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被认为是城镇化进程的一道关口，中央高层就户籍问题曾多次表态。
2011年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正在出台文件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这已经经过党中央国务院讨论；3月14日，温家宝再次表示，正在积极稳妥地实行户籍制度改革，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落户。同时，着力解决农民工生活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培训、子女上学和社会保障。 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
此外，乔润令认为等级化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也需改变，“一定要改变行政资源过度向大城市配置的导向，要为小城市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乔润令说，中国的城镇化是政府主导型，大量资源被政府控制，资源分配是按照等级制，级别高的城市得到的多，级别低的城市得到的少。最多的是省级，然后是副省级、地级、市、县级市，最次的是小城镇。”
更多的人倾向于发展小城镇，使农民能够就近择业、就近成为市民。“中国这么庞大的城乡移民，光靠沿海经济带，光靠少数大城市，光靠少数几个城市圈，根本是无力承受的。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农民就近转移就业，就近到中小城市成为市民。”2012年3月2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在“2012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说。
2012年7月13日至14日李克强在湖北考察时提到，要研究制定全国城镇化发展规划，在有条件的地方形成各具优势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表示，上世纪70年代，国家从解决农村问题的角度出发来发展小城镇；八九十年代，把小城镇和大中城市放在相对独立的角度来探讨究竟应该选择哪条道路；直到本世纪之初，才认识到大中小城市应该协调发展。
然而争论仍在继续。2012年12月经济学家谢国忠在《新世纪周刊》撰文称“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大城市是未来城市化的发展趋势”。
谢国忠认为，小城市必须依赖于少数具备竞争力的企业才能存活，如果它们失去了竞争力，整座城市就会消失。这是城市化的一种高风险模式。超大城市具有经济多样性。当一部分产业失去竞争力后，城市有能力化解损失。
在谢国忠看来，饱受诟病的堵车、污染等诸多问题，实际上根源都在于设计或管理，“如果2000万人住在本来设计容量仅为500万人的城市里，问题就会变得非常严重。大东京拥有3000万人口，但是并不存在任何大城市问题。如果中国合理地选择鼓励和投资于大城市的发展，中国就会在未来20年时间里拥有20座到30座超大城市。这将能够推动中国经济走上全球经济的巅峰。”
看来，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的科学布局，是个不小的问题。
城镇化的主导力量是市场还是政府
李克强所强调的“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事实上也是已基本完成城镇化的其他国家的经验所得。
美国经济学家、原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奥斯坦-古尔斯比曾比照美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经验建议，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应加大在教育、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城镇居民健康方面的投入，关注人和经济的共同健康发展。
十八大报告提出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四化同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一些学者对此认为，实现“四化同步”，要防止陷入拉美式陷阱而“过度城镇化”，防止“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防止“城镇化”变成“房地产化”等。
尽管对于城镇化的理解目前尚存在差异，但是城镇化根本前提是生产力发展，其核心和关键是人口城镇化。目前国内专家对于城镇化模式的分类，基本都是按照市场、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多少来划分。
城镇化的主导力量是市场还是政府？
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曾撰文认为，按照政府和市场机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等因素，将世界城镇化发展模式概略地概括为以西欧为代表的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城镇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的城镇化。
这种分类方式相对较为普遍，各种城镇化模式也都有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 美国自由放任式的城镇化发挥市场作用，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推进。在城镇化过程中，美国突出各城镇的特色和功能，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使得美国城镇化得以快速推进。但因为出现“过度郊区化”而付出了沉重代
价，曾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专家认为，我国在可耕地少、人口分布不均、生态脆弱等国情条件下，如果重蹈美国覆辙将导致更为严重的负面作用。
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表明，城镇化推进速度必须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匹配，否则就可能会出现过度城镇化或虚假城镇化的现象。拉美的超前城镇化则带来“城市病”、“贫民窟”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韩国“新村运动”推进的城镇化开创了“韩国模式”，其特点是以农民为主体，唤醒农民“自强自立”的精神，造就了大批道德和素质高的城镇居民，规避了一些转型中的社会问题。
以政府引导为代表的日本，快速提高了城镇化水平，但也出现一些问题。不过日本城镇化依然有很多方面被研究者称道，日本在城镇化过程中注意到农业、农村发展问题，加强总体规划，健全法规体系。
研究表明，无论是韩国、日本等亚洲发达国家，还是美国欧洲，都在城镇化过程中非常重视规划和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
百件提案齐建言 城镇化配套政策呼之欲出
6日下午，来自国家发改委、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人社部、国土部、住建部、农业部等部委的副部长齐聚政协礼堂，集体会商110多件有关城镇化的提案。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除了城镇化发展规划，国家发改委还在研究制定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政策意见；公安部将配套城镇化发展规划，制定户籍制度改革规划和实施意见；国土部将针对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流转问题，出台深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城镇化建设应统筹规划 政协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孙淦6日在全国政协提案办理协商会上透露，截至3月6日，全国政协共收到110余件来自民主党派和政协委员的城镇化提案。
者在部分提案汇编中看到，致公党中央、民建中央、九三学社中央、民革中央等多个民主党派提交的提案涉及城乡低碳生态建设、城市规划与产业规划协调发展、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等内容。
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在协商会上表示，目前中国城镇化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城镇规划对区域发展产业布局考虑不足，不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和内需拉动；二是农民真正转变市民难度较大；三是基础融资平台监管难度加大；四是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周汉民建议，应统筹规划城镇建设，城镇化必须与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结合；要合理调整产业布局，逐步弱化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加强对金融服务的引导和监管，鼓励商业金融机构参与城镇化，优化信贷结构；改善生态，将乡村生态环境纳入管理范围。
九三学社副主席赖明认为，城镇化的核心是处理“人、地、粮”三者的关系。“人”的问题包括就业、住房、教育、社保等；“地”的主要问题是，由于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不清，导致土地的城镇化快过了人的城镇化，也涵盖了城镇化中的环境问题；“粮”的问题是，目前粮食自给率下降到90%，低于原来预定95%的目标，随着城镇化率提升，未来如何保证粮食自给率，将是重大课题。
按市场规律办事
除提案的民主党派代表外，部分全国政协委员也在协商会上发表了对城镇化的看法。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建议，可以吸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验，由地方财政和金融机构出资，成立城市公共建设投资基金，然后向公众发行公共建设基金券，按照市场规律来解决城镇化建设资金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认为，尽管我国城镇化速度很快，但无法忽视城镇化滞后工业化的基本现实，我国服务业占比一直徘徊在40%左右。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尽管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2%以上，但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0%多，如果再过8年，人口城镇化率不能达50%以上，基本可以判定城镇化战略失败。
“人口城镇化突出的矛盾在制度变革，户籍制度是带有歧视性的制度。”迟福林说。
人口城镇化是核心 针对上述提案和委员的发言，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认为，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农民转业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布局、增强城镇产业支撑能力、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一系列问题。
徐宪平认为，应有序推进农村转业人口市民化，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义务教育，实现养老基本医疗以及廉租房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应增强城镇产业支撑能力，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加快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拓展城市就业创业创新空间。
徐宪平透露，目前全国城镇化发展规划仍在编制之中。此外，发改委还在研究制定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政策意见。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介绍，总体上看，近几年全国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尽管如此，2012年全国仍有将近65%的农业人口。公安部将全力配合有关部门推进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领域改革，积极参与全国城镇化发展规划，并将按城镇化总体规划安排，配套制定户籍制度改革规划和实施意见。
国土部副部长胡存智透露，国土部正在研究制定关于深入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并争取尽快出台，以形成在国家层面可以操作的政策文件，加强对流转市场的指导，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其他相关部委负责人也从各自主管工作出发提出促进城镇化发展的举措。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过分追求城镇化率的现象值得警惕；城镇化方面的考核指标需科学布置，不能用单纯城镇化率作为唯一的考量指标。
警惕“唯城镇化率”苗头 中国证券报：你对现在52.6%的城镇化率怎么看？
陈锡文：城镇化方面的考核指标需科学布置，不能用单纯城镇化率作为唯一的考量指标。随着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生产方式等概念的提出，原来只看GDP的氛围有所改变，但要警惕变成对城镇化率的追求。如果政府和社会大众把城镇化率看得过重，可能会带来更大危害。
我们要多关注民生领域，比如有多少没有户口的人，有多少人的子女没有接受较好的教育。城镇化还必须有产业支撑，如果脱离产业支撑，没有产业发展需要，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实际就变成了“造城”运动。对我国来说，城镇化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实现人的市民化。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吸收多少农民到城镇来，让他们干什么？生产什么？市场又在哪里？从这个逻辑看，城镇化的前提是让农民先富起来。
中国证券报：城镇化推进会不会对我国农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