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北大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术空气淡薄。鉴于此，他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民主改革，可是改革成效不大。之后，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于1917年1月14日在北大正式任职。他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大学模式和教育方针，对北大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此举使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取得光辉的一席，同时，北大也成为中国各大学中的楷模，许多大学均向北大的改革取经。 (1)、整顿学风校风
明确大学的宗旨是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关键一环。他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20]也就是说，不能把大学当作升官发财的阶梯，读大学不仅仅是为了混资力、谋官位，而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学问。1917年1月9日，他在发表就职演时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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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教诲学生应有纯洁的入学动机、正确的求学宗旨，“宗旨
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肆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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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真切如理的情感教育，自然使北大学子受益匪浅，他求学与做人的教导
自然能穿越时空的限制，对今日那些打着新课改的旗号不求上进、混光阴的教师和学生们仍起着教育和警醒作用。 (2)、建立“学诣”式的师资队伍
教师整体的学术水平是一所大学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高低与否的标志之一，也是把大学建成学术研究机构的重要保证。所以，要打破北大的旧习惯，必须“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23]蔡元培在教师聘任上采取“学诣”第一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一方面延请学有所成，富有声誉的专家学者来大学任教(如钱玄同、沈尹默、鲁迅、刘半农等)；另一方面辞掉一些不称职的中外教师。这样一来，他招揽了一批有真才识见的学者，致使北大教师焕发出富于学术的特色，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蔡元培以“学诣”为主，建立良好师资队伍的经验颇值得我们借鉴，对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而言，就是要聘任具有一流水平，热心于教学，富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教师，以此来提高基础教育的水平和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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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整系科设置
首先，扩充文理，改变“重术而轻学”的思想。蔡元培指出“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24]，这反映了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25]的大学教育观。其次，沟通文理，废科设系。为避免文、理科学生的相互隔绝，“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26]，蔡元培废除文、理科的科别，设14个系，废除学长，设系主任。再次，实行选科制。蔡元培主张实行美国大学单位制——选科制，使学生在专精之余能够旁涉其他相关学科，这是“我国大学教育上一个极大的进步” [27]。按照以上分析，我认为蔡元培是比较注重通识教育的，他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28]这两句话正是他主张通识教育的充分体现。蔡元培主张通识教育的思想尤值得我国当前高校改革发扬与光大。现代高校应使受教育者接受通识教育，不应一味地把专业划得过细，授课宗旨应是先通博后精专，应使受教育者在知识和技能，人格与学识，理智与情感，道德与情操，身体与心理等各方面得到健康、和谐的发展。 （4）、建立民主管理体制
教授治校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教授治校乃民主管理的体现，民主管理乃教授治校的精神。只要发挥这些懂教育，精通业务的专家们的集体智慧，群策群力，就能为办好学校做出贡献。”[29]他组织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组织各门教授会分管和规划本学门的教学工作。管理体制的改革体现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思想，“从组织上、制度上保证了北京大学从封建、习气浓厚的学府到新型大学的转变。”[30]此举提高了北大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促进了学校的蓬勃发展。 (5)、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31] 大学的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
大学应该“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32]，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蔡元培在教师聘任上以“学诣”为主，网罗了各类学术人才，使得北大教师队伍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文、理、法专家学者各显神通，建立各种社团和研究会(如：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进德会等)；同学们也自办各种刊物、报纸，对新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通过对北大的整顿和改革，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云集于此，使得其学术氛围浓厚，学术活动活跃。北大逐渐成为各种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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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流派的集散地，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盛景。这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十分巨大，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机关和核心，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效传播的重镇。
(6)、实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
1927年6月17日，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感受到长期在军阀统治下从事教育活动处处受限制，决意摆脱不良政治对教育事业的束缚，提出在我国建立大学院的试验。在第109次政治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中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还提出教育“科学化、劳动化、艺术化”三项教育方针，作为今后的努力方向，把科学教育放到首位。这与我们今天的“科教兴国”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我们可以窥见蔡元培深邃的教育识见。基于教育学术化，反对官僚化的理由，1922年蔡元培又提出采用法国的大学区制，作为实现教育独立的重要步骤。大学院与大学区制的实行都是我国教育行政制度的大革新，同时也是欧洲教育制度在我国的一次重要试验。蔡元培从一个单纯教育家的角度出发：“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 [33] 这种设想自然是蔡元培推行教育独立思想的体现，但事实上这是无法实施的，这种实验证明在一个缺乏民主，实行独裁专制的国家，引进资本主义的东西是很难立足的。这次失败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提高教育地位，改革教育制度，保证教育经费，都不能离开国家政治的刷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的建立。”[34] (7)、主张女子教育和平等教育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一直把妇女置于社会的最低层，新文化运动掀起了妇女解放的潮流，蔡元培明确反对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认为女子应当和男子一样享受同等教育的权利，应实行女子教育。他一手缔造的爱国女学，开创了女子教育之先河。与此同时，他还主张仿制西方，实行男女同校。在北大开“女禁”，无疑是我国教育史上的巨大进步，也可以说是当时整个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可见，蔡元培是中国提倡女权的先声，推动了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除此之外，蔡元培在北大还推行平民教育，主张教育权利人人平等，不论贫富都应有入校求学的机会。所以，他想尽办法，为平民入学创造条件，如招收新生时只强调学行，而不问资历，严格考试，扩招旁听生，在北大办校役夜班，开办北大平民夜校，男女兼收，实现了在北大中无论何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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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中，关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时，如是说，“评价历史人物，主要是看一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客观作用，从推动或阻碍历史发展的大小着眼，确定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主要作用，而不是单纯从个人着眼，沉溺在个人的各种思想、行为的细节中纠缠不清。”[35]又指出“评价历史人物，就应不止是批判他的政治思想了事，而应该根据他在历史上所作的贡献，所起的客观作用和影响来作全面衡量，给以符合实际的地位。”[36]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蔡元培，那么其客观作用和影响，则是积极而久远的。
随着西方列强的种种刺激，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的教育处于恐慌、恐惧之中，并显得不知所措。蔡元培本着近代民主国家的原则来倡导、扶持、改革、实践以近代民主公民为坐标的教育思想，实施可行的教育方针(“五育”并举)，开启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他从德、法留学中学得比较系统的教育制度，并结合中国实情，进行教育制度和教育结构的改革，主张男女、贵贱平等，指出人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其功业千秋难竟。他在教育领域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建设，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又加之其师德尤好，学贯中西，科学与艺术兼通，曾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主张近代民主教育显然是正确的，但他在改革中使得中国五千年来的核心教育价值取向没有和现代科学、现代教育很好地结合，也有不足之处。他对西方的学习仅仅是继承古希腊至近代的科学、民主等等工具理性方面的东西，而对西方的道德、宗教等等心灵精神方面的东西则没有足够的留意，所以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如同“以科学代宗教”之类的说法一样，是不够严谨的，这在人文价值失落的今天，自然是值得我们深刻反省的。
一、参考文献
[1]高平叔：《蔡元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页。 [2]高平叔：《蔡元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页。 [3]胡国枢：《蔡元培评传》，河南：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7页。 [4]胡国枢：《蔡元培评传》，河南：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7页。 [5]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6]周天度：《蔡元培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7]周天度：《蔡元培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8]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40页。 [9]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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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11]胡国枢：《蔡元培评传》，河南：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70页。[12]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页。
[13]周天度：《蔡元培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 [14]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修订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页。
[15]胡国枢：《蔡元培评传》，河南：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 [16]高平叔：《蔡元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3页。 [17]周天度：《蔡元培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 [18]周天度：《蔡元培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19]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 [20]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21]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3 页。
[22]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23]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页。
[24]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35页。
[25]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26]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27]周天度：《蔡元培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 [28]高平叔：《蔡元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4页。 [29]陈科美、金林祥：《上海近代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页。
[30]胡国枢：《蔡元培评传》，河南：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页。[31]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32]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33]胡国枢：《蔡元培评传》，河南：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页。 [34]胡国枢：《蔡元培评传》，河南：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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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页。
[36]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85页。
二、参考书目及其文章：
1、沈灌群、毛礼锐：《中国教育家评传》（三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2、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3、苗体君：《蔡元培与中国近代教育》，《青海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 4、苗体君：《蔡元培与中国近代的学校教育》，《宁波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5、刘惠文：《论蔡元培与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5期。
6、丛彩娥：《论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当代意义》，《高校之窗》，1999年第4期。 7、张天槎：《蔡元培五育并举思想及现实意义》，《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8、董宝良：《蔡元培整顿与改革北京大学的历史经验》，《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9、王舒：《蔡元培大学理念的现代性分析》，《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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