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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分析
3.1 我国企业的资本结构成因分析
由于我国企业的微观和宏观经济环境与国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我国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呈现出一些自己的特点：国有企业负债率偏高、股权结构失衡、直接融资比例低，负债结构不合理、偿债能力差、企业效益差，积累水平低，发展后劲不足、权益资本投入主体单一，这在结构与功能两方面都存在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已严重阻碍了国有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对其进行充分研究、合理优化。
3.1.1 我国企业资本在结构上的问题
（1）从宏观结构上看，我国的资本市场是单一品种主导的市场，股票与债券的比例失衡。发达国家成熟市场债券融资是股票的3～10倍，而我国的证券市场却是股票独大。由于股票比债券风险大，投机性强，因此必然带来市场的波动。
（2）从微观结构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特殊，国有股不仅在上市公司中占很大比重，而且国有股、法人股等非流通股占公司股本65%左右。由于国有股一般由国资部门行使股东权，其对公司享有的权利并非个人出资形成的经济授权，公司经营业绩与其个人经济利益没有直接的联系，国有股的代理人往往只行使“廉价股票权”，却对公司经营不承担任何责任。在国有资产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人格化代表，产权主体虚置的情况下，国有股权代理人与公司管理者之间往往存在一种默契关系，他们共同的“寻租”行为，导致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现象十分严重。再者，由于公司改制不彻底，不少公司的股东结构不稳定。在发达国家成熟市场上，公司的股东结构要么使机构投资者成为主要的投资人，要么使公司法人互相持股。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东结构则是部分国家股或部分法人股加广大的中小投资人。这显然不能形成稳定的股东结构。结构的失衡必然带来资本市场与上市公司行为的失衡。
3.1.2 我国企业资本在功能上的问题
从资本市场的功能来看，由于我国股市出现时间不长，各方面的功能发挥十分有限。比如在中国的资本市场极少出现“敌意兼并”的情况，发生的兼并事件也是以场外协议收购国有股、法人股为主，资本市场得到接管机制和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不能完全发挥出来。再比如，市场信号功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依赖于股票价格对公司经营业绩真实的反映，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更多的是受一些政策因素及其他与现实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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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因素影响，往往不反映公司的经营业绩。去年，我国股市与经济增长的背离便是最好的例证。市场信息反馈与价格发现功能的弱化，使那些潜在的投资者很难看到某一行业、某一公司的内在价值，因而很难对未来做出理性判断，从而使资本的流动失去了动力和方向。
3.1.3 我国企业资本在所得税上的问题
对照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所得税功能，我国所得税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调节作用主要受三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所得税地位；二是地区差异；三是税率单一化。
从所得税地位来看，比如在美国个人所得税为税制体制中的主体税种，在整个税收收入中占绝对的优势地位，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目前处于发展阶段，个人所得税占各税收入的比重偏低。200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仅占各税收入的5.38%，而同年美国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额的45.6%。如此规模之小的税收收入功能，决定了我国个人所得税在个人收入分配调控上的作用有限。
从公司所得税地区差异来看,虽然我国税法规定的所得税税率为33%，但由于公司的所得税由各地财税部门征收，收入部分上交地方政府，对地方财力的构成和增长举足轻重，所以，尽管国家有统一的公司所得税政策，但各地各级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争取外来税源，纷纷“招商引资”，变通公司所得税政策。比如，有的地区上市公司全部免交税收;有的是定额上缴或包干递增上缴；也有“先征后返”的；还有参照新技术开发区不统一，导致税收对上市公司的产业导向作用减弱，造成了上市公司间不平等竞争。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有一定的周期性和波动性，还会造成上市公司税后利润的畸高畸低，导致业绩泡沫或虚假亏空，使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成长性认识不足，从而不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
从个人所得税来看，我国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所得税为20%，所得税税率单一化，不按累进课征制税，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之间缺乏负债率的作用。目前，我国税法规定公司所得税税率为33%，明显高于个人所得税税率。在公司税率大于个人税率的前提下，负债的节税价值就难以被抵消。这样的公司，其负债会增加公司的财富，进而增加公司价值。不仅如此，公司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避免股东的所得税，比如公司可采取高留存、低股利的分配政策，从而使得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上升，股东可以获得资本利得收益。在我国，资本利得收益的所得税率低于股利所得税率。很显然，类似的公司行为将降低股东个人的赋税水平，使负债节税价值大于个人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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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我国企业资本在健全的公司破产制度上的问题
健全的公司破产制度是公司价值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的重要基础。在我国，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早已出台，但由于职工就业、银行债券等多种原因，公司破产有法难依，上市公司的退出更是难上加难。即便公司破产，我国《破产法》也缺乏罗斯模型中对破产公司的管理者施加“惩罚”的约束。破产制度不健全必然导致上市公司难以树立风险意识。一方面，反映公司经营风险的负债水平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助长了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导致公司绩效出现下滑的趋势。破产制度的这种双重作用必然导致公司绩效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
3.2 我国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的成因分析
资本结构不合理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矛盾交织作用的产物，是经济体制转换中多种问题的集中反映。
（1）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滞后
产权主体缺位是影响整个国有企业改革成效的最大障碍之一，也是导致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之一。纵观30年来的企业改革历程，无论是改革之初的“放权让利”，还是后来的“利改税”、“拨改贷”以及承包经营责任制等，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企业的资本生成制度，只是在企业的产权制度未根本改变的前提下对企业经营机制所作的一系列调整。改革虽然切断了企业依赖政府财政融资的资本来源，即政府以行政方式终止了对国有企业资本的供给，但这是在新的资本生成制度尚未形成的前提下进行的，尽管这些措施曾产生过一定的效益，但离开政府资金的无偿供给，必然演变为国家通过银行对国有企业进行负债性支持，否则企业的生产经营就难以为
［6］继。从这一制度变迁的效应看，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侧重于政府对企业控制的放松，
而不是产权制度的改革，是在企业不存在产权主体多元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由于企业产权边界模糊，产权主体缺位，经营者缺乏必要的产权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银行的债务就不具有约束力，这就为企业过度的负债扩张提供了客观上的环境和主观上的动机。 （2）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严重
企业互相拖欠是近几年困扰企业资金正常运转的突出问题，虽然国家对“三角债”专门组织过清理，但由于整个经济运行秩序没有得到根本改观，还有加重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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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末全国企业间相互拖欠款达1.2万多亿元，银行逾期贷款数额在千亿元以上。不正常的经济秩序使得企业之间相互拖欠愈演愈烈，不仅使企业资金运行出现梗阻和滞死，也增加了企业债务负担。 （3）资本金后天补充无路
资本金的先天不足需要后天来补充，一般情况，企业自有资金的补充有两种渠道:所有者投入和企业积累。资金供给体制的变化使得企业靠负债起家经营，但随着税制的改革，使得国有企业几乎完全断绝了增加权益资本的途径。我国在利润分配上过多的考虑财政收入，忽略了企业的长远发展，虽然所得税率降为33%，但国家做主要投资者还得分利润，在加上各种费用得征收，及地方政府政策的干预，使得企业内部积累很少，很难用以归还贷款本金。另外，虽然折旧率提高，正常折旧额应该作为积累专款专用，可是大部分折旧额企业又铺了新摊子，却又收不回来，企业无法扩大再生产。企业不进行技术改造，产品打不开市场是“等死”，进行技术改造，又没有资金投入，完全依靠贷款，形成高负债经营是“找死”，这也是形成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的原因之一。
（4）股权融资资本成本低于债券融资成本
就中国的证券市场而言，股权的资本成本却有可能较小。一方面，上市股权融资，不仅可以相对容易地将通过股票市场筹集到的资金自由支配，还可以不发放股利，没有利润就不分红，将公司的风险部分转嫁到股票投资者的身上。实际上，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发放水平很低，甚至不发放股利，从而使企业通过股票融资的成本更低了；同时，我国上市公司在股利分配政策上一直存在着重股票股利，轻现金股利的状况，市场参与者相当缺乏成本意识，只注重从股票市场炒作获取的资本利得，这些都助长了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实际上是对股票的供应进行限制，造成了股权融资成本的“软约束”结果股票本身“供不应求”。使得股权的资本成本实际上低于债务的资本。依我国公司法规定，普通股每股可分配股利最多只能为每股收益的85%，目前我国二级市场市盈率一般在35—60倍之间，以市盈率35倍计算，股利报酬率最大不超过1/35x85%=2.43%。从上市公司招股披露来看，大盘股的发行费用大致是募集资金的0.6%—1.0%，小盘股大致是1.2%，配股的承销费用为1.5%。随着新股发行市盈率的市场化，市盈率最高已达到80多倍，使得新股发行价格水涨船高，相应的发行费用占募集资金的比率下降，其平均值在1%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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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企业增发新股会稀释原有股东的股票比重，从而影响股票激励的效应，但这种情
［7］况在我国目前基本上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