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1975年，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里，大刀阔斧地主持整顿，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再次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这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
1977年3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尽管他们的提议被从简报中删去，但这一消息却不胫而走，引起强烈反响。几个月后，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在政坛沉寂已久的邓小平出现在一场足球赛的看台上，这一刻，欢呼的人们或许已经意识到以后的岁月，中国的命运将和这位容光焕发的老人紧紧连在一起。人民的意愿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人们期待着邓小平的复出能给中国带来新的变化，而此时的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则冷静地思考和寻找着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文化大革命”期间，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蓬勃展开，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教育大大落后了。当时，美国有科研人员120万，苏联有90万，中国只有20多万，而且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科教领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对于中国的科技教育现状，邓小平十分忧心。中国文献研究室副秘书长严建琪：“1977年5月，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恢复工作，就对中央的两位同志说：?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
气力，那么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邓小平决定从科技教育入手推动拨乱反正的展开。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会上，一批学者强烈要求中央下决心恢复高考。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我讲了以后呢，邓小平同志说?高等学校恢复高考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今年恐怕来不及了吧？?他说完了以后，我们就说今年还来得及。虽然招生会议开过了，但是还没有正式开始招生，所以只要下决心还来得及。我们跟他说，假如是一年早一点纠正过来，就是关系着几十万人的问题，这样一个情况。那个时候我记得，刘西尧就坐在小平同志的边上，当时小平同志还是考虑今年是不是来不及了。”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我讲要是推迟开学呢？今年也还可以。小平同志听了这话（说）好，那就决定就从今年恢复高考。他当时就拍板了。”
邓小平一锤定音，中断11年的高校招生制度得以恢复。由于新的招生制度10月才能批准，1977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到第四季度进行，新生于1978年2月前后入学。1978年春天，全国有27万新生步入了大学校园。这一政策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改变了整个国家的价值取向和社会风尚。被耽误了的一代人圆了自己的大学梦，青春、热血、责任和希望，在他们心中激荡。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成为当时学子们的共同心声。给这些学子们带来人生春天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30年后的今天，这些以民族兴亡为己任的莘莘学
子，已经成长为国家和社会的中坚。七七级大学生、现任中青网总经理刘学红：“30年过去，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当时恢复高考是中国历史转变的第一声春雷。它不仅改变了我一个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当时千千万万知识青年的命运。现在看来，没有任何一个事件能像当时恢复高考这样具有社会变革和历史转折的这种象征性意义。”
当人们以各种形式表达美好生活愿望的时候，善于把握时代脉搏的邓小平有着更深的思考，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必须把人们的思想从过去“左”的教条框框里解放出来。1977年11月18日，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旗帜鲜明地肯定了知识分子是革命力量而不是革命对象。知识分子的形象由此发生变化。1978年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此前默默无闻的数学家陈景润因此成为了全中国最为轰动的新闻人物。人们从他的奋斗和追求中捡拾起失落太久的理想，感受到知识的力量，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可敬和可爱。
这一年的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人们从各种媒体中又看到了这些熟悉而陌生的面孔。邓小平：“科学和生产力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段对于知识分子的公正评价激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一听说科学大会可以来参加了，到北京来参加会，你想再听到小平同志那样讲话，心里头能不受感动吗？（那时候）离科学太远了，今天一下忽然间有了机会回来了，说老实话，我跟你说这是现在想起来都有点热泪盈眶。”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宋健：“1978年3月召开的那次全国科学大会，对当时的全国人民来说，特别对科技界、知识界来说，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联系起来，这的确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以后不久，小平同志又加了一句，说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实现现代化，我们要搞现代化，首先要把科学技术现代化搞起来。”
欢聚一堂的科学家们切切实实地体会到春天来了。（恢复上映的影片《洪湖赤卫队》）与此同时，文学艺术领域也开始复苏。（恢复上映的影片《早春二月》）这些久违的艺术作品仿佛一朵朵重放的鲜花进一步唤起了人们（恢复上映的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对思想解放的渴望（恢复上映的影片《冰山上的来客》）。短篇小说《班主任》、《伤痕》等一批作品，展示了“文化大革命”烙在人们心里的创伤，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从触摸伤痕到反思历史，文学创作感应着思想解放的脉搏。人们透过文学来感悟时代，是在用特殊的方式与过去告别。
要彻底告别过去，还必须从根本上把人们的思想从“左”的理
论框框里解放出来。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修改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新华社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这篇5000多字的文章锋芒直指“两个凡是”。时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宣传唯物主义，就是宣传实践第一，就是宣传实事求是。那么它的目的就是要求人们用实事求是的观点来对待 ?文化大革命?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所以这就为拨乱反正提供了思想武器。”这篇理论文章一经发表，迅速在全国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个哲学命题。为什么对这么一个最基本的、最普通的哲学命题进行讨论？而且还石破天惊地引发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呢？实际上是为了推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是为了把全党、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争论不断升温引起邓小平的高度关注。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此后，他又多次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驳不倒，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