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蔡元培与中国近代教育
（筠连中学 付林）
[摘要]：中国近现代历史风云激荡而又异彩纷呈，在思想方面呈现出“浮光掠影的特征”。这段历史中的人物多由传统走向现代，其中，蔡元培在动荡、变化的中国掀起了教育体制改革风潮，毕生为建立中国新的教育制度，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而鞠躬尽瘁，尤重改革和发展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本文从辛亥革命前的教育探索、创建资产阶级新教育体制、锐意改革北大三个层面梳理蔡元培的教育活动，以昭显其教育思想，为我国当前的新课程改革提供思想资源。
关键词：蔡元培；近代；教育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中国近代教育之父。他一生投身革命，重视教育，献身中国的教育事业，致力于建立培养新式人才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推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步伐，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石，造就了一批新式人才，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振兴教育、改革教育的今天，我们对蔡元培的教育活动进行一番历史的考察，充分吸收其教育思想的精华，将有助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和谐发展。故而，本文拟就蔡元培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作一些浅析，并结合当前的新课程改革谈些看法。
一、辛亥革命前的教育探索
中国自近代以来，“天朝上国”的迷梦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在中国与西方的剧烈对抗中，有识之士意识到，要想“救亡图存”就必须向西方学习。于是，以“救亡图存”为主要目的的西学运动兴起。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蔡元培开始留心时事，学习日文，研究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设施。他曾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说：“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1]也就是说，推动中国的变革，须广泛培养革新人才，仅靠少数人的力量，是无法成就大器的。同时，他准确地认识到清政府已无可指望，于1898年秋南下从事教育活动，积极投身于“教育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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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浪潮之中。
1898年冬，蔡元培回到故乡绍兴，就任中西学堂监督，对学堂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在开设英、法两门外国语的基础上增加一门日语，并请日本人中川任教，又设法购进一批物理、化学标本及教学教具，使学生能够进行科学实验。这些改革其实是合理的，但遗憾的是，革命的先驱总是富有悲剧色彩，他的改革遭到旧派势力的抵制和反抗，不得不被迫辞职离去。
1899年，蔡元培受聘任嵊县剡山书院院长，继续主张倡导科学，充实新学，多次做演讲，“宣传科学之有用，劝学生就性之所近，分别研求。”[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蔡元培“益己益世”的教育宗旨，他在书院开设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术学等，注重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并利用图书馆推行新学。由于书院经费困难，使得改革无法进行，他不得不再次辞职。后来回到临安、余杭等地办学，终因旧势力的阻扰反抗而收效甚微。
1901年7月，蔡元培应上海澄衷学堂总理刘葆良的邀请，代理上海澄衷学堂总理，并被推荐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南洋公学重在发展普通教育，同时开设特班以培养社会所急需的人才。他上任后，便开始推行自己独特的教法，即鼓励学生练习演说和国语，要求学生关注国内形势发展，引导学生放眼世界。由此可见，蔡元培教法的重心在于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引导青年将自己融入国家，再放眼世界。
1902年4月15日，蔡元培与叶瀚、蒋观云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其宗旨在于：“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 [3]，这就同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划清了界限，体现出革命的教育方针。中国教育会下设教育、出版、实业三个部。然而，因经费拮据，时局变动，中国教育会的活动未能按原计划进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成立中国教育会是徒劳无功的，其实，中国教育会在当时已成为国内最早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组织。诚如蒋维乔所言：“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4]
1902年冬，蔡元培与同仁在上海创办了爱国女学，他认为“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5]其目的在于使广大妇女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享受应得的教育权利。他希望“以教育为手段，通过办学来
提高国民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觉悟，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培养革命人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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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因部分教员限制学生思想、言论自由，不许学生议政而发生学潮，百余名学生愤然罢课退学。蔡元培同情学生，支持其正义斗争，立即和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以接受退学学生。爱国学社章程规定：“重精神教育，重军事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笔者按：科学应为学科）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7]在他看来，“革命止（笔者按：止应为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8]
通过以上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体会到蔡元培走上兴办教育之路的心路历程。他在民族危难时刻，从戊戌变法的失败中认识到培养新式人才的重要性，尔后，毅然走上兴办教育的道路。如果说他办理中西学堂，南洋公学特班等新式教育时，办学思想倾向于提倡民权、女权，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那么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时，办学思想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把教育与革命有机结合起来，将教育置于革命任务之中，为反清革命斗争培养人才。因此，他积极创办新型学校，力求培养新式人才的教育探索，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培育了一批思想进步、才华出众的人。虽然他的探索也有不彻底之处，但是他的探索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富具进步意义。 二、创建资产阶级新教育体制
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标志着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衰亡，取而代之的是以西方教育理念和模式为基础的新式教育的兴起。蔡元培紧跟时代潮流，致力于向西方学习，以求得中国的新机。1907年5月，他赴德留学，四年的留德生涯使之进一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1912年1月3日，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从1月到7月，他领导和组织了对封建旧教育的改革，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教育体制做出了不凡的业绩，可谓彪炳千秋，永载史册。
(1)、提出“五育”并举教育方针
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但封建专制的教育思想并未随清政府的结束而消亡。蔡元培否定了清末教育宗旨中的“忠君、尊孔”，明确提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9] 1912年2月11日，蔡元培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提出了“五育”并举教育方针，即“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军国民主义教育”是指军事体育教育，它是富国强兵的根本保障；“实利主义教育”是指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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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技能教育，是实现富国强兵，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措施；“公民道德教育”是指资产阶级主张的“自由、平等、博爱”，它是资产阶级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五育”教育的核心之所在；进行“世界观教育”的目的是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言论自由来取代中国传统的思想专制；“美感教育”是指音乐、图画、手工等艺术教育，是实现“世界观教育”的主要途径。“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等和谐发展的思想。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归纳出蔡元培“五育”并举教育方针的特点在于：把“军国民主义”划为体育，“实利主义”划为智育，“公民道德”和“美育”划为德育，世界观则是三者的统一。用蔡元培自己的话来说：“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10]，“五育”的目的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 [11]。
蔡元培“五育”并举教育方针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具有局限性，但它毕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首创，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它有力地打破了封建主义长期对国民的禁锢，有利于当时教育的发展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同时，也提高了国民追求独立和个性的自我意识。
蔡元培提出的“五育”并举教育方针体现了以培养健全人格为宗旨的教育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诚如他所言，“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12]这一思想已包含现代教育理论和谐、全面发展的内容，即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这对于当前的新课程改革，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2)、改革封建旧教育
1912年1月19日，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正式成立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教育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蔡元培在担任教育总长期间领导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改革。
教育部成立后，于1月19日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除改订教育宗旨，废除“忠君、尊孔”而外，还废除读经，改革学制，修订课程，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小学实行男女同校等。教育部下设立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和社会教育三司。其中，社会教育司的设立，是蔡元培积极倡导成人教育的体现，它把成人教育纳入了学制管理体系，直接推动了当时成人教育的发展。今天，成人教育仍是高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社会教育司的设立在中国教育行政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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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巩固和发展教育改革的成果，建立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体制，1912年7月10日到8月10日，蔡元培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通过此次会议，教育部将教育方针改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3]，同时，重订学制，制订学校系统表，规定小学四年，高小三年，中学四年，大学本科三至四年，陆续公布各种学校规程，形成了较全面系统的学制系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简称为“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除普通教育系统外，还有师范和实业两个教育系统，学制的特点在于：缩短了学制年限；女子和男子享有同等的法定教育权；废除了清末高等教育中所谓的保人制度；消除了教育中的封建等级性。它是“民国的第一个学制，较全面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它是民国初期的中心学制。” [14]
(3)、推动留法勤工俭学
1912年初，在蔡元培的大力鼓励和支持下，李石曾、汪精卫等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其宗旨是：“以节俭费用，为推广留学之方法，以劳动朴素，养成勤洁之性质。”[15] 因不满袁世凯的飞扬跋扈，蔡元培离开北洋政府，于1912年9月第二次赴德留学，1913年9月前往法国留学。蔡元培之所以如此看中法国的教育，是因为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是最彻底的，而且教育不受教会控制。因此，他鼓励更多的青年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1915年6月，蔡元培与李石曾、汪精卫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并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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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标。1916年3月29日，为发展留法勤工俭学，沟通中法两国文化，蔡元
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与法国人欧乐、穆岱等在巴黎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并在同年6月22日正式成立，其宗旨为：“发展中法两国之交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的发展。”[17]留法勤工俭学在中国近代占据着
[18]特殊的地位，其影响广泛而深刻，“是中国近代教育史和留学史上的新篇章”，
它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明、吸收西方近代的科学和民主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锐意改革北大
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一所充满官僚习气的学校。蔡元培评价当时学校的状况说，“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千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 [19]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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