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产权制度下如何规制“生物剽窃”行为——以国际法和国内法为视角
关键词: 生物剽窃 国际法 国内法 现状 对策
内容提要: “生物剽窃”是近些年国际环境法和国际知识产权法的热点问题之一。来源于发展中国家传统社区、组织或族群的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给发达国家的商业机构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资源所有者却很难分享其利益。先从引入“生物剽窃”的含义和国内外现状入手，分析现有国际法在对抗“生物剽窃”问题上的不足，提出在现有专利法律体制下保护遗传资源的设想，最后分析我国防治“生物剽窃”的立法现状和可以采取的对策。
为了获取高额的经济利益，发达国家不惜踏遍世界每个角落去获取生物资源和传统知识，并加以商业化利用，将由此产生的技术申请知识产权作为自己的稀有财产加以保护，于是便产生了“生物剽窃”的问题。 一、“生物剽窃”的含义及现状 (一)“生物剽窃”的含义和特征 1．“生物剽窃”的含义
对于什么是“生物剽窃”，国内外不同学者对其的不同概括散见于各种学术论文和著作中，不同的定义有不同的侧重点。
有些定义强调行为的“未经许可”或行为本身的“不恰当”。如有人将其定义为未经来源地社区的知情同意(其中知情同意还包括达成惠益分享的安排)而获取当地生物多样性资源(或和与之相关的传统知识)的行为［1]。牛津英语辞典将生物剽窃定义为：被认为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剥削的生物勘探（About Biopiracy参见http：//www．captainhookawards．org/biopiracy．最后访问：2006年4月。）。海外还有一些学者将生物剽窃界定为：“来自先进国家跨国公司或研究单位的研究人员前往南方国家取用遗传资源后，回国取得相关专利或进行其他商业利用，却未对该南方国家及当地住民给与适当的补偿或回馈”［2]。
这一类描述虽然能呈现出生物剽窃的客体及其因“未经同意”而导致的“不适当性”，却仍然过于笼统，没有说明获取遗传资源以后做何用途；或者只说明了获取行为“未予以补偿”，而没有对随后的专利申请是否正当做出判断。
另外一些定义侧重强调将获取的资源为基础的成果“去申请专利”，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下，将成果合法地纳入自己的财产权范围下这一行为。如有人将其概括为“未加补偿的商业化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生物资源或者相关的传统知识，以及为基于这些知识或者资源的所谓发明办理专利这类行为”[3]。 笔者认为，所谓“生物剽窃”，一般是指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研究机构以及其他有关生物产业的机构凭借其生物技术上的优势，未经资源拥有国及土著和地方社区的许可和同意并在缺乏补偿和利益分享的情况下，利用这些国家丰富的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在物种、粮食和医药等领域进行研究和用
于商业开发，进而利用西方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主张财产权，完全不考虑资源提供国/者的利益而独自获利的行为。 2．“生物剽窃”的行为表现
牛津大学博士、利兹大学法学院国际政治教授、牛津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资深成员Graham Dutfield教授采取列举的形式罗列出生物剽窃的行为表现[4]，具体如下：
表现之一，透过专利制度对于遗传资源及/或传统知识的窃取或滥用。 就遗传资源部分，行为包括：
第一，直接以该资源申请或取得专利；
第二，以该资源提纯以后的产物申请或取得专利； 第三，以该资源的衍生物申请或取得专利。
表现之二，基于商业目的而对遗传资源或传统知识进行未经许可的收集。
就遗传资源部分，行为包括：
第一，未经许可而萃取或使用自然状态下的遗传资源；
第二，未经许可而萃取或使用智能与某个特定的社区才能获得的遗传资源；
第三，违反一个国家关于遗传资源的取得和惠益分享的国内法而取得并输出该国的遗传资源；
第四，在缺乏遗传资源相关法律的国家，未经许可而进行的上述行为； 第五，通过与资源提供者进行不平等的剥削性质的交易而获取的遗传资源；
第六，在明知交易带有剥削性质的前提下，取得专利权而获取的遗传资源。
笔者认为，Graham Dutfield教授的列举式表述是比较科学全面的，如果简化表达方式，一个行为我们可以称其为“生物剽窃”行为，该行为至少应该具备三个行为表现：一是未经同意或许可的收集或获取；二是加以研究开发；三是去申请专利。
(二)“生物剽窃”的当今现状
1．“生物剽窃”在世界范围内的现状
对遗传资源的争夺是一个隐性的市场，最终浮出水面的只是其中的绝对少数，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存留的独特的基因族群（由于先天人文或地理因素，以及经济的贫困、交通的不便、现代工业化影响的微弱等原因造成的特定种群发展的纯正与独立性。）和基因资源，在各类名目的遮掩之下，在冥冥之中转化成为了科技发达国家的专利成果以赚取高额利润。而这一切，往往是基因所有者意料之外的，或者干脆是其未知的。
厄瓜多尔丛林番茄红素案：数个世纪以来，亚马逊地区的印第安人一直使用厄瓜多尔丛林中的一种名为tamate的小型圆柱状西红柿来治疗癌症。一个跨国药品公司调查到了这一传统知识，遂开始了对tamate的开发研究，并分离出了其中的活性成分———番茄红素(lycopene)。现在，该公司正在这一癌症治疗产品的销售中不断获利。而提供这些传统知识的国家和人们则并没有从这种本属于他们所有的知识中获得任何经济利益[5]。
死藤水案：一个叫做Loren S．Miller的美国科学家于1984年11月7日提交了一份植物专利申请并于1986年6月17日获得了第5751号美国植物专
利。该专利声称发明了一种新的藤皮植物，定名为“Da Vine”，该植物的“药用价值”显著。Miller还在其专利申请中宣称他是在一个南美亚马逊热带雨林的家庭花园里获得这种植物的样本的。1994年，亚马逊盆地土著组织协调机构(COICA)发现了Miller的这项专利。亚马逊地区的土著居民开始抵制这一专利，理由在于它使私人窃取了属于亚马逊地区众多土著居民的神圣的、用于宗教和治病仪式的名为Banisteriopsis caapi的藤本植物（数个世纪以来，亚马逊盆地土著部落的萨满教道士用一种名为Banisteriopsis caapi的藤本植物的树皮，混入其他热带雨林植物，来制造一种称为死藤水(ayahuasca)的具有致幻作用的饮料。这种饮料被广泛应用在宗教及治疗仪式上，用以诊断和治疗疾病、与神灵相会及占卜未来。在盖丘亚族语言中，ayahuasca意为“神灵的葡萄树”。按照传统，死藤水只能在萨满教道士的指导下才能制作和使用。当地土著居民把这种植物看成是其宗教和文化的象征。）并获得了专利权。1999年3月30日，国际环境法律中心(CIEL)代表亚马逊地区的两个印第安人组织———COICA以和亚马逊民族及其环境联盟(Amazon Coalition)———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出了对该植物专利的再审请求。随后，美国专利局驳回了Miller的这项植物专利。然而，2000年，美国专利局伊Miller的申请，对这项专利进行再审，最终还是恢复了这项专利[6]。
糖尿病治疗专利案：2002年2月26日，英国剑桥的phytopharm股份上市公司获得了一项专利号为6350475的美国专利。这项专利应用北非的一种药用植物Artemisia judaica的萃取物来治疗糖尿病。比较特别的是，该专利申请文件已清楚地表明：Artemisia judaic在利比亚传统医药知识中是作为治疗“消耗性疾病”(主要就是糖尿病)的浸剂使用的。也就是说，在授予专利权之前，申请文件中已经表明这项技术原先已经存在并且在一些社区中广为使用的，这种缺乏“新颖性”的专利申请美国专利商标局仍然予以授权[7]。 减肥药专利案：非洲南部出产一种植物，当地土著居民通过咀嚼这种植物来抑制饥饿、止渴和提高注意力，英国制药公司从中提取抑制食欲的化合物制成治疗肥胖的强效新药，从该药物的授权生产中获得了高额使用费，而一直保存种植这种植物的土著人没有任何利益回报[7]。
清洁剂蛋白酶案：博果尔湖位于非洲的肯尼亚，世代在湖边居住的当地人认为博果尔湖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有小病小痛的人只要在湖里浸泡就可以得到医治，人们的压力和心绪不宁也可以被湖水冲走。美国宝洁公司的重要合作伙伴美国Genencor公司长期为宝洁销往全球的清洁剂产品提供起重要作用的蛋白酶。这种能使脏衣服变白的酶是该公司从一个到当地进行勘探的勘探队手中买回了含有这种酶的微生物并拿回公司的实验室研究，发现了酶并申请了专利，而他们没有给当地居民任何利益和补偿[6]。 2．我国遭受“生物剽窃”的现状
在基因资源的全球争夺中，中国又成为了一个焦点。中国是全球12个“高度生物多样性国家”之一，丰富的遗传资源是中国非常显著的优势。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人口大国，也有世界最大的疾病人群，适合进行基因组多样性的研究，特别是与疾病相关的药物研究。中国是个具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有的基因。中国一些地方居民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一些生活习惯也为遗传资源的采集和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在一些相对边远的地区，至今还保存着小国寡民、不相往来的习俗，当地居民世代生活在一个村子里，迁徙较少，这就保持了当地基因资源的纯正性，较少受到外来基因的干扰。这些都
使我国处于基因资源争夺目标阵地的前沿，中国遭受生物剽窃的案例不胜枚举。
南橘北枳———这个传承千年的故事，在全球化时代又有了新的注解。云南的猕猴桃，到了新西兰稍加改进，变成奇异果(kiwi fruit)。目前，新西兰奇异果出口量占国际市场70%的份额，而原产地中国却分文未获。不仅如此，甚至连我们自己都开始使用“奇异果”这个称谓（我国国产饮料“汇源果汁”在果汁名称和成分的描述上，已经使用“奇异果”的称谓。）。
北京小黑豆，到了美国被重新培育出新品种，不仅解决了毁灭性的线虫病，还垄断了国际市场，而中国每年反倒要从美国进口2000多万吨大豆。 截至2002年6月30日，美国公布从中国引进植物资源932种20140份，其中大豆4452份(含野生大豆168份)，而中国官方同意提供的仅2177份(不含野生大豆)（数据来源：http：
//www．bioon．com/biology/class18/169448．shtml．最后访问：2009年12月。）。北京小黑豆，到了美国被重新培育出新品种，不仅解决了毁灭性的线虫病，还垄断了国际市场，而中国每年反倒要从美国进口2000多万吨大豆。 中国在药品方面遭受“生物剽窃”的典型案例是金龙胶囊案。据有关报道，1999年5月，美国联邦药品管理局下属研究所从事基因工程研究的专家Narda Zein与中国癌症基金会北京鲜药中心的李建生以“共同开发在美国市场推广”为名进行合作，将李建生20余年的科研成果———抗癌新药“金龙胶囊”中极具价值的中药活性成分窃取，并进而将其发明权卖给了瑞士医药巨头诺华公司。这是目前中国已知最大的中药秘方遭剽窃事件，估计给中国带来的损失可达20亿元人民币（消息来源：http：
//finance．sina．com．cn/d/81315．html．最后访问：2009年12月。）。 2002年3月28日，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下设的“人体研究保护
局”，向哈佛等机构提出质疑，原因是他们在中国进行的15个人类基因研究项目存在“广泛而严重的违规”行为，在采集当地居民血样的时候，用一块黑布蒙住被采集人的胳膊，使被采集人不知道自己究竟被抽取了多少血样。哈佛的这个项目是在一名叫徐希平的中国学者的协助和参与下进行的。自1995年以来，在徐教授的协助下，安徽大别山附近数以万计的百姓为哈佛大学与中国的合作项目“贡献”了血样，这些血样进了哈佛基因库，最终通过一系列的项目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哮喘病、糖尿病、高血压、人类生育、烟瘾、肥胖症、骨质疏松症、精神分裂症以及孪生儿研究。由于这些血样对研究和开发药物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徐希平的研究小组获得了国外大笔的研究经费，哈佛大学获取了上百万元的联邦赞助和私人投资。然而，采集血样时该项目允诺当地居民的免费体检、后续治疗和医疗保健项目却从未兑现[8]。
一份由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所作的调查报告发现，在云南省和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总是有形形色色的研究队进行生物勘探。而这些生物勘探往往不经当地居民的事先知情同意，更不包括一些关于共同商量遗传资源交换条件的内容。这份报告说遗传资源领域(如水稻种植、畜牧业、医药开发、植物调查)都涉及众多利益群体，可是，各个利益群体对公平的获取条件和惠益分享办法意识很薄弱。特别是有许多利益群体与村民没有直接的接触，甚至调查方案中都没有包括任何能够保证信息提供者的知情同意权的措施。研究人员大多从自己单位的利益出发来考虑保护措施和研究方案，对祖祖辈辈保护地方遗传资源的少数民族村民的权益和利益考虑得不多[1]。
二、现有国际法在对抗“生物剽窃”问题上的不足 (一)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层面 1．国家主权原则及弊端
国家主权原则主要体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第15条第1款，即：承认国家对其自然资源享有的主权，国家政府有权管辖对遗传资源的获取，并受国内法规制。
国家主权原则的立法主旨是赋予处于弱势的国家(通常是基因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对其基因资源的主权，以对抗发达国家研究机构与企业的任意无偿掠夺，使两极的实力相对比较持衡，从而最终促进资源的保护和利益的公平分配。赋予基因资源来源国以国家主权，能解决没有主权而“任人宰割”、无偿流失的混乱局面，它有权力和实力来维护基因资源持有人的正当利益，确立基因资源的国家主权，填补了原先模糊无主权地位的空白。但是国家主权的主体是国家而非某些群体、团体或社区，所以确立国家主权原则的同时，也泯灭了个人和族群获得主权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基因资源的获取大多数只是来源于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少数的或者特殊的群体，而并非来源于这个国家整体或者大多数人。所以，所得的利益来源于某一特定群体也应据其特殊需要被使用于特定群体，而不应简单收归国家管理统筹规划或者收归这个国家的财政所有，尤其是当特定基因族群存在自治政府管理机构时，一味地强调国家主权而忽视族群主权将带来权益的重度倾斜。以国家为资源所有者，所获的利益往往最终用于国家相关项目的公益事业(彰显的价值在于利益的最终“惠及大众”)，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所得利益就变得遥远而不可触及。况且资源的真正持有人在资源被使用的时候可能处于完全不知情的状态，利益如果真的收归整个国家所有，他们也不必然会得到真正的好处。因为资源所有人在自己国家对研究机构的谈判中可能不是必要的一方，他们甚至不一定了解谈判内容的含义，也不一定了解现代专利或者知识产权制度，如果他们就研究或谈判内容不被善意告知，可能就会自始至终地“蒙在鼓里”，上述安徽大别山采集血样案件就或多或少是这种情况。
在国家主权原则下，基因资源所有者所“知情”、“同意”的基因科学研究，首先可能会对他们的宗教信仰、隐私造成潜在的侵犯，因为一旦同意，其基因资源就再也不在其掌控的范围内，同意被使用后的基因资源就处于“失控”的状态；其次，当侵犯现实地出现的时候，他们无力阻止侵犯的进一步扩散和蔓延，更无法收回基因资源，因为在基因资源国家主权的情况下，相关授权国家管理机构已经作出了“主权同意”，这种“主权同意”在研究机构已经投入资金着手进行研究的时候是可能“禁止反言”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家的主权强化、族群的主权弱化，有时可能是背离在资源之上设立主权的初衷的。这就是国家主权原则的弊端。我们应该看到，国家主权原则虽有弊端，但是如果取消该原则，社区、族群更加无力和以科技武装了的发达国家研究团体抗衡，那“生物剽窃”发生的可能性则更大。所以在目前的体制下，国家主权原则仍不失为相对较好的一种制度选择。 2．事先知情同意原则的法律漏洞
事先知情同意原则主要体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第15条第4款，规定：对遗传资源的获取应当建立在双边同意条款的基础之上，尤其是资源提供方(通常是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持有人)的事先知情同意。
如上事先知情同意要求研究国在证明已经取得来源国的知情同意，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