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轼与佛学的关系
引言：佛教作为中国传统三大教之一，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扮演了十分
重要的角色，无数先哲的人生中都有着深刻的佛教印记。在中国历史中，佛教与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可以说，不懂佛学，就无法读懂中国文化。而苏轼作为中国一代文豪，其作品豪放挥洒，指点江山，其意境为无数后人所折服，作品中更体现了很多佛教中的“五蕴皆空”等核心思想。苏轼所生活的北宋文化异常繁荣，佛教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佛教中业报轮回的教义以及佛典故事中奇伟的想象力无疑影响了很多北宋文学家的文学创作，而其一切皆空的思想更对苏轼人生后期荣辱不惊的人生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纲要
1、
佛教在北宋时期的发展
1.1佛学东渐。 1.2禅宗在北宋的繁荣 1.3苏轼在佛教环境中的成长
2、佛教对于苏轼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 2.1苏轼的人生轨迹 2.2苏轼的处世之道
2.3苏轼诗词中所表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3、 佛教对于苏轼诗词创作的影响
3.1 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广泛影响 3.2苏轼生活中的佛教 3.3苏轼诗词所反映的佛理 结语
1、 佛教在北宋时期的发展
佛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国文学史中，无数诗人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有着佛教精神的印记。而北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中文化异常繁荣的时期，儒道学三种思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更有三教合一的趋势，而佛教更在其中有了更中国化的发展，并深深地影响了北宋时期文人的创作。
1.1佛学东渐
佛教源产于古印度，创始人为释迦穆尼，本命乔达摩·悉达多。佛教起初仅在恒河流域流传，到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约公元前273-前232年），开始向周边国家传播，比如东方的中国，日本以及朝鲜。7—8世纪，佛教在印度开始衰落，而在中国等地却获得了新的发展。
佛教的基本思想包括四谛说、起源论、业报轮回说和三法印等理论，其最根本的思想是一切皆空，一切皆空。六祖慧能的诗作“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即是对这一根本思想的完美诠释。
佛学东渐在中外交流史中是一件大事，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两汉时期佛教虽已传入中国，但仅局限于上流社会中流传，真正让佛教有了新的发展的时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下层劳动人民也开始寄希望于佛教，所谓“轮回学说”这一精神的慰藉。而盛唐时期佛教则完成了他的中国化进程，并以其独到的精神魅力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这种影响包括两方便，一种是直接影响，即佛典中的文艺作品；一种是间接影响，即非佛教徒创作的蕴含着深刻佛教思想的文艺作品。如唐代诗人王维的作品，诗作常与佛典相印证，诗中有佛，佛中有诗，故被人称之为“诗佛”。而佛教中的业报轮回万物皆空思想更对唐传奇（如《枕中记》）甚至明清小说（如《聊斋志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2禅宗在北宋的繁荣
佛教于盛唐时期完成了他的中国化，却在宋元时期走向了衰败，然而他的一个分支——禅宗却在宋朝有了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既来源于禅宗本身独特的魅力，也来自于北宋时期的外部环境。北宋时期，国家积弊已久，在内，官僚贪污腐化，在外，辽与西夏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与宋朝连年征战，民不聊生。统治者对内巧取豪夺，对外委曲求全，这种压抑的社会现实已经超出了儒家思想的适用范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在此时已经没有了社会意义。因此，北宋知识分子开始将目光转向了禅宗，试图从这里寻求精神上的慰藉，逃避对于现实的无奈。同时，北宋统治者高层也十分倾向于禅宗，从太祖到神宗，统治者都十分推崇禅宗，兴建寺庙，在舆论主导上推动了禅宗的发展。而禅宗本身“明心见性”这种修行方式，包括“顿悟”这一对佛理的感悟，更使禅宗本身具有了独特的魅力。北宋时期有着三教合一的大潮流。禅宗将佛教本身的精义发扬，又将部分儒家思想融合，使得自身有了兼具儒家与佛教的思想内涵。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六组慧能的诗篇，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禅宗无法让人们面对现实，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人生理想，却可以让人们修心养性，净化自己的内心，从而在精神上达到解脱。因此，在北宋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禅宗便成为了从平民百姓到士大夫共同追求的精神避风港，文人的作品中常透露出禅宗的机锋，而禅宗高僧也常能写出不次于文人的诗作，所以，直到今天，我们在观看某些北宋时期的电视剧时，常会看到一些高僧往往随心而作的诗作具有极高的文学魅力，而文人与高僧对话时也能说出不俗的佛理，这一切都是有历史依据的。
1.3苏轼在佛教环境中的成长
苏轼所在的四川地区是佛教传播十分发达的地区，而苏轼幼年的住所更与佛门圣地峨眉山相去不远。在一个佛教氛围如此浓郁的地方成长，不难想象苏轼的成长一定伴随着佛教，而他的家庭成员对于佛教的热爱，也证实了这一判断。苏轼的祖父、父亲、母亲都信奉佛教，这一点或多或少都会对苏轼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苏轼的母亲程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父亲苏洵也多与蜀地高僧结交，故有“彭州僧保聪，来求识予甚勤。及至蜀，闻其自京师师归，布衣疏食，以为其徙先。”苏洵在圆通禅院与居呐禅师论佛时，僧转还把他列为居呐法嗣。在苏洵的一生中，他还收藏了大量的佛教珍品，苏轼曾回忆说“舍所爱做佛事，虽力有所止，而志则无尽。”如此虔诚的佛教徒与浓郁的家庭宗教氛围，很难说没有对苏轼产生影响。
学者今天常讨论苏轼究竟是何时接受的佛学，众所纷纭，所见不一。他在《与刘宜翁使君书》中自称“轼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很多学者认为，这里的“道”，就是佛教的“道”，所以说苏轼在早期便接受了佛禅思想。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这封信作于苏轼晚年贬谪在惠州时，而刘宜翁更是一个对道家非常崇拜的人，所以信中的“道”不一定是指的佛道。我认为，不管苏轼是在早年还是在晚年才接受了佛禅思想，至少，在他年少时，他的成长环境中处处是佛，他的生活环境中处处是佛，所以，也许他接受佛学的时间比较晚，但在他的思想中，一定早就为接受佛学做好了铺垫，而苏轼的诗词以及与佛印等高僧的交往更成为笔者这一想法的辅证。
2、 佛教对于苏轼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
生平喜欢什么，人生观价值观便容易受什么的影响。所以齐白石作为一代大家才会说出
“愿为青藤门下走狗”这一真情痴语，青藤者，徐渭也。苏轼的一生跌宕起伏，从一代才子到被贬谪的“罪臣”，人生境遇起伏很大，而最终却能从他的诗词中看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凡脱俗的思想，这种万物皆空，荣辱不惊的思想积淀正是基于对佛教思想的不断领悟。可以说，佛教影响了苏轼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2.1苏轼的人生轨迹
四川地处中国西南，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更是刘备西蜀集团的大根据地。千年以降，这里出现过无数辉耀中国文学史的名字。李白的浪漫，杜甫的忧愁，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佳话，这一切，都为四川蒙上了人杰地灵的面纱。公元1036年12月19日，一名婴儿降生于四川眉山，他的父亲不会知道，眉山不会知道，四川不会知道，这个婴儿将会在中国文学史上书写新的篇章，辉耀整个中国文学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开天辟地的人物，这个婴儿就是苏轼。
苏轼成长于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便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 的苏老泉，即苏洵。在父亲的影响下，苏轼自幼便表现出了卓越的文学天赋，并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公元1056年，二十岁的苏轼第一次走出四川，进京参加科举，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开始崭露头角。此后的苏轼少年得意，仕途顺畅，这一时期正是苏轼人生的顺境。而公元1069年，因对王安石新法的不满，苏轼被贬谪出京，由此开始了他人生的逆境，也开始了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
起初，苏轼被调任杭州通判，随后先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在这十年中看到了民间疾苦，看到了真实的社会环境，《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名篇便与此期间创作。这十余年苏轼虽被贬谪，却还未达到他人生的低谷。公元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还不足三月，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朝中政见相左的同僚陷害，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而陷害他的人就包括同样为大家所熟知的文学史上的名人——沈括。
“乌台诗案”可以说是苏轼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转折点，出狱后苏轼被贬谪黄州，心情抑郁，此时他对于佛教禅宗的领悟更上一层楼，他文学创作中的大部分名篇即在此阶段所作，如《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哲宗即位后，苏轼起复为中书舍人，却又因批判朝中腐败现象被贬谪，在杭州度过了他生命中最舒适的十六年，此时的苏轼无论对佛学还是对文学的领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对于爱情和亲情也有了新的领悟。公元1101年，苏轼在被贬谪几十年后获赦北归，行至常州时逝世，享年六十六岁，谥号“文忠”，“文忠”二字可以说是对他一生精准的概括。
2.2苏轼的处世之道
先来看苏轼的一首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名为《定风波》，是苏轼贬谪黄州期间所作，其中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等是传世名句。人们都说这首词反映了苏轼豁达的人生态度，笔者认为，这首词更是苏轼处世之道的写照。苏轼作这首词时正被贬谪，刚从乌台诗案中解脱。按理，这时的苏轼应该处于消沉的情绪中，而在词中，苏轼的心态却完全是乐观豁达的。“别去听外面那急骤的风声，也别去管那大雨倾盆，这些并不妨碍我浅吟低唱在林中散步。”这种境界与慧律禅师“兴之所至，心之所安；尽其在我，顺其自然。”有异曲同工之妙。
苏轼完全沉浸在对自由的追求之中，贬谪并没有影响到他对自由的渴望。“一蓑烟雨任
平生”读来有如中国画的写意，相比金庸先生《笑傲江湖》中人物的名字“任我行”，少了一分霸气，多了一分潇洒。这正反映了苏轼对于处世的新领悟：不必在乎外界的荣辱得失，尽情做我想做的，你自狂风暴雨，我自闲庭信步。“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我们几乎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面，竹林中狂风暴雨，而一位老人一袭蓑衣，在雨中闲庭信步，风雨人生路，老人淡然走来，雨中驻足回首一望，半生萧瑟，年少轻狂，党争迫害，一切有如过眼云烟，所有的一切他已经经历，又何惧眼前的风雨呢？于是老人整整蓑衣，向着面前的风雨继续从容而行。
宋代学者胡寅曾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我认为便很好的概括了苏轼的处世哲学。而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则更真切的表达了他的豁达乐观。中国自古以来，“士农工商”是有严格等级制度的，而苏轼作为一个名满天下的士子，却甘愿为“农”，其超然物外的胸怀便为人所叹服。何为东坡？东坡者，躬耕于山坡之东也。所谓“万钟于我何加焉”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气度。所以，在对于人生和佛学有了更深的领悟之后，苏轼有了这种不计较得失，超然物外的处世之道。
2.3苏轼在诗词中所表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余秋雨先生说苏东坡完成了“黄州突围”，他在黄州完成了对世俗还有自身造成的壁垒的突破，开始了人生的新境界。事实上，毋宁说苏东坡从黄州开始树立了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黄州突围事实上是每个文人都要经历的有青涩转为成熟的必经之路，也许是黄州突围，也是是密州突围，也许是湖州突围，总之，每个文人都会在某件事之后完成对自己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树立，从而开始了新的人生和创作之路。
贬谪黄州，对于当时的苏轼而言，可为死里逃生，那场所谓的“乌台诗案”本身就是一场闹剧。此时的苏轼俸禄微薄，生活窘困，经济上是拮据的，精神上是苦闷的，思想上是孤独的，于是，一首《卜算子》道尽了他的一切凄苦。“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以孤鸿自居，生活困窘，前途飘渺无影，完全不知明日在何方。然而，孤鸿却又是孤傲的，即便不知明日在何方，仍旧不肯随意而栖，“拣尽寒枝不肯栖”，宁可继续寂寞，继续忍受孤独，最终停在了冰冷的沙洲上，所谓人困而不丧其志，就是苏轼当时内心的写照。
之后，由于生活困窘，无奈下的苏轼在东坡耕种，以此补贴家用，故有了“东坡居士”这一自号。当一个人在窘困是还有自嘲的精神，那么这个人的内心一定不会窘困，苏轼正是这样一个人。虽然身为士而事农，苏轼却乐得其所，在“东坡”寻找着另一番人生乐趣，这一切都为他豁达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做出了铺垫。之后，苏轼的相当一部分诗词都有着对豁达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反应，比如上文提到过的《定风波》，比如《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词的上阕以淡雅的笔墨描述景色，使得雨后苍翠欲滴的景色如在眼前，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下阕借景抒情，“谁道人生无再少？”言简意赅，比之“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更加有力度的抒发了内心奔腾的壮志雄心，令人振奋。这种在逆境下所发出的呐喊令人奋进，令人热血沸腾，所谓政治上的失意，经济上的拮据通通不值一提，这中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正是苏轼在经历了逆境之后所形成的成熟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评价苏轼“他的一生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也许苏轼的一生没有林语堂先生所说的那么潇洒，但他经历了风雨后所形成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却真切的在他的诗作中反映出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万事皆空。正如他在《念奴娇·送钱穆父》中所写“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