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代表团结在一起，让他们通过政协对国家大政方针和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并通过建议和批评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第四，建立社会协商和对话制度，提高各级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让人民了解国家、社会的重大情况，并将重大问题交由人民讨论。 第五，实行民主选举制度。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公民一项最基本的政治权利。 第六，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并将此作为保障中国公民直接、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政治权利的重要途径。 第七，实行民主监督制度。公民的监督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民政治权利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宪法和法律为公民切实行使民主监督权利提供了有效保障。第八，根据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建立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平等关系，并建立个人与社会、集体之间的正确关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以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做主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所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表现形式，所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以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全国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能否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是检验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和执政能力的根本标准，也是检验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程度的根本标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通过党的领导体制实现的，集中反映在党与国家以及人民群众关系的具体形式上。党也只有领导人民创造各种有效的当家作主的民主形式，坚持依法治国，才能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巩固和发展党的执政地位第一，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政治文明在人类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不同性质的国家，民主的本质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新型的、为绝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这与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民主有着本质的区别。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在政治制度上，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确立了与国体相适应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践证明，这些制度是最适合中国国情、最能够把13亿中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制度安排，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第二，实践“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的科学论断，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要求。要加强法制建设，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不仅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而且也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执政地位。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三，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努力与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要把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2.请结合我国应对四川汶川特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等自然灾害，以及成功举办奥运会、残奥会和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谈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答：判断一种政治制度是否优越，不能从任何理念、原则或框框出发，而只能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标准。主要应看两方面：一是在社会常态方面，能否保证经济社会较快、协调、可持续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二是在社会非常态方面，能否保证对各种突发事件和危机作出及时、有效处理，最大限度减少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由此来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实践——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迅速，政治安定，民族团结，国际合作广泛；在应对亚洲金融风暴、九八抗洪、抗击非典以及抗击今年初南方冰雪灾害、当前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等种种突发事件方面，党和政府处理及时，措施得当，成效显著，把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所有这些，国内外有目共睹。我们党和政府能够对常态的社会发展管理得好，对非常态的突发事件处理得好，这充分表明我国政治制度是好的。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汶川大地震的救灾工作再一次彰显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我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这一制度的本质上，而且体现在它的发展趋势上。事实证明，我国政治制度具有旺盛不竭的生命力。我国的政治制度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制度，党对抗震救灾工作坚强、有力、富有成效的领导，彰显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正如国外一些媒体所讲的，如果没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这种坚强、有力的领导，想组织好这么大规模的抗震救灾是不可想象的。这正是中国政治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 我国的政治制度是人民利益至高无上的制度，人民的生命得到及时抢救，受灾群众生存条件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彰显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以人为本”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也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精髓我国的政治制度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能够在短时间内举全国之力投入抗震救灾，彰显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海外有媒体指出，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在中国制度体系很多方面的优越性中，最显著的莫过于其“动员能力”。 我国的政治制度是开放的制度，抗震救灾工作高度公开和透明，向国际社会的援助敞开大门，彰显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必将不断得到自我完善和发展。
3.有人认为，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而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对滞后。请谈谈对这一观点的认识。
答：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首先，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的固有思维模式的影响。长期以来，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似乎有一种误区并形成了思维定势，即一说到政治体制改革，就认为会影响社会稳定，就会导致“西化”甚至国家政权颠覆。有的把“稳定压倒一切”作为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托词；有人经常错误地把前苏联的解体归咎于政治体制改革，从而在中国不断制造“政治体制改革恐惧症”。大量事实证明，苏联剧变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执政党及其政府官员腐败变质，脱离人民群众，形成了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由这种腐败落后的上层建筑构筑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说苏共的倒台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的话，那也只能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和改革不当造成的，而不能本末倒置，以此作为拒绝改革的理由。 其次，始终没有摆脱姓“资”姓“社”的困扰。自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经济领域姓“资”姓“社”的问题虽然不能说完全解决了，但是这方面的困惑和争议大大减少，而在政治领域似乎仍然受着姓“资”姓“社”的困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尽管困难重重，但总是不断有所突破。相比之下，政治体制改革却难有实质性的突破。一提到政治体制改革，有些人马上就和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制扯
在一起，于是在有些地方政治体制改革似乎成了禁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主要有三种倾向的干扰：其一是“向西看”，即把政治体制改革等同于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其二是“向后看”，即用完全否定的目光审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在得出“今不如昔”结论的同时表现出对改革开放前社会状态的眷恋，甚至主张用“文革”的手段解决当前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其三是“向上看”，即完全无视我国存在的现实矛盾和问题，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描绘得完美无缺，实际上是以各种理由拒绝改革。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缺乏具体步骤的规划设计。我们看到，经济体制改革既有远景目标———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又有战略步骤———“三步走”发展战略，还有“五年规划”、“十年规划”等一系列的规划设计，甚至还规制出了每个阶段各个领域和行业所要达到的具体数据指标，而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和步骤则显得比较笼统模糊，这不能不说是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政治体制改革最大最直接的阻力来自权力主体。政治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权力的重新配置特别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衡，而这也就意味着某些既得利益的丧失。一方面，权力主体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组织策划者、推动者和具体操作者，而另一方面，权力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需要改革的对象。实践证明，当改革者自身成为改革对象的时候，改革是很难进行下去的。这就陷入了一个改革的逻辑悖论。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所指出的：“现在的改革太过依赖于官僚机构自身。官僚机构自己设计改革，自己实施改革，所以不可避免地造成‘左手改革右手’的局面。这样，改革往往陷入无限的既得利益的博弈，改革成了各方争取更多利益的工具。”从改革的实践过程来看也确实出现了这种倾向。本来是一个好的改革动议，也常常在操作中走样变形，甚至会出现与改革出发点南辕北辙的背反现象。 因此，要破除那种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的本末倒置的“伪稳定”观，理直气壮地、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稳定是建立在社会和谐基础之上的，在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尖锐化的情况下，采用强制性的手段造成的“稳定”只能是表面的和暂时的，最终将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根本的解决方法是通过体制改革调整利益关系，化解政治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改革恰恰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和重要途径。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姓“资”姓“社”的困扰，研究设计出阶段性的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日程表。 政治体制改革还特别需要共产党人具有奉献和牺牲精神。因此，目前亟需解决的，是需要干部阶层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按照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勇于牺牲既得利益。这是对党的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党性和执政能力的真正考验，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乃至整个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
第四讲
1.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请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谈谈你的认识。
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着力培育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切实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鲜明的时代性：文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虽然有其超越时代的共同性，但作为一定文化的总体而言，
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不同社会具有不同性质的文化。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然带有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它必须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浓郁的民族性：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延续和发展，自有其深刻的道理。不管人们如何认识和把握它，它都要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和社会意识的潜流，渗入社会心理的深层，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行为标准、道德情操、审美情趣、处世态度以及风俗习惯融为一体，成为“化民为俗”的东西，成为人们生下来就濡染其间的一种精神家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吸收世界文化成果，形成了社会主义内容和中华民族形式相结合的全新的文化。实事求是的科学性：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正确地反映了自然和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坚持了同自然观、社会观中一切非科学的文化思想进行坚决斗争的立场，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提供了理论依据。高度的民主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继承优良民主传统，增强民主意识，同封建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残余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使民主精神在广大群众中生根开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题中应有之义。贯彻“三不主义”，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自由讨论、自由创作和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使文化园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时，合理吸收外国文化一切好的东西，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为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博大体系，是这一文化民主性的重要表现。深广的群众性：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创造的事业，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主人，是一切文化创造的最深厚的源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文化。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动中汲取营养，又用健康的文化成果教育人民、服务人民，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四有”公民。勇于改革的创造性：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促进文化事业繁荣昌盛的强大动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要求深化改革文化管理体制，这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改革要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文化产品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特殊属性，对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有重要影响。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求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为现代化事业提供智力支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为建设现代化事业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保证现代化建设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当今时代文化发展新趋势和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必须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在科学发展道路上奋力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新时期我们党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主题和方向。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
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等，从不同方面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和生动实践，也是对这条总道路认识的拓展、丰富和深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唯一正确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立足我国国情和文化改革发展实际，不断探索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和办法，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文化建设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开创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文化建设加快发展、日益繁荣，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思想道德建设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日益深入人心，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进一步巩固；文化体制改革在试点基础上全面推开，取得决定性进展，极大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文化事业空前繁荣，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大跨越，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显示出异军突起的良好态势。事实雄辩地证明，我国文化建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2.在现实生活中，有人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指导思想可以搞多元化。也有人提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利益关系多样化，社会思想、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就要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请对上述观点作出评析。
答：有人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是不是指导思想可以搞多元化呢？毫无疑问，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利益主体的存在，肯定会出现多种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但是，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并不等于指导思想就要多元化。事实上，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大多数时候经济成分都是多样的。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但在相当长时期中有封建地主经济与它并存。即使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同时存在小作坊、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个人土地所有者，公营性的“国有企业”，外国公司，特别是股份制的出现，使所有制形式更是复杂化多样化。然而，尽管所有制形式多种多样，但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并没有变，始终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因而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始终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同样，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成分多样化，但并没有改变我国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地位，没有也不能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这就决定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有人提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利益关系多样化，是不是就要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呢？要看到，利益关系多样化也是很多国家、很多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比如，美国可以说是利益集团很多的国家，资产阶级、农场主阶级、工人阶级是最基本的阶级，这些阶级又分为大、中、小不同的阶层；此外，还存在大量的诸如管理人员、教师、律师、医生等社会阶层。不同的阶级、阶层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尽管利益多样，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及其内部都有激烈的斗争、冲突、较量，但占主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不会容许不符合其利益的思想占主导。在我国，虽然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各阶层、各群体的具体利益有所不同，但无论各方面的具体利益如何多样，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总体上是一致的，这就必然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在当代中国，只有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或主张，能够最广泛地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引领社会发展进步，这理所当然应当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