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分工与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
张捷/林新孟
? 2012-10-19 12:15:16 来源：《产经评论》(广州)2012年3期
【英文标题】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etical Model for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s
【作者简介】张捷，博士，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产业经济和金融发展；林新孟，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广州 510632
【内容提要】本文在全面均衡的框架下，融合了H-O模型和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思想，建立了分析国际分工与产业结构变动关系的理论模型。模型将封闭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变动的诱因分解为三个因素：消费因素、资本因素和劳动力因素，探讨了这三个因素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机制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轨迹；然后进一步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向后工业化过渡的内外影响因素；最后，初步检验了基于制造—服务的国际分工模式对我国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升级转型的不利影响。
Under the framework of general equilibrium,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dustrial structural changes, using Heckscher-Ohlin model and classical growth model. Firstly, the model resolves the structural changes in a closed economy into 3 motivators: Consumption factor, capital factor and labor factor. Then, the model analyzes the inner and outer factors of structural changes in an open economy. Furthermore, we study the negative impacts on Chinese process of post- industrialization from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ing-service labor division.
【关 键 词】产业结构/国际分工/变动/一般均衡industrial structur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change; general equilibrium 一引言
1940年，克拉克在其名著《经济进步的条件》中提出：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威廉?配第于1691年在其著作《政治算术》中也曾提出过类似理论，故此理论在经济学界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
此后，西蒙?库兹涅茨通过对59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数据的分析，印证了克拉克的结论，并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产业结构模型，分析了随着人均GDP增长，产业增加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具体参考数据。库兹涅茨模型也证明了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
20世纪70年代以后，钱纳里等人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一书中，对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进行了总结。为了分析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利用100多个发展中国家1950-1970年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确定了经济发展与结构变化的平均模式，即所谓的“标准结构”。为了使最终结果具有意义，他们控制了如下变量：自然资源的相对丰裕度、国家规模、技术变化、贸易政策、城市化等。钱纳里发现了人均收入水平与经济结构之间具有强的相关关系。
受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现实需要的影响，以上学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工业化进程(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结构变迁问题，关于后工业化进程(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结构演变的研究十分罕见，其中国际分工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向后工业化转变的研究文献更是凤毛麟角(张捷和周雷，2012)[1]。一方面是因为对服务经济的研究存在许多困难，如服务业构成庞杂、性质迥异(Riddle，1986)[2]、定义分歧和统计困难(Griliches，1992)[3]等，以至学界在服务业比重提高的真实含义、服务业生产率变化、服务业与长期增长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没有形成稳定共识，影响了对服务经济及其形成机理的研究(江小涓，2011)[4]。另一方面，长期以
来，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都是商品贸易，即制成品与初级产品之间、不同制成品之间以及同一制成品内部生产环节之间的分工，却极少有人研究制造与服务之间的分工。制造与服务之间分工的研究涉及传统分工理论的适用性、服务贸易统计口径等难题(江小涓，2008)[5]，但这种正在兴起的国际分工新形态却对分工国的产业结构演变乃至全球经济的平衡有着重要影响，对其研究已经刻不容缓。
二国际分工与产业结构变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推进，对产业结构演变的研究需要更多地考虑国际分工的影响。国际分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可以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去考察，本文侧重于需求方面的考察，主要考虑国际贸易(包括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
国内关于国际分工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分工与工业化的关系上，较少关注国际分工对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影响。其实，近年来中国的产业结构演进已经出现了“悖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产业结构曾发生了很大变化，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二、一、三”结构转变为“二、三、一”结构。但自1985年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超过第一产业以来，“二、三、一”的结构已经保持达26年之久。近年来，虽然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但是产业结构的变动却趋于滞缓，尤其是服务业的占比停滞不前。江小涓(2011)[4]指出，国外学者最新的研究表明，服务部门的增长呈现两波态势，第一波发生在人均收入达到1800美元以前，其后趋于稳定；第二波出现在人均收入4000
美元左右。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300美元，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组别，但与中上组别的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指标明显偏低。2009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分别只有43.4％和34.1％，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组别的两项指标平均值分别为60.4％和58.3％。
程大中(2004)[6]基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实际，较为系统地检验了著名的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具体原因，并得出以下结论：中国整体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相对较快的主因是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由于服务业发展不能满足服务需求，而各类服务需求大多缺乏价格弹性，导致服务价格不断上涨，有引发“成本病”之虞。但是以上分析是基于国内人均收入、就业总数以及服务业自身的构成展开的，未考虑国际分工的影响，而且也未分析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江小涓(2008)[5]对我国服务业比重低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对决定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城市化等)进行了多元模型的计量分析。他们还指出，对外开放对我国工业增长的促进作用要远远大于对服务业增长的促进作用，贸易起到了提升工业比重、降低服务业比重的作用。但是对于国际贸易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机理并未进行深入探讨。
胡超和张捷(2010)[7]认为，中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产业结构演进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却陷入停滞状态，显然与配第—克拉克定理相悖。这种产业结构被“锁定”的外延式增长如果得不到及时矫正，有可能把中国拖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产业结构的停滞和扭曲往往是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后果。而跟随结构停滞而来的，必将是经济增长动力的逐步衰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