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与农民关系密切的当然是地主。地主拥有大部分田地，其主要经营方式则是出租。宋代的货币地租有一定的发展，却仍以实物租为主。在实物租中，分成租包括主客对分，主客四六分、三七分、六四分、七三分等，定额租在北方约每宋亩几宋斗，南方很多在每宋亩几宋斗到一宋石之间，有的高达二宋石以上。江淮以南地区较多地实行晚稻和冬麦两熟制，水田不收麦租，也有相当的普遍性。此外，耕牛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出租，也有牛租。高利贷也是地主盘剥农民，兼并田地，将农民束缚于田地的重要手段。北宋和南宋的法定借贷年利率分别以１００％和５０％为限，并且禁止“回利为本”的复利，“元借米谷者止还本色”。[20]但实际生活中的高利贷却不以官方所定的利率为限。编入乡村下户和客户的农民分别有不同的赋役负担。宋朝摊派赋役，始终注意了乡村主户与客户的区别，乡村上户与下户的区别，对下户和客户有一系列减免的规定。但由于地主转嫁赋役负担等各种原因，乡村下户和客户不可能得到轻徭薄赋的实惠，却成为赋役的主要承担者。
从宋朝的史实出发，地主阶级大致可划分为皇室、官户、吏户、乡村上户、僧道户、?人等几个阶层。除了赵氏皇室外，官户作为一个法定的阶层，居于社会的最高层，宋朝的外戚大体可列入官户，宗室的一部分也可列入官户。官户享有若干特权，也有不少禁约，在宋朝的庞大等级结构中，即使同属官户，其特权和禁约也有很多身份性的差别。官户绝大多数拥有数量不等的田产，他们收取地租，很多人又兼营工商业，官场中也有各种贪污腐败的情况。宋朝的中高级官员虽有荫补特权，但官户的成员却仍经常处于流动状态，仕宦之家的子弟往往破落败家。这与魏晋南北朝时的门阀士族形成鲜明对照。
宋朝官与吏的流品区分甚严，从体制上贵官而贱吏，这与金元社会也形成鲜明对照。但从另一角度看，吏户却是仅次于官户的统治阶级，其户数也多于官户，对广大民众说来，则是更为直接的统治者、压迫者和剥削者，甚至有“吏强官弱”之说。[21]吏户兼并田产，放高利贷，贪污、行贿、勒索等行为，也史不绝书。
乡村上户大体上是指没有官和吏的身份的地主。尽管各地的划分户等标准不一，但乡村上户往往拥有几百亩以上的田产。按照宋朝制度，乡村上户须服职役，即吏役，即担任州县衙门公吏或乡村基层政权头目，他们轮差服役期间，就由平户升格为形势户，退役之后，又降为平户。乡村上户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是子弟们读书应举，由科举入仕，上升为官户。此外，宋朝的进纳制度，即乡村上户通过向国家捐献钱粮之类，也可入仕。但官场中对进纳入仕者的升迁有许多限制，被视为是一种并不荣耀的出身。
僧道户是指僧寺和道观，宋朝的户口登记中，一般是将一座寺观作为一户，而“附入主户数”。[22]寺观往往出租田产，也兼手工业、商业、典当借贷业、房地产出租业等。有的地区，例如福建路，僧寺的田产更远富于民户。僧道原则上不能繁衍后代，寺观的田产等由住持僧和知宫观事掌管，而此类人的选拔往往由官府世俗权力所操纵。
干人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是官户和地主的高等仆人，为官户等经营田地出租，收取地租，买卖田地，主管财务，放高利贷，经营商业等，但对农民而言，却是直接的盘剥者。部分干人也有自己的田产，或向农民转租官私田地。
宋朝的坊郭户作为城市居民，其上户包括城居官户、吏户、地主、干人、房主、大商人、
贷主、手工业主等，宋朝常有地主兼商人、官吏、贷主、房主几位一体的情况。坊郭下户包括小商贩、工匠等。宋代社会的商人势力较前朝壮大，轻商的传统观念有所削弱，大商人已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
宋代的私人奴婢的法定名称是人力和女使，具有雇佣性质，其社会地位显然比唐律中的奴婢有所提高。
总的说来，唐宋时代农业、商业、手工业以至家内劳动中雇佣制的发展，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农业作为主要的产业部门，秦汉时农业中有奴隶制和雇佣制，但租佃制至少也占据重要地位。降及宋、明、清三代，农业中以租佃制为主，雇佣制为辅。但在工商业以至家内劳动中，其演变的方向则是由奴隶制转变为雇佣制，而唐宋正是此种转变的重要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