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传》最初只是停留在口说阶段，到了汉景帝时才由胡毋子都书于竹帛。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公羊·隐公二年》何休注，到徐彦《疏》中又做了进一步发挥，详细列出了《公羊》的传授世系①：“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髙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与董仲舒皆见于图谶是也。”②。何休《公羊》一直口说流传的解解释是孔子“畏时远害”。其实，仔细推敲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③。我们并不否认认在古代有许多书是靠口耳相传的，《诗经》之所以能经秦火而未残就是因为它可以通过人们的讽诵而流传“不独著于竹帛”。但是，广泛的口耳相传，在传播过程中必然会发生文本的歧变。目前我们可以知道《诗经》在汉代至少有五个版本：齐、鲁、韩、毛、阜阳简本。由上面的论述可知，汉初《春秋公羊传》的流传十分广泛。上述诸人中，陆贾、袁盎是楚人，邹阳、公孙玃是齐人，贾谊是洛阳人，韩婴是燕人。另外，《公羊》大师董仲舒是赵人。他们的分布是如此广泛，而后世却没有听说过《公羊传》有什么文本上的歧异。这只能说明在西汉初年以前，《公羊》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文本。董仲舒在年岁上比胡毋生略小，前人已经考证他们之间没有师承关系。④我们很难理解在董仲舒这样一个《公羊》大师手中竟然没有一个完整的《公羊传》文本。所以，《公羊传》之书于竹帛可能早于汉初。
如果孔子修《春秋》的说法不错的话，那么在孔子身后《春秋》就开始在儒者中间传授着，但是如果仅是一部经而没有传，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一部“断烂朝报”该如何讲授。《公羊传》本身也提到《公羊》的一些先师，就证明了《公羊传》是早就有了的，只不过后来在传授过程中经过了不断的完善，这个过程可能一直持续到了汉初。沈文倬认为《公羊》《谷梁》“二传本是经师据口传秦前经义汇辑而成”⑤，这也不能成立。洪业在《春秋经传引得序》中就认为《公羊传》与《谷梁传》都应成书于孟子之后与周亡之前。而且认为今本《公羊传》与《谷梁传》是秦火之后的劫余，其依据是今本《公羊传》与《谷梁传》中有很多一年都没有传的情况，“必有竹帛，然后可焚，口说非烈火所能及。现二传之残缺状态，更似非口说遗忘之缺也。”⑥洪氏之说甚为可取。⑦徐复观氏认为“应当是孔门中属于齐国这一系统的第三代弟子，就口耳相传的加以整理，记录了下来。”⑧章权才在《汉代经学史》中举出了《荀子》对《公羊》的六处引用⑨，段熙仲氏在《公羊学讲疏》也举出《韩非子》对《公羊》的三处引用⑩，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公羊》成书是比较早的。另王绍玺认为《公羊》是由七十子或其后学传
①②
这样的谱系是靠不住的，崔适的《春秋复始》对此进行了辩驳，可参看。 《十三经注疏》第2190页。 ③
蒋庆在《公羊学引论》中认为何休是将他自己所处了时代理解为孔子的时代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先秦虽有“去籍”事件发生，但文网远不及后世严密。 ④
《汉书》中只是笼统地说董仲舒和胡毋生“同业”，陈其泰氏就据此认为董仲舒也公羊寿的弟子（见氏著《清代公羊学》第8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其实，“同业”并不一定就是“同门”。所以，我们并不能据此认定董仲舒的师承。马勇所言相对就比较公允：“胡毋生肯定对董仲舒《春秋》学有莫大影响，否则董仲舒也不必著书称其德，但也必须承认，胡董二学有别。否则不足以明了董仲舒《春秋》学之特色及其在儒学发展中之地位。”（《汉代春秋学研究》第185页） ⑤
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第491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⑥
洪业《现代学术经典·洪业卷》第19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⑦
但是，洪业根据《韩诗外传》所引用《公羊传》与今本《公羊传》之间一些细微的文字差异而断定韩婴所引用的不是今本。这是不能成立的，一则古人引书不象今人那样严格，临文之际也不大会核对原文，故而有些细微差异是可以理解的。另外，这样的差异也可能是在由古文转写成今文时所产生的。 ⑧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0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⑨
章权才《两汉经学史》第11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⑩
段熙仲《公羊学讲疏》第729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述并逐步整理成书的，似乎又推之过早了①。因为，《公羊传》中有对孟子的引用，用，所以最早也不可能早于孟子。其实崔适早就提出了《公羊》成书甚早，只是极端的今文家立场使他的说法不易为人们接受而已②。《经典释文》举《公羊》中中“启阳”作“开阳”以证实《公羊》于汉景帝书于竹帛。这也是不能成立的，这样的避讳很可能是胡毋生在整理转抄时改的。“邦”“国”“恒”“常”“启”“开”“通”“彻”之类的混乱在经典中有很多，我们不能说它们都是在汉代始书于竹
③
帛的。另外，《公羊传》中提到秦则多有嘉许之辞，而在汉代秦是普遍被否定的。的。《公羊》的这一态度当是战国后期齐秦关系的反映，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它应是成书于先秦。
那么该如何解释何休的说法呢？很可能是胡毋子都整理了一个《公羊传》的
④
定本，后来并被立于学官。如果《公羊传》成书早于汉初的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公羊传》也存在着一个由古文转写成今文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很有可能是由胡毋子都完成的。汉代的经师们对传到自己手中的文本并不一定是完整地传递下去，比如在《论语》的流传过程中先后就有张禹、郑玄等人对文本进行过整理。胡毋生在转写的过程中对文本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整理也是可能的。据《文馆词林》载东汉李固祀胡毋生之文，可知他曾为《公羊》制作了章句。何休自称是“略依胡毋生条例”，而他在《注》中的许多说法却是和董仲舒相同的。⑤实际的可能能首先是如业师朱维铮先生所指出的，在汉代师承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明确的师承则不能被社会所承认，而董仲舒的师承谱系不明，很可能象公孙弘一样是“颇受焉”，所以何休拒绝承认他为祖师。王先谦在回答苏舆对这一问题的疑问时认为是由于眭弘的缘故。何休自己说是去掉了一写非常异意可怪之论的，在他的眼里，“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⑥显然是典型的非常异意可怪之论，而眭弘称这一段话闻之于董仲舒，所以何休不愿提
⑦
及董氏。所以，王氏之说颇有一定道理。而且何休作《注》所依据的文本当是以胡毋生的本子为祖本的。董仲舒作为一个思想家与一般经师的区别就在于经典的文本只是他借以发挥的依据，他并不太关注于经典文本的本身⑧，这就是他说的所谓：“《春秋》无达辞”。而胡毋生，正如马勇所言“胡毋生的《公羊》学仍是对《春秋》经文依据史事进行阐发和分析的学究式研究，尚未上升到抽象的哲
①
尹继佐编《相争与相融——中国学术思潮史的主动脉》97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王氏在其近著《经学思潮》中认为《公羊》不适合于背诵所以不可能单靠口说流传，当早已成书。（见《经学思潮》第10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这一点却不一定成立，今天有人能背诵近万位的圆周率，所以我们也不能排除古人能背诵《公羊传》。 ②
崔适《春秋复始》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据1918年北京大学铅印本影印） ③
赵坦在《春秋异文笺》中就认为“开阳”不是公羊子原文。 ④
在汉景帝时胡毋生和董仲舒都曾经担任博士，但是那时的博士和后来的五经博士有着很大不同，那时的博士只是掌古今的学术顾问而已，而五经博士，尤其是为博士设置弟子员以后，博士就是负责国家意识形态和教育的官员了。负责诏问的博士不一定需要有官定的文本，而五经博士则不然。在立五经博士尤其是设置弟子员时，则需要有固定的课本了。董仲舒作为一个大师不甚关注于文本的整理，所以虽然首位《公羊》博士是由董仲舒的弟子禇大担任（见沈文倬氏的考证），但是所使用的课本则是由胡毋生所整理的。另，胡毋子都的本子之所以能立于学官也和他的非正式弟子公孙弘仕宦显达有关。 ⑤
当然董何之间也是有区别的，但他们之间同大于异。其书具在，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 ⑥
《汉书》第3154页。 ⑦
王氏之说见于其为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所作《序》中。 ⑧
曾祥旭在《士与西汉思想》中对汉初的儒生进行了分类：“汉初的儒士实际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政治和理论文化的思想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主要从事儒家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页）一般而言这样的划分是可以的，但不可拘泥。比如，贾谊何尝不想实践，只是没有实践的机会。董仲舒可以算理论型的，但他的弟子已经多到他没办法给每个学生亲自面授了。
理分析与议论”①，何休在作《注》时十分强调自己所依据的祖本的权威性，所以特别提到了胡毋子都。但是他把胡毋生对《公羊》的转写过程当成了书于竹帛的过程。
作者简介：
吴涛，男，生于1973年，河南郑州人，200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学史、思想史。 联系方式：
洛阳市龙门路72号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邮编：471022 电话：13849990442
e-mail: 041014014@fudan.edu.cn ①
马勇《汉代春秋学研究》第55页。terrywutao@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