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角”，或像花市寺那样将所谓御碑“迁移院中西南角处，而该亭即作阿文学员宿舍矣”。
4．宗教定位的明确
按张怀武主编《近现代回族爱国斗争史话》一书的叙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之后，北京德外马甸人丁竹园就明确提出“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的口号，称中国清真教人，奉的是清真教，可全是中国的国民，能把国家维持得强盛了，教门一定亦跟着发达。这既是爱国爱教思想的高度升华，也是对伊斯兰宗教的明确社会定位和对国家、宗教关系的正确阐述。
5．社会责任的实践
最为明显的就是王宽于民国元年（1912年）九月在中国回教俱进会与孙中山先生会见与民国6年（1917年）应孙中山之请致电西北五马及回部实力翊赞共和。
6．教际合作的开始
如为抵制定孔教为国教，北京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团体在1913年11月27日组成了宗教联合会。
7．“清真学社”等宗教学术团体的创建
清真学社成立于1917年，由京师公立第一两等小学堂的同学张德明等创立。宗旨规定为“专在研究学术，阐明教理”。为中国伊斯兰教近现代史上最早的学术团体。
除此之外，成立于1923年的穆友社，穆友社分裂后1925年另行组织的追求学会，1929年6月正式成立、以“振兴宗教”为目的的伊斯兰学友会，1930年在西单清真寺成立的中国伊斯兰青年会等，都是全国知名的伊斯兰学术团体。
8．清真女寺的肇兴
北京的清真女寺，虽肇兴的时间不算最早（河南开封清嘉庆年间已有女寺），存在时间亦不长，但论数量，北京在民国时期可能是女寺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从1922年牛街寿刘胡同有一座清真女寺之后，阜外三里河，崇外雷家胡同，朝外观音寺街，德外关厢、马甸，均相继有了女寺。
9．世袭掌教制的结束
《北京的宗教》一书称“真正动摇了世袭掌教制的，是民国诞生后，新观念的日益冲击旧制度，皇帝世袭尚不容于世，何况寺之掌教？”这话是说得对的。假想如果不是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北京的世袭掌教制即便有《永禁三掌教世袭序》这样强劲的教内压力，也不会在民国的头十几年就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10．《古兰经》全汉译本的问世
非穆斯林李铁铮译《可兰经》1927年由北京中华印刷局出版，为中国最早一本汉译《古兰经》。王文清（静斋）译《〈古兰经〉译解（甲）》，1932年由北京中国回教俱进会出版，为中国穆疑林自己翻译的第一部《古兰经》，也是由阿拉伯文直译的第一部《古兰经》。
此外，刘锦标的《〈可兰经〉汉译附传》，杨仲明的《〈古兰经〉大义》也分别于1943年和1947年在北京出版。
11．成达师范的迁京
成达师范系1925年在济南初创。1929年马松亭转任北京东四牌楼清真寺阿洪，成达师范也随之迁入北京。迁京后组织系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课程有了更高的要求。
12．《月华》等学术刊物的发行
《月华》，按振武笔述《五年以来之月华报》一文的叙述，乃陇右马云亭创始。1929年11月5日在成达师范创刊。宗旨是发挥回教适合现代潮流之精义，介绍世界各地回民之消息，增进中国回民之知识与地位；解释回教新旧派别之误会等共六条。为中国伊斯兰报刊史上办刊时间最长、宗教学术文化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刊物。
此外，北京尚有《震宗报》、《成师校刊》、《正道》、《成达文荟》、《清真周刊》、《醒民》、《穆光》等汉文刊物。
13．组团派遣留学的成行
赵振武《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一文云，留学之风始自民国10年王静斋偕弟子马宏道西行。“然此皆个人行动。其由学校正式资派，经与驻在国当局正式商洽者，则自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中国学生派遣团始。”第一届派遣始于民国20年（1931年），与北京无涉。第二届派遣则在民国21年，有成达师范毕业生5人，由成达代校长马松亭亲自护送。抵埃后马氏觐见埃王福德一世，极蒙嘉许，除允尽量收容中国学生外，且特派教授2员来成达任教。
14．福德图书馆的筹备
成达师范有图书馆之名始自民国19年（1930年）赵璞华先生赠书。但正式有建图书馆之议却是在马松亭阿洪赴埃觐见埃王福德一世，得埃王及爱大校长赠书之后。图书馆即以纪念埃王福德一世而命名。此是民国25年（1936年）的事。
15．学术演讲的开展
此见艾宜载《半年来的北平成达师范学校》一文，演讲者教外学者有顾颉刚、徐炳昶、韩儒林、陶希圣、姚从吾、梅贻宝、冯友兰、张星烺等。
16．新型伊斯兰教历史文化著译论文的频出
此见《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及《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需要说明者有二：一是所谓“新型”，是说与明清之际的汉文伊斯兰教译著有明显区别。汉文伊斯兰教译著，说到底是伊斯兰教经学学说的一种发展。而新型的著译论文，不管它是教内人士的研究还是教外人士的研究，都属于现在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只不过两者往往有不同的研究角度，一个俗称作主位角度的研究，另一个俗称作客位角度的研究。二是这种著译论文的作者，不再像汉文伊斯兰教译著作者那样只有教内人士，而是教内教外人士都有，总体上说是教内外学者的共同生产。
这16项重要事例说明民国年间北京伊斯兰教在若于传统观念面前有了比较重大的突破。如对“争教不争国”、“读书即反教”、“古兰不可译”、“男女有别”等影响穆斯林爱国意识提高、接受新文化、了解《古兰经》真旨、尊重妇女自由履行宗教功课的权利等一些传统观念的突破。
在心态、意识等方面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如一改由于“有清二百年之摧抑”而“退居寺内，仅守教功。阿衡之所倡，教民之所由，厥为寺的教育而已”的消极无为、不干外事、独善其身、与中国社会隔绝、富于宗教意识而薄于国家意识的心态、意识，而为积极上进、组织群众团体参与社会活动、与不信仰宗教或信仰别的宗教的人士密切合作、共同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中国的富强而共同奋斗的心态、意识。这样宗教意识与国家意识就真正“彻底的”联系了起来，穆斯林爱国爱教的传统就上升到“表里一致”、内心与行为完全统一的高度⑦。在适应变化了的时代和社会方面有了不少比较成功的举措。如按教育部民国元年1月19日公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及课程表等的精神确定新式学校的学制和课程设置；按蔡元培在民国元年2月发表的《对于新
教育的意见》的精神处理教际关系、从事学术活动。这样，鉴于蔡文的基本精神就是批评“忠君”与“尊孔”这两个代表旧时代旧文化特征的概念，所以清真寺纷纷取消“万岁牌”等护寺陈设，与佛教等宗教合作反对以孔教为国教，在学术研究中不再主要延续经学传统、不再主要采取“以儒诠经”方式，就是很自然的了。
在教育领域有质的推进。《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一文开头即谓：近人金吉堂氏著《中国回教史研究》，以唐初迄清季1300年间之中国回教情势，区分三期。其意以为自清季王浩然兴学起，为今后一大变迁，因此归入第四史期。今欲述近代中国四教文化教育诸事迹，允宜采金氏之意，断自王浩然兴学始。这就是说，王浩然兴学与胡登洲倡兴经堂教育一样，标志着中国伊斯兰教一个新时期的到来，也标志着中国伊斯兰教又获得了强大的精神活力。怪不得《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一文云，自王浩然兴学之后，“各地回民莫不闻风兴起。至今流风所被，全国各地凡有回民之地，几乎莫不有回教小学之设”，以至于“固有之寺的教育，三十年来，虽依然成章墨守，然以环境日改，应付日亟，率破旧例，而加授汉文”。真是有“今后纯粹寺的教育亦将渐蜕化”的征兆。
宗教的文化层面有大幅度的突显。这一方面表现在民国年间北京伊斯兰教开始有了新式学校、文化学术团体、报刊、书报社、图书馆、出版机构、出国留学等多种文化门类，另方面表现在成达师范迁京后东四清真寺渐成为全北京、乃至全国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如果说民国以前的中国伊斯兰教主要表现为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明代）、一种学说（明清之际）的话，那只是到民国年间才明显地表现为是一种文化。不仅如此，还开始表现为是一种有教外闻人较广泛参与（相对于汉文伊斯兰教碑文、译著）的文化。如蔡元培、陈汉章、陈垣、张星娘、顾颉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