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中的著译编读交流一种副文本
的研究视角
[摘 要] 运用“副文本”理论，考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中的副文本。从著者与译者、译者与编者、译者与读者、编者与读者四个方面，对翻译出版活动中著、译、编、读人员之间的交流进行分析并总结著者、译者、编者、读者在译著生产和传播中的利益关系网络。
[关键词] 商务印书馆 翻译 地理学 副文本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6） 03-0113-05
Research on the Communic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Translated Works of Geography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atexts Xiao Chao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710119）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aratexts of the translated works of geography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On this basis，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the authors， translators， editors and readers are described from four
aspects： authors and translators， translators and editors， translators and readers， editors and readers. Finally， the interest relationship of the author， translator， editor and reader is summarized.
[Key words] The Commercial Press Translate Geography Paratext 1 引 言
杰拉德?热奈特（Gerald Genette）在其著作《门槛》（Seuils）中提出“副文本（paratext）”的概念。他将副文本分为 “内含文本（peritexts）”和“外延文本（epitexts）”。前者包括作者姓名、书名、次标题、出版信息、前言、后记、致谢甚至扉页上的献词等。后者包括外在于整书成品的、由作者与出版者为读者提供的关于该书的相关信息 [1]。近年来，海外书籍史家在研究中也开始运用“副文本”这一概念，并拓展了杰拉德?热奈特“副文本”概念的阐释范围。周启荣（Kai-Wing Chow）认为“paratext”翻译为“超附文本”更为合适，并对超附文本与晚明时期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2]。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提出研究中国书籍史需要注重副文本。她认为“副文本”指一本书中围绕、支持基本文本的其他部分。题辞、序言、后记、目次、评注、释文、插图，甚至某些文本版式的基本要素都可称为“副文本”[3]。在学术翻译出版活动中，译著的副文本是由作者、
译者和编者三者共同创造的。副文本为作者、译者、编者提供了话语空间。这三者通过翻译出版活动相互连接，构成一个群体。其中，书名、译者序、译者后记等副文本是体现译者翻译思想和学术观点的重要载体。内容提要、出版说明、封面设计、护封、广告等副文本则由编者主导，体现了编者的出版意图。
商务印书馆建馆至今一直是中国翻译出版业的重镇，在翻译出版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其中，商务印书馆的地理学译著不仅在数量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出版机构，而且翻译和出版质量颇高，深得学术界的赞誉。据统计，在1897―2012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410种地理学译著[4]。本文运用“副文本”理论，在考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内容简介、译者前言、序言、译后记等副文本基础上，从著者与译者、译者与编者、译者与读者、编者与读者四个方面对翻译出版活动中著、译、编、读人员之间的交流进行分析。 2 著者与译者的交流
著者与译者的交流可以通过译者前言、序言、译后记等副文本直接反映出来。作者中文版序这种副文本更能反映著译者间良好的交流。
2.1 著者与译者交流的方式
通过考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副文本，可以发现，地理学译著著者和译者主要是通过译者出国留学或访学、著
者来华讲学、会议论坛等方式进行交流。 2.1.1 译者出国留学或者访学
一些译者通过出国留学，与国外地理学者建立联系，促成译著的翻译出版。蔡宗夏先后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和博士后，并在法国科研中心访学。这样，他有很好的机会参加法国地理学界活动，结识法国地理界同行。《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和《法国地理学思想史》的作者是法国人，这两种书的翻译出版，与译者蔡宗夏同法国地理学界的交游是分不开的。《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作者保罗?佩迪什（P.Pedech）曾向译者馈赠了法文原著及其他参考书籍，可见两人有直接联系。而《都市发展：制定计划的逻辑》作者路易斯?霍普金斯（Lewis D. Hopkins）为译者赖世刚博士指导教授，作者和译者有师承关系。
近年来，教育部和高校对教师出国访学的资助增多，地理学界也有更多出国访学的机会。地理学者通过出国访学交流等途径，获得翻译西方地理学著作。阙维民译《地理学与历史学》等，都与译者在国外访学有着密切关系。 2.1.2 著者来华讲学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曾邀请苏联专家来华访问。在访问期间，中国科学院和一些高校会邀请苏联专家做学术报告，《地理学和地理教育问题》（1959）、《海岸地貌》（1959）、《社会主义工业布局概论》（1987）等地理学译著就是根据
苏联专家的讲稿翻译整理而成的。从《〈社会主义工业布局概论〉译者前言》[5]中，可以看出该书出版与作者在华学术报告有关。作者普洛勃斯特教授1950年代末期曾作为中国科学院的顾问在华工作，在华期间作过多次学术报告。该书《运输与工业布局》一章即是他当时学术讲演的论题之一，并先于本书首先在中国发表。后来，他不断发展与扩充论题，充实其内容，终于形成专著《社会主义工业布局概论》。 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地理学界的交流更加频繁。国内地理学界通过邀请国外地理学者来中国讲学，增进了地理学者之间的交流，促成了译著的翻译。译者刘卫东在2002年认识彼得?迪肯（Peter Dicken），并成了忘年交。2005年，曾邀请彼得?迪肯来北京进行短期讲学。著译者之间通过“讲学”活动进行了良好的交流，这种直接交流对促成《全球性转变》一书的翻译大有裨益。 2.1.3 通过会议论坛认识
一些地理学译著的译者和作者通过国际地理学相关会议或论坛认识。通过《〈养育更美好的城市〉译序》可以了解到，译者蔡建明通过世界城市论坛认识了作者卢克?穆杰特（Luc Mougeot），双方在随后的工作交往中成为朋友[6]。 2.1.4 著者为华人地理学者
华人地理学者在海外地理学院系和研究机构担任职位，客观上增进了国内外地理学界的联系，也促成了地理学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