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宝楠《论语正义》
[摘要]：
《论语正义》由清代刘宝楠父子，在同治五年时编撰成书。自汉至清，《论语正义》超越了以前各代，其中用疏体成文，充分吸收和总结了前人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且又是现代文史哲研究者普遍需要汲取的精神食粮，内容上包罗万象，汉宋并包，承袭了清代朴学的专必考据，释训严谨的治学态度，但同时也不乏缺憾之处。
[关键字]：
刘宝楠 《论语正义》 乾嘉学派
[正文]
自汗京以后垂两千年，儒者沿波，且对《论语》这部经典并不乏注者。东汉康成有《论语郑氏注》，后魏何晏集八家之注成《集解》，魏晋南北始有《皇疏》，宋以来有邢昺《论语正义》，又朱熹《论语集注》通行于天下，而至清代，却有刘宝楠上述注疏大成之作《论语正义》，永垂不朽。
刘宝楠，字楚桢，号念楼，江苏宝应人，生于公元1791年，卒于1855年。其父刘履恂，字迪九，乾隆五十一年举人，任国子监典薄，着有《秋槎扎记》。刘宝楠五岁丧父，尤其母亲乔氏教育以成人，由于其叔父刘台拱精通汉学，因此，刘宝楠请业于叔父台拱，后学问及其能力名于乡里，无人不知。在做书生的时候，与仪征的刘文淇齐名，故当时被人们称之为“扬州二刘”。
在道光十二年时中进士，授直隶文安知县，执法刚正不阿，“功
遂济”。
刘宝楠对于经典，刚开始治毛氏《诗》、郑氏《礼》。后与刘文淇及江都梅植之、泾包慎言、丹徒柳兴恩、句容陈立相约各治一经，刘宝楠专治《论语》。他认为，《论语》注本只有郑康成最好，“魏人《集解》于郑注多所删佚，而伪孔、王肃之说，反籍以存，此其失也。梁皇侃依《集解》为疏，所载魏晋诸儒讲义多涉清玄，于宫室、衣服诸礼阙而不言，宋邢昺又本皇氏，别为之疏依文衍义，益无足取，我朝崇尚实学，经学昌明，诸家说《论语》者，彬彬可观，而于疏义之作，尚未遑也”。遂以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为主，收集汉儒诸说，辅以宋学之注本，以及清代经学家考订训释的成果，仿照焦循《孟子正义》的体例，先成长篇，再荟萃而折衷之，不为专己之学。撰《论语正义》二十四卷，后因管事繁忙，未卒业，并命子刘恭冕续之而成。
刘恭冕，字书俛，刘宝楠子，光绪五年时举人，恪守家学，精通经训，后主讲于湖北经心书院，为人“敦品饬行”，非常崇尚朴学，幼儿时习《毛诗》，晚年治《公羊春秋》，发明“新周”之义，卒年六十。
因此，《论语正义》二十四卷的成书，前十七卷为刘宝楠自己撰写，后七卷则是他的儿子刘恭冕在长编的基础上续撰的。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充分批判，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清人的注释考证。
皇疏和邢疏及朱熹的《集注》虽在注释《论语》中对后世有着较
大的影响，各有千秋，但是也出现了不少谬误，尤其是明显得受到各个时代哲学思潮的影响。譬如：在朱熹的《论语集注》里皆为阐发其理学思想所作。在《学而》篇中，朱熹把“学而时习之”的“学”字解释为“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学”朱熹训为效法之意，善之行也，失其《论语》中圣人之本意；再如《八佾》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章，朱熹将其释为“二者皆理之当然，各欲自尽而已”。在《论语集注》中随处可见朱熹对其理学义理的阐发，“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已融入其经典当中。由此可见，在宋朝理学思潮的影响下，“及其弊也悍”，不以前人为准，故自注之，谓之彪悍。
在此，刘宝楠对他们的解释，在做了充分辨证的基础上，指出谬误，对于其他诸家好的注释，也有甄采。其中，特别是对清人的注释与考证，更是博采众长，详加采録，所采用了——刘台拱的《论语骈枝》、包慎言的《论语温故録》、焦循的《论语補疏》、毛奇龄的《论语稽求篇》和《四书賸言》等，清代学者的著作多达十七余部，可以说这是《论语正义》的主要特点，也是它超越前人注解的重要标志。
二、发扬了乾嘉学风，在注释中注重文字训诂、史实的考订和阐发经义。
乾嘉学派，是汉学的又一次复兴，清朝前期学术思潮的主要内容，一为反对宋明理学，一些有识之士对明末王学，空疏空谈，深思痛绝；二为复兴汉代经学传统，“汉学”以实事求是相标榜，不空谈义理，学主实证，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顾炎武、黄宗羲，他们严厉批评王
学末流的“束书不读，但从事于游谈”、“空谈性命，不论训诂”，强调“读书穷理”，认为“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明确提出由训诂考证入手以治经的主张，治汗宋兼采之学，黄宗羲认为“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乃不为迂儒”，主张穷经经世，汗宋兼采，在其学术实践中尽力身体。
由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开创的朴学新风，经过百余年的酝酿与发展，终于在乾嘉时期达到极盛时代。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堪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相媲美的清代乾嘉之学，这一学派注重考据，提倡朴实学风，主张“实事求是，无证不信”论必有据，反对空谈。他们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等，一时名家辈出，并在学术界占有统治地位。因为这一学派的经学研究以追崇汉学为特色，而与宋明理学相对立，故又称之为汉学，又因其学风质直朴实，以考据为长，所以也称之为“朴学”或“考据学”。
后乾嘉学派又分为两派：一、吴派，源于惠栋的祖父惠周惕而成于惠栋，因惠氏及其挚友门人弟子多为苏南人，故称之，而吴派提倡复古，述而不作；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其强调求真，敢于突破汉人成说，提出己见。章太炎指出：“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
愚按：刘宝楠其《论语正义》，正是发扬了乾嘉学派中，皖派的求实学风，对待前人的注释，多所批判；但对于拿不定注意的地方，兼收并蓄，加以疏证，尤其是对古代的典章名物制度、风俗礼节、历
史事件以及人名地方的注释与考证，更加详备，严谨无缺。
譬如：《论语正义》中《为政》篇，“举直错诸枉”的“错”字，包曰：“错，置也”，刘宝楠先后引陆德明《经典释文》，“错，郑本作措”；汉费凤碑有“举直措枉”与郑本合；又引《说文》云：“措，置也”，故由此推断出“措”为正字，“错”是其假借也。这样的考证是比较严谨的，训释十分确切。又如：《公冶长》篇中，“愿车马，衣轻裘”的“轻”字，刘宝楠按，石经初刻本无“轻”字，“车马衣裘”，见《管子·小匡》及《齐语》，是子路本用成语，后人涉《雍也》“衣轻裘”而误衍“轻”字，故又考《北齐书·唐邕传》“显祖常解服青鼠皮裘赐邕云：‘朕意在车马衣裘与卿共敝’”，刘宝楠遂用子路之事，是古本无“轻”字，一证也；先后又引，陆本《释文》、邢本《疏证》和皇本《义疏》中皆无“轻”字，故下定论，唐以前之本，本无“轻”字，是为宋人误加矣。此种考证非常具有说服力，历代注本皆引而考之；再如《学而》篇中“千乘之国”的解释，《集解》中，马融依《周礼》训为“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而包咸则采用《王制》、《孟子》认为“千乘之国者，百里之国也”，何晏对此并于两说，并没有给出合理的看法。而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引用了大量先秦的文献和前人的考据成果进行考证，最终确定了“马曰”至“存焉”。从而解决了何晏留下来的疑难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还有对《子罕》“子胃于匡”匡地的考证；《雍也》汶水、武城的考证，作者都详尽的列举了前人的种种说法进行了严谨的比较分析，然后采纳了其中较为合理的训释（此不一一举例，详情参见刘宝楠《论语正义》）。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