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可以推论到农村，此地研究发现能否推论至彼地，在没有充分的数据资料验证支持下，是不能轻率下结论的。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不少研究以某个城市、某个城区或某个农村地区为例，就直接断言中国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如何如何，这种在学术研究上的不规范、不严谨的做法值得警惕，需要避免。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部分研究采用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进行比较的方法，这种比较在养老研究中是否可行和可信，也值得商榷。我们知道，独生子女父母目前大多处于50～60岁之间，属于“准老人”群体。即使研究者将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和同年龄段的非独生子女及其父母进行比较，也存在一个疑问，就是研究者在将一个尚未成为“社会事实”的研究对象群体(即未老的独生子女父母)与同样未成为“社会事实”的另一群体(即未老的非独生子女父母)作比较，其研究发现和结论需要时间的检验。当然，前瞻性和探索性的研究是可以的，因为科学研究需要探索并允许试错。
2.其他相关问题的思考
(1)关于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的界定问题。概念是构建理论大厦的砖石，无论是纯理论分析还是量化研究，都需要对相关概念作出必要的交代和合理的界定。关于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其核心的概念莫过于“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是一个复合概念，它涉及“独生子女”、“第一代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父母”、“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等几个相关的概念，需要分别加以探讨。在实际研究中，特别是考察第一代或首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时，应重点厘清“第一代独生子女”和“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两个概念，如何界定这两个群体的年龄段是个需要反复斟酌的事情。这既要考虑与已有研究的呼应和对话，又要考虑我国城乡调查和该群体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综合界定。前文所引部分相关研究中的量化研究都给出各自的年龄界定，但不同的研究对于这两类群体的年龄界定差距较大。以“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界定为例，
笔者认为既要考虑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年龄段，又要考虑其父母的生育年龄情况。同时，还要注意城乡之间的某些差异。农村的早婚早育习俗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不能直接借用城市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的年龄段划分，也不能将独生子女父母的年龄下限过于延后，因为越是年轻的父母越缺少对未来养老的意识和意愿，已有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42]。有关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的概念界定问题宜展开专门探讨;另外，关于养老及其他相关概念，在一般性的养老研究中涉及很多，比如养老方式、养老模式等概念之间争议颇大，此处也不做进一步讨论。
(2)关于第一代独生子女数量及分布问题。迄今为止，我国独生子女数量和城乡分布尚无准确数据。尽管有部分学者根据以往的人口普查数据或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做出不同的测算，但我国独生子女数量到底多少仍然是个谜团，或许有人会寄托于2010年的“六普”数据诚如有的人口学者所言，指望“六普”数据获悉中国确切人口，似乎也难实现。现代社会的高流动性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等多重因素，决定了人口普查数据也未必精确。这一事实直接影响到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研究，因为在我们不知道第一代或首批独生子女总量、城乡和各地区实际分布的情况下，很多实证研究尤其是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是无法进行的，研究者只能根据经验或主观判断去选择调查地点，由此获得的数据和研究发现的代表性可想而知。这种研究状况与我国社会科学界缺乏必要的信息积累和储存不无关系，也与有关部门信息管理不到位有关，需要加快相关人口信息储存、更新系统建设。
总之，鉴于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中存在的种种不足和缺憾，笔者认为，需要学术界特别是人口和社会学者围绕相关概念界定、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地方经验的理论提升和研究思路的创新等问题展开充分讨论，人口和社会科学期刊宜定期开辟专栏讨论相关论题，养老和社会保障交流平台应向致力于我国独生子女家庭养
老保障的研究者开放，加强跨学科合作与争鸣。通过对话、交流和讨论，逐步消弭学术分歧，达成理论共识，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城乡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保障事业，逐渐化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保障风险。
基金项目: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社会保障问题抽样调查研究”(10CSH051);2006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研究”(06JZD0027)。
作者简介:徐俊(1973-)，安徽合肥人，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家庭社会学、农村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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