夏家店上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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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店上层文化约当中原西周、春秋时期。陶器有鼎、鬲、鬶、豆、罐、盆、钵等。青铜器中容器较少，工具、武器、饰物居多。大型墓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发现两座，出土一组中原常见的青铜礼器，还有青铜工具，武器和容器等。既有本地的因素，也输入了中原文明。夏家店上层文化应是东胡、山戎、肃慎等诸戎狄文化。北方草原地区的青铜文化还有发现于吉林市的西团山文化。 二、西北地区的青铜文化 （一）、辛店文化
辛店文化发现于甘肃临洮辛店村。彩陶比较多，纹样有S形纹，三角折线纹及动物纹鹿、狗等。陶器种类有双耳罐、四耳罐、鬲、盆、鼎、豆、盘等。青铜容器少见，青铜武器、工具居多。 （二）、西北地区其他青铜文化有，甘肃临洮寺洼山的寺洼文化，青海湟中卡约的卡约文化，甘肃民勤沙井的沙井文化。
三、西南地区的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是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巴、蜀两族先民的文化，主要分布在四川境内。蜀族活动范围以成都为中心，巴族活动范围则在四川东部。大约从殷代开始，巴蜀进入青铜时代。巴蜀青铜器深受殷商文化影响，在器形，纹样风格以及冶炼技术上也颇具各自浓厚的特点。正式发掘的遗址尚少，最主要的是发掘广汉三星堆遗址的两个大祭祀坑。二号坑出土青铜兽面、青铜树、人面像、人头像、车形器、尊、罍等，还出土大量玉石器、象牙、海贝等。 四、江南地区的吴城文化
吴城文化发现于江西清江吴城。其时间与殷商相当。马鞍形陶刀，制作青铜工具的石范，最具特色。新干大墓出土青铜器达480多件，既受中原影响，又具地方特色。 第六章 战国秦汉
战国，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秦，公元前221年至前207年；西汉，公元前206年至24年；东汉，公元25年至220年，历时近700年。这段时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成、确立、发展、成熟的时期。 第一节 战国文化 一、农业遗存
铁农具虽然在春秋时期已开始使用，但真正广泛普及还是战国中期以后。据考古发掘，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有铁农具出土。种类有，耕具犁铧，掘土器?、锸、耒、锄、铲，收割器镰。因地域的不同，农具的型式又有所区别。河北磁县下潘汪和河南登封告成镇等地还发现铸造铁农具的铁范和陶范。铁范的出现说明铁农具可以大批量生产。犁铧的使用则是农业生产技术的重大变革。耕地面积迅速扩大，水利灌溉事业的兴起，以及耕作技术的改进，使农作物的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漳河渠在魏国的邺地，即今河北磁县和临漳一带；都江堰位于泯江中游四川灌县；郑国渠在仲山西麓，即今陕西泾阳县，均是在战国时期兴建的著名水利设施，都江堰至今还在水利灌溉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粮仓的增多与容积的扩大，是谷物产量提
高的直接证据。洛阳发现战国粮仓74座，为圆形窖穴，口大底小，口径10米，深亦10米。江西新干县界埠发现4座战国粮仓，每座面积达670平方米，为当时最大的粮仓。此外，出现石磨，取代过去的杵臼，促进粮食加工技术的发展。 二、手工业遗存 （一）冶铁业
战国时期，各国的都城均有重要的冶铁手工业作坊，一般都由官府掌握。韩国新郑故都和阳城的冶铁作坊遗址规模巨大，发现熔铁炉底、炉壁及炉衬的残块，陶制、泥制的鼓风管残片以及各种武器、工具、农具的陶范。河北兴隆还发现铸造工具的铁范。战国时期冶铁工艺又有新的进展，为了克服白口铁的脆性，发明了铸铁柔化技术，经900度高温退火，使生铁中的碳在冷却和凝固时变成团絮状石墨，柔化后的铸铁有较好的韧性，可锻打。还发明对铸件直接柔化处理的技术，表层具有钢的金属组织，内部仍为生铁。淬火工艺也开始应用，可增加器物的强度和利度，多用于武器的制作。此外，日用器具如鼎、釜、带勾等也有的以铁制作。当时，北方的东胡、匈奴和南方的百越，铁器也普遍使用。 （二）青铜铸造业
战国时期的青铜冶铸业在西周春秋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铜绿山发现10座炼铜竖炉，分炉基、炉缸、炉身三部分。这是氧化矿的还原熔炉，具有冶炼性能好、操作简单，且能连续加料、连续排渣、间接放铜、持续进行冶铜生产的特点。炉渣总计超过40万吨，含铜量仅0.7%。侯马铸铜遗址的工艺也有新的提高。分铸法和焊接技术更加成熟。有的铜器是分铸后用榫结合的。新发明了失腊法。即将易熔化的黄蜡制成蜡模，用细泥浆多次浇淋，并涂上耐火材料使之硬化，做成铸型。烘烤后黄蜡熔化流出，成型腔，浇注铜液即成复杂的器物。出现叠铸造，一次可铸造十几个或更多的器物。镶嵌技术有新发展，除镶嵌珠玉、绿松石外，还出现金银错、嵌红铜、鎏金和细线刻镂技术，使青铜器色彩斑斓，艳丽美观。青铜器上的纹饰除在泥模上雕刻外，还以花纹印版在泥模上捺印，或将印出的花纹泥片贴附在模胎上。纹饰摆脱了商周以来神秘威严的色彩，而以叶纹、羽纹、蟠螭、蟠虺、纹、贝纹、三角纹、藻纹、弦纹以及反映现实生活的战斗纹、狩猎纹为常见。铭文多为刻划，细且浅。青铜器种类更复杂。鼎的器形趋肥硕，足短。豆有浅深腹，长、短柄之别。壶的造型多种多样，有鸟盖铜瓠壶、华盖式壶、提梁式圆壶，多为鼓腹圈足有盖圆壶、方壶和扁壶。敦是由鼎演化来的。武器中出现铜弩机，戈为长胡多穿，戟有多戈式，或戈矛组合式。日用器有铜镜、带勾、灯。最早的铜镜是齐家文化时期的，广泛使用在战国时期，其特征是，质薄，背有小桥形或三弦纹钮，除素面外，多流行蟠螭纹、钩连雷纹、菱形纹、山字纹、羽状纹、四叶纹、涡纹、龙凤纹、连弧纹等，还有错金银和嵌绿松石铜镜。带勾形状很多，有棒形、竹节形、琴面形、兽形等，装饰工艺有包金、错金、鎏金、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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