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合组织作为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区域经济机构的作用，制定经济议程，从而带动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共同推动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同时建设能力并加强监管机制。亚太经合组织及其从事的工作有助于扩大美国的出口以及在美国创造并扶持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同时促进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亚太经合组织还提供了一项关键性手段，推进释放妇女所拥有的经济增长潜能的广泛议程。在这方面，美国致力于与我国的合作伙伴共同采取雄心勃勃的步骤，以加速“参与时代”（Participation Age）的到来——届时每一个人，不分性别或其他特征，都成为为全球市场做出贡献的重要成员。
除了对这些规模较大的多边机制的承诺外，我们还付出了巨大努力，发起并召开一系列“小型多边”会议，即希望解决具体问题的国家召开的小型会议，例如我们发起的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Lower Mekong Initiative）。该计划支持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的教育、卫生和环境项目。再如太平洋岛国论坛，我们在论坛上努力支持其成员应对从气候变化到过度捕捞及通航自由等带来的挑战。我们还着手寻求与蒙古、印度尼西亚、日本、哈萨克斯坦和韩国等不同国家建立新的三边关系的机会。我们也希望在亚太地区的三大强国中国、印度和美国之间推进协调和接触。
通过所有这些不同的方式，我们力求塑造并参与一个反应迅速、灵活、有效的区域性架构，并确保它与一个更广泛的全球架构连通，该架构不仅保护国际稳定和国际商贸，而且能推进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对亚太经合组织的经济工作的重视与我们把经济治理方略提升至美国外交政策一大支柱的更广泛的承诺是一致的。经济进步日益依赖牢固的外交关系，而外交进展则取决于牢固的经济关系。注重增进美国的繁荣也自然而然地意味着更高度地注重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和经济开放。该地区的产出已超过全球总产出的一半，该地区的贸易也占全球总贸易的将近一半。在我们力争实现奥巴马总统到2015年将出口翻一番的目标之时，我们正在寻求在亚洲扩大商务的机会。去年，美国对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出口总额为3200亿美元，支撑着85万个就业岗位。因此，在我们审议此次重新定位时，有很多对我们有利的因素。
当我与我的亚洲同行们交谈的时侯，总会有一个主题突显出来：他们仍然希望美国在亚洲地区蓬勃发展的贸易和金融交往中成为一个参与其中并发挥创造性作用的合作伙伴。在我与我国各地企业界领导人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向亚洲蓬勃的市场扩大我们的出口和投资机会对美国是多么的重要。
在今年3月在华盛顿以及后来于7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我阐述了我认为健康的经济竞争应当具备的四个特征：开放、自由、透明、公平。通过我们在亚太地区的参与，我们正在帮助落实这些原则，并向世人展现出它们的价值。
我们正在谋求达成新型的贸易协议，使之在开拓新市场的同时提升公平竞争的标准。例如，《韩国与美国自由贸易协定》（Korea－U.S. Free Trade Agreement）将在五年内取消美国95%的消费品和工业出口产品关税，支持大约7万个美国就业岗位。仅消除关税一项就可能为美国出口产品带来100亿美元以上的增长，并促使韩国经济增长6%。它将为美国汽车公司和员工打造出公平的竞争环境。所以，无论你们是美国机械制造商，还是韩国化学品出口商，这项协定都减少了阻碍你们获得新客户的壁垒。
我们在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它将
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体——无论是发达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汇聚一起，形成一个统一贸易体。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取得更大的增长，还要取得更好的增长。我们认为，贸易协议需要包含对工人、环境、知识产权和创新的严格保护。它们还应该促进信息技术的自由流动和绿色技术的推广普及，提高我们的监管体系的协调性和供应链的效率。我们取得的进步最终要以人民的生活质量为衡量尺度——要看男女公民能否有尊严地工作、获得体面的报酬、抚养健康的家庭、教育子女、并且能够掌握机会改善自己和下一代的命运。我们希望，具有高标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能够成为今后各种协议的一个基准——并且发展成带来更广泛的地区互动的平台，最终形成亚太自由贸易区。
取得我们贸易关系中的平衡需要有双向的承诺。这是平衡的本质所在——它不能单方面强加于人。因此，我们正在通过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和我们的各种双边关系提倡进一步开放市场、减少出口限制、增加透明度、以及对于公平的整体承诺。美国的企业和工人需要对他们在一个公平竞争环境中经营抱有信心，从知识产权到自主创新——一切都有可循之规。
亚洲经济在过去10年里的非凡增长及其在未来持续增长的潜力依赖于长期的安全与稳定，美国军队——包括5万多名在日本和韩国服役的美国男女军人——为提供这项保障做出了贡献。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地区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从领土和海事争端、对航行自由的新威胁、直至自然灾害加剧的影响——要求美国奉行一个在地理分布上更合理、运作上更具弹性、政治上更可持续的军力态势。
我们正在把与东北亚地区传统盟友的基地安排现代化——我们对此的承诺坚如盘石；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加强我们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存在。例如，美国将在新加坡部署美国濒海战斗舰（U.S. Littoral Combat Ships），我们还在研究增加我们两国军队协同训练和行动机会的其他途径。美国和澳大利亚今年同意探索如何扩大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军事部署，以增加更多的联合训练和演习机会。我们还在审视如何能够增加我们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行动通道及深化我们与盟国和合作伙伴的接触。
如果我们要适应在该地区面临的新挑战，如何把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日益增长的关系变成一个操作性理念是我们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在整个地区作出更广的军事部署将提供极为重要的有利条件。美国将能更好地支持人道救援；同样重要的是，与更多的盟国和伙伴开展合作将提供更强大的保障，以应对各种威胁或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
与我们的军事力量或经济规模相比，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最有影响力的资产是我们的价值观的巨大威力，特别是我们对民主与人权的坚定不移的支持。它显现了我们最深厚的民族性格，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包括我们向亚太地区的战略转移。
在我们深化与在这些问题上和我们持有不同观点的伙伴的接触时，我们将继续敦促他们实施改善国家治理、保护人权和推进政治自由的改革。例如，我们向越南明确表示，我们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强烈愿望要求它必须采取步骤进一步保护人权和推进政治自由。再如缅甸，我们决心对那里侵犯人权的行为追究责任。我们密切关注内比都（Nay Pyi Taw）的局势发展及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与政府领导层之间不断增加的互动。我们向缅甸政府强调，必须释放政治犯，推进政治自由和人权，同过去的政策决裂。至于朝鲜，平壤政权一贯漠视其人民的权利，我们继续有力地公开谴责朝鲜对地区与世界构成的威胁。
我们不能也不会寻求将我们的制度强加给别的国家，但我们坚持认为，某些价值观是普遍的——为包括亚洲在内的全世界每个国家的人民所珍视——这些价值观是建设稳定、和平和繁荣的国家不可或缺的条件。最终，应由亚洲人民来追求自己的权利和愿望，就像我们在全世界看到的一样。
在过去10年中，我国外交政策经历了转型，从处理后冷战时期的和平红利到履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出的巨大承诺。随着这两场战争逐渐平息，我们将需要加快转折，以适应新的全球现实。
我们知道这些新的现实要求我们创新、竞争和以新的方式发挥领导作用。我们不应减少对世界事务的参与，而是需要奋勇向前，继续发挥领导作用。毫无疑问，在资源稀缺的时期，我们需要明智地使用这些资源，以期获取最大的回报。这就是为什么亚太地区在21世纪为我们提供真正的机遇的原因。
当然，其他地区依然十分重要。我国多数传统盟国所在的欧洲仍然是我们首先依赖的伙伴，在几乎每一个紧迫的全球挑战中都与美国并肩努力，我们也正为更新我们的同盟架构投入资源。中东北非人民正在规划一条新的道路，并已产生意义深远的全球影响。随着这一地区发生深刻变化，美国正致力于与之建立积极长久的伙伴关系。在经济与政治发展方面，非洲在未来年代中拥有尚未挖掘的巨大潜力。另外，我们在西半球的邻国不仅是我们最大的出口贸易伙伴，而且在全球经济与政治事务中也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所有这些地区都需要美国的参与和领导。
我们已经做好发挥领导作用的准备。我知道，有一些人对我们能否在世界上长期保持力量表示怀疑。我们以前就听到过这种言论。越战结束时曾出现一个盛极一时的全球评论员行业，他们竭力宣扬美国在退却，这种论调每几十年就出现一次。但是，无论美国在何时经历挫折，我们都通过发明和创新渡过难关。在现代史上，我们的复兴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它植根于我们的自由民主和自由创业模式，今天，这个模式仍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繁荣与进步的源泉。不管我去哪里，人们都告诉我世界依然期待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我们的军力遥遥领先，我们的经济规模远超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我们的工人拥有最强的生产力，我们的大学饮誉全球。因此，毫无疑问，美国有能力在本世纪保障和延续我们的全球领导地位，正如上个世纪一样。
在我们向前推进、为今后60年在亚太地区的参与奠定基础之际，我们不忘过去60年中主导了这种参与的两党传统。目前，我们专注于在国内必须采取的步骤——增加储蓄、改革金融体系、减少对举债的依赖、化解两党的争议——以获得和保持我们在国外的领导地位。
这种转折远非易事，但我们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已经为之铺平了道路，我们有决心完成这个转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外交努力之一。（来源：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中文网 作者：希拉里.克林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