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1.国统区国民党新闻统治的重建与新闻界的抗争
国统区新闻事业中心的转移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统区新闻事业的中心向上海、南京一带转移。这是抗战胜利后新闻事业发展出
现的第一个动向。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凭借其手中掌握的政权与法统，抢先在收复区扩展它们自己的新闻事业。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颁布了《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规定：“敌伪机关或私人经营之报纸、通讯社、杂志及电影制片、广播事业一律查封，其财产由宣传部会同当地政府接收管理。”根据这一法令，原沦陷区的敌伪报馆、电台、通讯社等各类新闻机构全部成了国民党的囊中之物。9月5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总编辑陈训志以出席南京受降仪式为名，由重庆飞回南京，接收了汪伪《中央日报》、《中报》和兴中印刷所的设备与资财，在战前旧址重建起忡央日报》馆。在广播事业方面，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也早在1945年8月下旬就开始派员分赴各地接收日伪电台，并将其改建为国民党的官办电台。至1946年5月，国民党当局接收并改建的广播电台共ZI座，大小广播发射机41部，总发射电力为274千瓦。
上海历来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中心。在战前，《申报》、《新闻报》等民营商业性大报地位巩固，影响广泛，国民党报纸根本无力与之竞争，成了国民党当局的一块心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仅恢复出版自己的报纸，还抓住上海民营大报为敌伪劫持的把柄，将它们改造成国民党的准党报，使上海成了国民党党报的天下。1945年8月23日，即日本宣布投降后第九天，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吴绍澎接收、利用伪《平报》的设备资财，恢复出版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机关报《正言报》；8月30日，安徽屯溪《中央日报》社长冯有真派人回沪接收伪《新中国报》，出版上海《中央日报》；10月6日，《民国日报》在胡朴安主持下复刊；1946年元旦，《和平日报》上海版创刊；6月，国民党人主办的《东南日报》也跻身上海滩，出版该报的上海版。蒋介石亲自审批国民党中宣部拟定的《上海敌伪报纸及附过报纸处置办法》，并对如何处置《申报》、《新闻报》多次作出指示。据此，国民党中宣部拟定了《管理申报新闻报办法》和《申报新闻报报务管理委员会组织规程》等文件，在名义上保留了《申报》、《新闻报》的名称，同意两报于四四月间恢复出版，但两报必须组建由国民党要人任主任的报务管理委员会。《申报》的报务管理委员会主任由潘公展担任，《新闻报》的同一职务由肖同兹担任。通过这一措施，国民党实际上接管了申、新两报及其附属事业。 至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时，国民党在接收敌伪新闻机构的基础上，重建起一个较战前更为庞大的国民党新闻事业网。以报纸为例，国民党中央直接主办的报纸即中央直辖党报发展到23家，总发行数约45万份，省级党部主办的报纸27家，总发行数约14万份。此外，国民党人士主办的准党报、县市级党部主办的地方党报以及国民党军方主办的报纸，也为数甚多。
国民党报团组织的出现，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战后，国民党集团重新制订了党报企业化计划，实施企业化政策。《中央日报》社等中央级新闻机构，均按照《公司法》改组为企业组织，并逐步发展为报团组织。例如，《中央日报》社，在战后发展成一个拥有12个分社的报团组织，在南京、上海、重庆、贵阳、昆明、桂林、长沙、福州、厦门、海口、沈阳、长春12个城市同时出版报纸，影响遍及全国；《和平日报》社也拥有9个分社，在南京、上海、汉口、重庆、兰州、广州、沈阳、台北、海口等9个城市同时出版报纸。《武汉日报》社。《中山日报》社、《东南日报》社等也发展成小型的报团组织，在其他城市也出有分版。
面对国民党集团大肆抢夺新闻阵地的情势，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9月14日，正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华中解放区负责人，指示华中解放区尽快派人去上海、南京等地办报：“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除日报外，其他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印刷所、戏剧、电影、学校、工厂等方面无不需要，就近请即先到上海工作，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要意义，比现在华中解放区的意义还重要些，必须下决心用最大力量经营之。”
在上海，早在1945年8月16日，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就领导创办了《新生活报》（9月1日后改名为《时代日
报》）。该报以苏联塔斯社主办的俄文《新生活报》中文版的名义出版，并聘请苏商匝开莫担任发行人，但实际负责人则是中共党员姜椿芳。毛泽东、周恩来电报发出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华中解放区立即派出一批新闻文化战士赴沪，同沦陷时期留沪坚持斗争的同志一起，又创办了一大批报刊，将党在上海的办报活动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联合日报》，1945年9月ZI日创刊。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提出的争取在上海办一份民间日报的建议，由重庆派至上海的原重庆中外出版社负责人刘尊棋、王纪华等人筹建，而发行人却是美国新闻处的。该报声称“以纯粹民间资本，无党派立场，发挥民间舆论精神”。11月30日，该报被国民党当局指令停刊，后经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又于1946年4月15日恢复出版，改名《联合晚报》，由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直接领导，刘尊棋、陈翰伯等七人任社务委员会委员，陈任总编辑兼秘密党支部书记。该报的《复刊小言》明确宣称其”始终不移的职志是为人民服务”，“惟一的依靠是广大的读者”，“要讲出人民要讲的话，报道人民要知道的事情”。《建国日报》，1945年10月IO日创刊。《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于9月22日返沪筹划出版，原拟恢复《救亡日报》原名，后经周恩来交代改名《建国日报》，但报头栏标有“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一行字样，以示其与抗战初期创刊的《救亡日报》一脉相承。周恩来还就该报的办报方针与宗旨作了指示：要争取公开合法，重点放在反对内战，争取民主；是民报，与党报（指《新华日报》）分开。这张4开的报纸一出版，即因其内容充实、文字简短、敢于说话等特点而吸引了大批读者，但仅出版了15天，于10月24日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查封。《文革》周刊，1945年10月9日创刊。该刊是一份文摘性刊物，以转载重庆、成都等地报刊的进步文字为主，旨在将内地之民主运动扩展至上海。初由孟秋江主持编务，1946年6月改由黎澎接编，后又陆续吸收陈子涛等参加刊物工作，并逐步改版为时事政治性刊物。《消息》半周刊，1946年4月7日创刊，该刊以报道时事政治新闻为主，姚臻等主编，在形式上独具一格，具有报纸与杂志的双重特点。在此期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还在民营电台纷纷申请复业之际，秘密创办起党在国统区惟一的一家广播电台??“中联广播电台”，以上海市文化运动促进会的名义开办，1946年3月初开始播音，至7月间被国民党当局借口整顿而查封。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电报的精神，《新华日报》社于1945年底派人至上海、南京两地设立筹备处，筹划上海版和南京版的出版事宜。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代表团迁至南京。上海工作，并将《新华日报》总社迁至上海，拟出上海版与南京版，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则改组为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报。5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等抵沪专事筹办事宜。对此，国民党当局百般阻挠与刁难，致使上海、南京两地的《新华日报》始终未能面世。由于《新华日报》的出版困难重重，因而中共中央决定先将《群众》杂志由重庆迁至上海。6月3日，《群众》第问卷第5期在上海出版，并由半月刊改为周刊，担负起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宣传重任。
在北平，国共两党于1946年1月签订停战协定，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接着，中国共产党利用在北平可以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立即筹办党的新闻事业。2月22日，中共在华北地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解放》报创刊，初为3日刊，自第27期起改为双日刊，由徐特立任社长；北平《解放》报宣称“以致力于和平民主建设为宗旨”，其发行量高达5万份，超过天津《大公报》。同日，新华社北平分社也宣告成立，钱俊瑞任社长。但是，北平《解放报》和新华社北平分社自创建第一天起就开始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钳制与破坏。4月3日，国民党当局竟以“查户口” 为名，逮捕了北平《解放》报和新华社北平分社的39名工作人员，后经全国新闻界抗议和中国共产党的交涉，才被迫释放。5月29日，北平《解放》报和新华社北平分社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在华南地区，党的新闻事业也迅速发展。1945年9月初，中共中央电告中共广东区党委：迅速派人去广州、香港开辟宣传阵地。根据这一电报的精神，中共广东区党委立即作出决定，由东江纵队《前进报》派出骨干赴香港办报。两个月后，战后党在香港创办的第一家党报《正报》于 1945年11月13日创刊，初为4开3日刊，自第15期起改为双日刊，1946年7月ZI日起改为杂志型旬刊，后改为周刊。出至1948年11月13日，因党在华南地区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而自动停刊。该报除了在港澳和华南地区广泛发行外，还远销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在海外华侨中也有巨大影响，最高发行量达2万份。1946年1月4日，《华商报》在香港复刊，并由晚报改为早报，是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报纸。 抗日战争胜利后，其他进步人士和民主党派的报刊也纷纷创刊或复刊。在重庆，中国民主同盟先后创办了《民主星期刊》、《民主报》，人民救国会创办了《民主生活》周刊，民主建国会创办了《平民》周刊。《民主星期刊》创刊于 1945年10月5日，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刊物，邓初民任主编，陶行知任发行人。《民主报》创刊于1946年2月1日，初为 4开小报，后扩版为对开大报，为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的机关报，由张澜任发行人，罗隆基任社长，
马哲民任总编辑。在上海，民主进步力量出版的报刊主要有：《文汇报》，是上海。‘孤岛”时期创刊的著名抗日报纸，于1945年8月18日恢复出版，以号外形式出版，至9月6日正式复刊。《周报》，创刊于1945年9月8日，唐投、柯灵主编。《民主》周刊，创刊于1945年10月13日，由生活书店出版，郑振锋任主编。在其他地区，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出版的报刊还有在香港（后迁广州）出版的《人民报》、在成都出版的《民众时报》、在桂林出版的《民主星期刊》等等。
资产阶级民营商业性报刊在夹缝中求生，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战前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大城市出版的一批著名商业性大报，在抗战胜利后纷纷迁回原地，其中不少报纸还在其他城市增设分社，出版分版，力谋事业上的发展。《大公报》在战后发展成为一个拥有4个分版（上海、天津、重庆、香港）的报团组织。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主办的《新民报》战前仅在南京一地出版，抗战期间在重庆、成都两地同时出版，战后发展成为拥有南京、上海、北平。重庆、成都5个分社和日、晚刊8种的报团组织，报纸总销数约12万份。成舍我的“世界”报系、天津天主教报纸《益世报》等，也都有一定的发展。
资产阶级民营广播电台也不例外。为了遏止民营电台的发展势头，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于1946年2月公布了《广播无线电台设置规 则》，对电台的设置、公布、数量、功率以及广播内容等各方面均详加限制。国民党交通部上海电信局还奉命自3月起对上海民营电台进行整顿。6月，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决定，“由交通部限制上海民营广播电台数目，绝对不得超过20座”，并“由交通部指令10个频率（在700千周以上）分配以上20台轮流使用”，“余由凇沪警备司令部执行封闭”。据此，上海54家民营电台被封闭，仅剩的22家民营电台中绝大多数电台必须同其他电台合用一个频率。
“拒检运动” 与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仍沿用战时的一套办法，严密控制新闻界，国统区新闻界对此掀起了一次又一次争取
新闻自由的浪潮。其中以1945年八九月间发生的“拒检运动” 声威最大。8月7日，重庆国讯书店在其他进步出版机构的支持下，不送国民党当局审查而自行出版了黄炎培撰写的《延安归来》一书，揭开了“拒检运动” 的序幕。该书是作者应国讯书店之请，将其7月访问延安的见闻整理而成的访问记，翔实地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的实施情况和解放区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成就。接着，进步人士张志让、杨卫工、傅彬然三人又起草了重庆杂志界宣布“拒检”的联合声明，由《宪政》月刊、《国讯》杂志、《中华论坛》、《民主世界》、《再生》、《民完》半月刊、《民主与科学》、《中学生》、《新中华》、《东方杂志》、《文汇周报》。《中苏文化》、《现代妇女》、《战时教育》、《国论》、《学生杂志》］6家杂志社联署于8月17日发表，宣布自9月1日起不再送检，并将这一决定函告国民党中宣部、宪政实施协进会和国民参政会。同时，《宪政》月刊、《国讯》杂志、《中华论坛》、《民主世界》、《民宪》。《再生》、《东方杂志》、《新中华》、《中学生》、《文汇周报》10家杂志社还决定出版一份不向国民党政府办理登记手续、稿件全部不送检的《联合增刊》。8月27日，重庆杂志界联谊会集会，在拒检声明上签名的杂志社增至33家。9月15日，《宪政》月刊、《国讯》杂志等10家杂志社联合出版、国讯书店发行的4开报纸《联合增刊》第1期问世。9月1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机关刊物《群众》杂志也宣布自即期起不再送检。
重庆16家杂志社拒检声明一发表，立即得到了整个文化界的支持与响应。由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国讯书店等19家出版社组成的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宣布坚决支持重庆杂志界的拒检声明，叶圣陶等进步人士发表了《我们永远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等文章。9月1日记者节这一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反映国统区新闻文化界的意愿与呼声，抨击国民党当局实施的原稿审查制度，号召新闻文化界为争取新闻出版与言论自由而斗争。9月4日，《新华日报》社论《走向和平的新中国》再次呼吁：“现时的一切束缚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的法令必须立即废除。”
在成都，9月8日，《华西晚报》等16家新闻出版机构集会，一致决定以行动响应重庆出版界的拒检斗争，宣
布报纸通讯社自即日起、杂志自即期起不再送交任何机关检查，自负言论报道之责，并发表《致重庆杂志界联谊会公开信》予以声援。至此，由重庆出版界发起的拒检运动扩展到成都，并由出版界扩展到新闻界。9月17日，成都27家新闻出版机构集会，决定成立成都文化新闻界联谊会，推举叶圣陶、黎？、沈志远等七人为执行委员并发表宣言，提出了争取“发表的自由”的具体主张。成都文化新闻界联谊会还出版一份联合刊物《言论自由》，于 9月 25日创刊，双周出版。在昆明，《民主周刊》等11个新闻出版单位也于9月15日集会，宣布一致响应重庆、成都两地的拒检斗争，并决定成立昆明杂志界出版界联谊会。22日，昆明《大路》周报等11个新闻出版单位联合致函云南图书杂志审查处，宣布自即日起所有文稿不再迭审。同时致函昆明市印刷业同业公会，请该公会转告各会员印刷厂，此后一切付排稿件概由各单位自行负责，无须再受任何方面的限制，以致影响出版时间。此外，桂林、西安等地的新闻出版界也纷纷成立联谊会，集体投人拒检运动。四川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学生编辑的刊物、壁报也通电响应拒检，不再送交各校训导处检查。
拒检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使国民党当局陷人被动局面。当时，国共两党正在重庆举行政治谈判，国统区和平民主运动日趋高涨，而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时机尚未成熟。在国际上，各国政府纷纷取消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无形中对国民党当局形成了一种国际压力。为了缓和国内外的矛盾，国民党当局被迫于9月12日由国民党中宣部长吴国帧出面向外国记者宣布自10月l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但留了一个尾巴，即收复区在军事行动尚未完成以前除外。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第10次常委会通过了废止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决定与办法。至此，拒检运动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为了巩固和发展拒检运动取得的胜利成果，争取更多的新闻自由权利，国统区进步新闻文化界在欢庆胜利之时，进一步提出了新的斗争目标，将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推向新的高潮。10月贝日，即国民党废止新闻出版检查的第一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言论自由初步收获》，号召国统区进步新闻出版界为争取更多的民主自由而继续斗争。10月初，昆明《民主周刊》、《人民周报》、《大路周刊》、天野社、诗与散文社、北门出版社、孩子们社、进修教育出版社等十余家新闻出版团体联名发表宣言，提出了新的斗争目标，如废除新闻检查制度，“收复区不能例外”，“取消中央社的新闻垄断政策，民营通讯社和报馆有自由采访、收发新闻和翻译外国新闻的自由权利”，“保障民营出版机构”，等等。11月，上海91名新闻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当局压迫人民自由，要求废止收复区的新闻检查制度，实现言论出版自由。12月，上海三十余名新闻记者联名发表宣言，反对上海市政府实行统制新闻的措施。同月，昆明《民主星期刊》等17家杂志社联名提出废止有关限制出版的一切法令等主张，并建议在新闻文化界开展一场拒绝登记的运动。1946年1月8日，重庆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等35家出版社联名致函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提出废止出版法、取消期刊登记办法、撤销收复区检审办法、明令取消一切非法检扣、取缔寄递限制等五项要求。
为了继续玩弄“和谈” 阴谋，国民党当局被迫再次摆出让步的姿态。1945年10月10日，蒋介石被迫签订的《国共双方会谈纪要》上写道：“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蒋介石又宣布“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等项诺言，政协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更进一步明确规定废止战时实施的新闻出版检查办法、修正《出版法》、“扶助”报刊通讯社的发展等有利于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的条文。
但是，国民党政府的这些让步，只是一纸空文。他们在公开宣布给予人民某些新闻出版自由权利的同时，却仍在进行着镇压进步新闻出版界、剥夺人民的新闻言论自由的罪恶勾当。虽然自1945年10月1日起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但其实施地区仅限于西南、西北等抗战期间的国统区，包括中国大半江山的收复区仍处于其新闻检查的刀斧之下。即使在已废除新闻检查的地区，国民党当局也另筹控制方策。内战期间，国民党经常以中宣部名义，向报刊发出有关宣传工作的指示，对于重大事件的新闻言论的处理方法与尺度作出具体规定。凡是有关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社论，也由国民党中宣部组织撰写，交中央通讯社用密码统一播发。有时还由中宣部单独发稿给某一特定地区或报社。国民党各地党部也经常召集当地国民党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开会，传达有关宣传指示，统一各报言论。上海、重庆等地还专门建立新闻党团聚餐会制度，由国民党宣传要员主持，解决宣传上的种种问题。在重庆，国民党当局于1946年春开始筹办新闻党团聚餐会，初夏时正式开展活动。该聚餐会由国民党重庆市党部负责人主持，参加者主要是重庆新闻界的负责人，其中以国民党党团骨干为核心，聚餐会的主要任务是控制新闻发布，聚餐时先由主持人根据国民党中宣部的宣传指示，规定哪类稿件不能发表，要求到会的各报负责人按此办理。
国民党还制造种种借口，公然查禁进步报刊，如 1945年10月22日，国民党上海当局就以“重行登记”为借口，强令《建国日报》停止出版。11月30日，又以同样借口迫令《联合日报》停刊。1946年后，国民党查封进步报刊的事件更是不绝于耳，如5月27日查封上海《消息》半周刊等。最严重的事件发生于5月29日的北平，一夜之间国民党当局就查封了懈放报》、新华社北平分社等75家新闻机构。更有甚者，国民党当局还指使特务密探对进步新闻事业进行迫害与捣乱。《新华日报》曾多次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检扣。1946年2月22日，《新华日报》、《民主报》营业部为国党部特务所捣毁。成都《华西晚报》曾在5天内收到恐吓信两封，并遭特务袭击。西安《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曾一夜之间被纵火3次。西安《民主导报》主编李敷仁被特务绑架，险遭暗杀。令人发指的是，正是蒋介石在政协开幕式上宣布保证人民自由、释放政治犯等项政治诺言之时，著名记者、军事评论家羊枣在杭州狱中被虐身亡。羊枣（1900?1946），原名杨潮，湖北jw阳人。1933年初在上海加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前后在桂林、上海、香港等地从事新闻宣传工作。1945年7月15日，因与新四军浙东游击队秘密联系，被国民党逮捕，抗战胜利后转囚于杭州监狱。他在狱中不畏国民党的威胁利诱，严正拒写“悔过书”，于1946年1月11日被迫害致死。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证明新闻界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在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中，进步报刊还同反动报刊展开过一次又一次的舆论激战。
1945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为了粉碎国民党玩弄的和谈阴谋和最后挽救和平，偕周恩来、王若飞等飞抵重庆，同国民党举行了为时43天的政治谈判，最后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和平团结的方针。对于这次事关民族前途的谈判活动，国内代表各种不同政治力量的报刊、电台、通讯社均作了宣传报道。《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对此寄以厚望，于1945年8月28日下午5时毛泽东到达重庆后一个多小时，即发号外《毛主席今天到达重庆》。8月29日，《新华日报》详细报道了毛泽东为商讨团结大计飞抵重庆的消息和毛泽东在飞机场上向中外记者的谈话，并发表《欢迎毛泽东同志来渝》的社论，指出：“国内外的法西斯残余，一直企图挑拨离间破坏中国团结的阴谋，因为毛泽东同志来渝而被击破了。毛泽东同志来渝象征着中国和平团结前途的胜利愿望。”《新华日报》还发表了一批读者来信，反映了国统区各界民众向毛泽东致敬、响应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的意愿。《新民报》以《走向和平建国之路，毛泽东为团结而来》为标题，详细报道了重庆各界人民热烈欢迎毛泽东的盛况，全文刊载了毛泽东在飞机场向中外记者的谈话，并在社论《迫切的希望》中指出：“中共领袖毛泽东氏来渝进行团结建国问题的商讨，这是一切关心国事的人所欢迎的消息”，我们“迫切期待在这至好的时机中，见到我们国家能够在团结统一方面迈步前进”。10月12日，国共两党于10日签署的《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公布后，《新华日报》、《新民报》等进步报纸均在头版显著地位予以刊载并发表社论。
与《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的反应相反，国民党系统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报刊则完全从其一党私利出发，在宣传报道上表现得十分拙劣。在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事的电报发出后，《中央日报》基于毛泽东决不会赴渝参加谈判的错误估计，采取“假戏真做” 的宣传方针，不惜篇幅，用大字标题刊登蒋介石的电文。毛泽东来到重庆后，《中央日报》立即调整了宣传方针，竭力贬低这次国共谈判的意义，缩小其政治影响。毛泽东飞抵重庆的第二天，《中央日报》不发社论，仅采用了中央通讯社编发的两条共几十个字的消息，用两栏的地位夹排在国内要闻版的中间，以应付国内外的舆论。在谈判期间，即使是蒋介石与毛泽东会谈的消息，帅央日报》也一反往常不惜篇幅地报道蒋介石政治活动的惯例；仅用两栏标题刊登在国内要闻版的不显眼地位，《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公布后，《中央日报》仍不作头条消息发布，而排在国内要闻版的次要地位，并发表了一篇题为《政府与中共的会谈》的社论，对《纪要》的内容加以歪曲，重弹“军令”、“政令”统一的老凋，为破坏国共谈判的成果、发动反革命内战制造舆论。国民党军报《扫荡报》也发表社论《论政府与中共会谈初步结果》，对中共提出的关于对日受降、解放区等问题进行诬蔑攻击。
至于《大公报》，在蒋介石于8月20日再致毛泽东赴渝电后，于对日发表《读蒋介石再致延安电》的社评，对蒋介石的电报作全面支持。毛泽东抵达重庆后，《大公报》的报道则是积极的，其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把毛泽东来渝谈判视作“中国的一件大喜事”，认为它“维系着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的幸福”。但在谈判期间，《大公报》曾邀请毛泽东等中共代表赴宴，席间该报负责人竟公然替国民党政府说话，要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当即受到毛泽东的驳斥。毛泽东还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教育他们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
就国内外十分关注的和平与内战问题，《新华日报》、《解放日报》还同《中央日报》、《和平日报》以及《大公报》展开多次正面交锋。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民党报刊就公然提出“没有内战，只有内乱”，宣传“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