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东国家尚未真正出现比较彻底的宗教改革，未能在人的解放和价值取向等问题上实现跨跃性的突破，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东国家的文明演进和现代化进程。中东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中东各国(以色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诞生的犹太国家，不在本文探讨之列)基本上都属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伊斯兰学者胡西德?艾哈迈德认为：“伊斯兰教不是通常被曲解了词义的一种宗教，即所谓仅仅局限于人们的私生活。它是一个完整的生活方式，适应于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伊斯兰教为各阶层人士提供行动指南——个人的和社会的，物质的和道德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国家的和国际的。”⑥ 这就是说，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信仰体系，也是一种带有强烈涉世性或政治参与性的思想体系，它既具有纯洁灵魂的作用，又蕴含着规范社会的双重功能。伊斯兰教的性质决定了它对中东国家根深蒂固的影响。在中东历史上，中世纪是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当时的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宗教，无论是对阿拉伯帝国和伊斯兰各民族的形成，还是对人类文明的创造与传播，都作出了辉煌贡献。但自11世纪前后，伴随伊斯兰教义、教法和神学体系日臻成熟，并趋于程式化，其“创制”(伊智提哈德)之门实际上已被关闭。故此，伊斯兰教在兴盛时期所富有的那种开放进取和兼容并蓄的精神逐渐减弱，其封闭性和保守性制约着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世界的发展，并使之开始经历由盛而衰的演变。
近代以来，中东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社会改革和现代化运动，既是穆斯林社会对西方挑战的回应，也是穆斯林社会为摆脱困境的抗争。一批清醒的伊斯兰改革家和政治家，其中也包括某些上层统治者，不断尝试从自身寻觅突破或转换伊斯兰宗教文化僵滞格局的途径。在这一背景下，诸如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现代主义、新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复兴思潮应运而起。这些思潮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反对一味因袭传统、仿效权威，并呼唤重开“创制”之门。著名伊斯兰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卜杜就认为“伊智提哈德”不仅是被允许的，而且是更为本质
的；集体的意见一致(“公议”)并不能关闭创制的大门。⑦ 另一方面，伊斯兰改革家和政治家同样希望借助“经训学”，或者通过“经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杠杆，并采用以现代思维方式对“经训”进行再注释的手段来延展伊斯兰教的包容性和相对的灵活性，设法将“经训”同现代科学和理性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伊斯兰教与不断发展着的现代社会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协调，同步前进，实现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
但是，伊斯兰改革家和政治家倡导的宗教改革并没有扭转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会每况愈下的弱势地位。主要原因在于，穆斯林世界至今尚未真正出现彻底的宗教改革运动。穆斯林世界和中东国家近代以来的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和复兴伊斯兰教的思潮，主要都是由当权者或是由那些同当权者保持各种联系的伊斯兰教改革家和政治家所倡导，改革主张基本上都没有超出改良范畴，其主轴大都以维护、捍卫伊斯兰教的传统价值观和巩固强化当权者的统治为目标。他们触及的仅仅是伊斯兰教应对外来挑战的表象问题，而回避对其政治和思想体系的批判性内省与更新。因此，中东国家虽然渴望借助科学与理性来重建圣俗统一的平衡机制，却始终难以从根本上完全理顺诸如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世俗、神性与人性、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各种关系。此外，中东国家同外部世界都需要在宗教和非宗教问题上客观地做出正确判断与界定，那种一切着眼于或归因于宗教的思维定势，极易导致伊斯兰教被人为地承载过多的非宗教因素。这种状况往往会造成中东国家在文明演进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方向性迷失。
(二)中东多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尚未完成由传统农牧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是中东国家全面推进现代化的重要时期，但中东国家
推进现代化的条件却存在明显差异。就中东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构成而言，中东国家可笼统地划分为石油生产国和非石油生产国两大类。在后者中又可细分为3种类型⑧。由于具体国情有别，中东各国或各个具有相似条件的国家群选择的发展模式和现代化道路也不尽相同。
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末期，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大致经历了半个世纪。整个中东国家在原有社会和经济基础上，确实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一些堪称飞跃性的发展。尤其是海湾石油生产国的人均收入、社会福利制度和物质文明程度等甚至已超过西方许多发达国家。但是，按照国际上通行的现代化标准衡量，所有中东国家尚不能被视为现代化国度。首先就中东非石油生产国来说，它们几乎都没有形成适宜和能够推进现代化迅速发展的先进工业体系。各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建立的各种大中小型企业实际上都是一些价值含量不高的传统工业，主要集中在轻工、食品、纺织、机械加工、机器制造和少量的重工业部门。工业中的小企业数量绝对超过大中型企业，并依靠“家庭、家族、手工和兄弟式的劳动制度”⑨。以工业发展较好的土耳其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企业占土耳其制造业的比例高达90％。⑩ 中东非石油生产国的大中型企业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大都属于国有，并由政府控制。但大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不善，无法保持赢利，甚至长期处在零增长或亏损状态。仍以土耳其为例，90年代土耳其赢利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仅为15％，而每年的亏损额却达到30亿美元。(11) 另一方面，由于资金和技术匮乏，以及管理水平低下和其他原因，非石油生产国的经济长期摇摆不定或徘徊不前。因此，债台高筑和严重依赖外援成为中东非石油生产国现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通病”。例如，阿拉伯大国埃及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1998年，仅累计接受美国军援即达250亿美元、经援210亿美元。但截至2000年，埃及外债仍为265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6.1％。(12) 1999年，土耳其的债务负担达970亿美元，外债率为31.9％。(13) 中东非石油生产
国无法提供充裕的财力，也无法加快对传统工业格局和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彻底改造，多数国民尚未经受现代大工业和现代工业社会的洗礼，以至于不能真正完成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
中东盛产石油的海湾君主国不同于非石油生产国。海湾石油生产国主要包括沙特、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和巴林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海湾石油生产国石油的大规模开发，原油产量和原油价格的飙升，石油生产国积累了雄厚财力。凭借石油美元，它们陆续实现了从落后农牧国向现代石油工业国的转型，并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与此同时，石油生产国以雄厚财力为后盾，普遍在本国实行高福利政策，国民免费入学、就医，住房可获得长期高额优惠和免息贷款等。国民享有高度的现代物质文明。尽管如此，中东石油生产国最终完成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转型，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国家还要走很长的路。原因在于，海湾君主国向现代石油工业国和现代化的转变并非出自社会内在累进的自发过程。它们既没有经历原始的创业积累，也不是民族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是通过“地租性收入”，即由非再生资源变为石油美元在短期内完成的。除此之外，由于受到石油生产国人力资源的局限，石油工业的运作也主要依赖外部力量，国民参与石油活动的人数极少，一直未能形成能够代表本国先进生产力的社会群体或力量。相反，始终难以割舍的、牢固的家族和部落观念，以及古老的阿拉伯传统依然是国民价值取向的主要选项。这种现象使海湾君主国所拥有的工业文明和器物文明同国民的现代化意识和诉求之间存在明显“断层”。换言之，政治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政体文明滞后于器物文明，并由此导致现代化发展动力的严重缺失。
(三)中东地区是多种矛盾的集合点和各类冲突的迸发区，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往往被绵延不断的突发事件所破坏
中东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和多种文明共存的地区。历史上，各大古老帝国在这里的轮番称雄及其对不同民族和教民的奴役造成民族与宗教矛盾根深蒂固。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和殖民者在中东实施的“分而治之”与纵横捭阖的霸权主义政策则进一步滋生和加剧中东各国间的旧仇新冤。另一方面，由于中东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为世界最大的油气资源供应地，加之它在宗教上对伊斯兰世界非同寻常的影响，中东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中的“热点”。
中东地区的特殊地位和盘根错节的民族、宗教、领土纠葛导致中东国家内外矛盾和冲突频仍，并严重阻碍着中东国家的文明演进和现代化进程。在这些矛盾冲突中，最具破坏性的莫过于战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东地区先后爆发了十余次大规模战争(14)，小规模武装冲突不计其数。战争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极为罕见。仅以两伊战争为例，据阿拉伯团结研究中心1986年7月提供的数据，伊拉克在1980～1985年间的战争消耗为940亿美元，加上除石油之外的国民生产损失262亿美元，共计1202亿美元。伊朗截止到1985年底的战争费用为2200亿美元。两国石油收入的损失为760亿美元。截至1985年底，两国战争损失的总额约为4162亿美元。1981～1985年，两伊每年的战争损耗分别占两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4％和90％以上。然而，这两大石油生产国在20世纪的石油总收入(伊朗1919～1985年；伊拉克1931～1985年)亦不过3640亿美元。两伊的战争损失超过两国几十年石油总收入520亿美元。(15) 战争致使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时断时续。正如研究者所指出，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处在艰难曲折的战争环境之中。现代化的进程经常被战争所打断，而且战争的浪潮常常淹没了现代化进程，以致把世人的视线都吸引到和平进程之中。人们似乎没有发觉中东现代化的进展，而只听见战场上的枪炮声和谈判桌上的舌战声。和平进程压倒了现代化进程。(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