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同时还翻译并出版与法律、政治和自然科学的书籍。他们在法律领域的努力是最多的：翻译的法律书籍包括惠顿的《国际法》、《拿破仑法典》以及布伦奇利的《国际法》。在南方，由李鸿章于1865年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成立了自己的翻译局。这个翻译局正好和同文馆互补并相匹敌，前者集中注意力于技术说明书的翻译并将它的业务范围拓展到大范围的西方科学领域。该翻译局将西方权威的文献译成汉语，像赫歇尔的《天文概要》、J.D.达纳的《矿物学系统》（1872）以及查尔斯·莱尔的《地质学原理》（1873）。北京和上海的翻译局雇佣的都是学过一点汉语的外国专家，并且他们中有些人在自己的国家里还被当成是“中国通”。对外国专家来说正常的翻译程序就是向中国的合作者口头翻译及解释，而中方合作者则记下他们的话并拟一个草案文本。他们的手稿尔后又常常由只懂汉语的中国学者在不参考原文的情况下在文体上加以润色和提高。许多受雇于翻译局的中国译者，如李善兰（1810-82)，原来身份是一名科学家，因此也就能平等地和外国的科学家合作。赫歇尔、达纳和莱尔的作品都是在这样的合作关系中产生的，长久以来都被选作大学教材。
科技词汇给翻译造成一个特定的困难。傅兰雅，一个自1867年就就职于江南总局的人解释了他们的做法(熊月之，1994:497)：首先得查看一下某个术语是不是在现有的文献或贸易活动中出现过；如果没有，就捏造出一个新的汉字或借用一个废弃不用的汉字抑或是创造出一个描述性的术语来杜撰一个翻译（例如用“营养丰富的气体”来形容氧气或者用“轻的气体”来形容氢气），又或者用多音节的语音表示。然后这个新发明的术语就被收录进字典供日后标准化使用。尽管有了这样一个系统化的尝试，变化仍是无处不在。
上述机构，除此之外还有几个，都是由中国官员创办和管理的。另一方面，传教士们也很活跃。除了宗教的文本，他们还翻译并出版了和大众教育有关的作品。第一个便是1843年于上海成立的墨海书馆。最多产的要数1887年中国人于上海成立的同文书会。据说在1903年以前他们出版了将近250本书。他们的翻译程序和那些受雇于政府的译员相似，但他们翻译的科技书籍却因解说人缺乏专业知识还有他的合作者的理解不够大打折扣，这些书籍的大多数都为中国知名的语言学家马建忠（1845-1900）所摒弃。马认为这些书不值一读或者根本是难以理解的。
西方作品翻译的第三股力量既不是官方的也不是外国的。它出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本土知识分子组成、政治改革者带头，他们中最有名的要数康有为(1858–1927)和梁启超(1873–1929)。为了鼓舞同胞们在民族危难时刻奋起革命，他们介绍了世界历史上其他帝国不祥的教训。（所有这些之前对有民族优越感的中国人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他们还承担了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翻译作为自强保种的一种途径。在这个阶段以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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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已经意识到必须将西方的思想和技术变成自己的。不仅是翻译的焦点还有翻译的渠道都有转移——日语成了主要的源语言。对用日语原著和西方作品的日语译作而言情况都如是。原因很简单：日本在吸收西方知识和文化方面领先中国三十年，且日文用的是中国的汉字。梁启超估计说一个中国人要花五到六年才能掌握一门欧洲语言以达到阅读的目的，但是要掌握初级日语只需数月功夫。日语翻译弊端是译者经常仅仅凭着他们初级的日语水平来着手翻译，这就像在源语传递过程中加了一个过滤器，假设，情况通常是这样，日语翻译是基于第三种语言的英语译本基础上开始的。
1895-1900年间的改良主义者对独立的出版社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他们的报纸和杂志翻译了外国出版社的目录，并对长篇的作品翻译采取了连载的形式。当时最出名的报纸是上海梁启超编辑的《时务报》和天津严复(1853–1921)编辑的《国闻报》。严复对赫胥黎长篇论文《进化论与伦理学》的翻译于1897年首次在《国闻报》上刊载，之后才有《天演论》一书发行。
这本书是中国翻译史上的里程碑，既因为它的内容（它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风格风靡教育界、又因为严复在其序言里提出的“译事三难”被人们沿用至今，即：信、达、雅。衍生自文言文里的“雅”成为了翻译的媒介。这毋庸置疑是时代的正确选择，因为严复不得不争取那些尚古的教育界人士的支持，所以这个术语一直就被解释成“琅琅上口”。严复的“译事三难说”一直被当作一般标准来指导翻译，但他的序言不是为其后来的理论专著而写。他没有为书中的术语下定义或者按逻辑作文。他的序言和翻译都做到了“雅’。
严复根据自己对英语的理解深度（他曾在英国一所海军学校实习三年）和知识的广度（他为翻译附上大量注释）设立了新的标准，但是 他的《论进化》则不是，也不能算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翻译。除了对原文不精确的翻译，它还包含了严复自己的一些观察。严继续以同样的兴趣来翻译弥尔、赫伯特·斯宾塞以及孟德斯鸠的著述。但是，1903年以后，他转向文学翻译，还频频修改自己的翻译以确保贴近原文。 这使得译文艰涩难懂。1908年往后，在他最后的翻译中，他再次调头，用自己的话自由地替换原说明文的内容。因此严复一人的翻译生涯就能体现他那个时代的翻译趋势。
如果说严复是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翻译上的先锋，那么同是来自沿海城市福州、和他几乎同时代的林纾(1852–1924)就是小说翻译界的带头人。作为文化上正统的学者，林纾的第一次翻译尝试是偶然的：据说是因为他妻子1897年的逝世使得他对小仲马的《茶花女》里玛格丽特的悲惨故事感同身受，遂决定和他的好友王寿昌一道翻译这部小说。林纾不懂外语；他就把王口述给他的话整理成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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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和魏瀚修订草稿时就很费心思了。1899年，《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经问世就名声大震。那些买书的、读书的、赞书的人没有办法评判它是否是一篇好的译文；他们仅仅是为林纾的文笔而倾倒。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悲惨离世——这类故事在中国一直很受欢迎；女主人公越悲惨效果越好。1901年，林纾将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翻译成《黑奴吁天录》出版；这次他与魏易合译，并建立了长久的伙伴关系。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林纾翻译过的书籍超过了五十本，一直到他临终前他又留给世人一百多本译作；和他合作过的人很多，一共超过了二十个，他们从事英语和法语的翻译。有趣的是，实际译者完全被这个“重述者”抢了风头。虽然如此，林纾的翻译之所以闻名无疑要归功于他的语言技巧与辨别力：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证明了尽管他们有遗漏和错误，林纾的译作（他特指狄更斯和孟德斯鸠）比之后出版的更忠实于原文的译作更机智和有感觉。林译倾向于增加有感情的段落、减少描述性的文字。他也会满腔热情地为原著的主要优点作序和加以分析，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影响力。年轻一代的译者推翻了林纾重视的传统，弃用了文言文——这是林纾的强项。但他们承认林纾的翻译确实让人全神贯注、如痴如醉。林纾的大量译作中有些久负盛名，除了许多当代畅销书和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还包括小仲马、狄更斯、巴尔扎克、笛福、司各特、塞万提斯、柯南·道尔的著作：无论什么到他手上他都译成汉语。同样他在翻译上也没能有始有终：多数批评家都认为他的写作水平在辛亥革命以后大不如前。虽然林纾是用文言文来翻译/改写长篇小说，但是中国小说的传统媒介是白话文（普通话）。对有创造性的小说而言白话文仍然是主要媒介，而这一趋势也在改良主义作家想要拉拢大众的努力中愈演愈烈。
有些译者也采用了白话文，尤其是在二十世纪早期，但是要么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风格太冗长、用起来不熟练，要么是因为他们假定文言文翻译的读者群很小众，直到五四运动（1919）标准的媒介都还是一种相对简单的书面汉语形式。
但是，一场文化上的革命一直在酝酿中。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各种作品里都使用普通话，而不是仅仅为了娱乐大众而写作。所以普通话版本的完整的《联盟圣经》也于1919年出版绝不是偶然（见魏克日 1995）。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圣经的译者比新兴的文化改革者受到民主政治的压力更大，因为他们要使用能反映日常语言的书面语。同年出版的文理（也就是：古典语言）《联合圣经》如昙花一现，很快就被人们淡忘，而普通话版本的却激流勇进，成为中国基督教徒的标准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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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
五四运动将在中国“安装”一个新文化提上议程，自然地加速了西方原著和译作的引进。之前的翻译，尽管有大量的产出，在材料选择方面却很随意。几乎所有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似乎都从事过翻译，有些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出国留学或在国内上过教会学校，受到更好的外国文化教育；他们能够专心致志于在他们本国得到认可的作品。流通的各种白话文杂志都有各自的偏爱，但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介绍了世界各地的文明。据估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们翻译了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其中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由于他们的保守主义而远远落后于俄国和法国（陈玉刚 1989:95）。
二十世三十年代苏联和其他革命文学译作数量上升的背后也隐藏着政治动机——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她的重点从武装起义转移到了政治宣传上。
剩下的自由主义者则继续它自己的工作日程，但是，他们的志向是于1935年启动世界图书馆的宏伟计划，旨在涵盖各个主要国家的远古、中世纪和现代文学。这个国家的顶级译者被招募进来，由上海郑振铎 (1898–1958)担当该图书馆的总编辑，并于1935-1936年间出版了来自十二个不同国家的一百多部经典。值得强调的是，这个时期最好的有创造性的作家将他们的技巧应用到翻译中，产出了至少读起来非常津津有味的译作。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开始的关于翻译原则的辩论已经愈演愈烈，争论的两极一直是“忠诚”与“许可”。除了支持忠实的标准参数，即原文本固有的特性应该被保留，现在出现了额外的归化原则：在翻译时以汉语的表达习惯来替代欧洲语言的用词和语法手段。这一观点为了解苏联意识形态术语的左翼份子喜爱并用来对付反对他们观点的人：高明的改述是很困难的，他们——一点也不奇怪——想要隐射原先的措辞。但是大多数人更看重汉语的美感。其中对审美许可提出争议的是林语堂(1895–1976)，他的汉译英比英译汉多得多。世纪之交的汉英翻译有几个先锋，像苏曼殊(1884–1918)和辜鸿铭 (1857–1928)，但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汉译英才见其重要性。
1937年爆发的中日战争，使得像世界图书馆这样的大型项目中断，但是个人的努力仍然是很有成效的。许多十九世纪的欧洲小说被巧妙地翻译或重译，但也许战时最多产的译者是朱生豪(1912–44)，他简直把自己的一生都用来翻译莎士比亚的全套戏剧。从1936年的《暴风雨》开始，他临终前完成了三十一部戏剧翻译。朱的翻译都是散文形式；他的目标是对原著不加以简化就能理解，而最重要的是，符合口头说话的习惯。他的《戏剧全集》于1947年成套出版，增补后于1978年以《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为名再版。梁实秋也(1902–87)紧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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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脚步，于台湾单独翻译了莎翁的全部作品，他的翻译更具学者风度。另一个有奉献精神的译者是傅雷(1908–66)，最出名的是他将巴尔扎克的巨著译成了丰富又充满活力的汉语。
共和国成立后，主要译作来源是苏联文学，但第三世界（亚非拉美洲）的文学也开始受到空前的关注。同时，外文出版社（1950年-）的成立加快了将汉语作品译为其他语言的进程，在这个机构里中国译者和外国专家通力合作。
也许最受关注的是《毛泽东选集》的翻译，但也有许多古代和现代的经典被译成几种欧洲语言。汉译英的老前辈要数杨宪益和戴乃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76)的造成的文化饥荒以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尤其是1982-86年）出现了外文、主要是英文作品翻译热。这些译作直接走出学术研究领域变成畅销书。这些翻译的质量是良莠不齐。翻译作品的浪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由于出版商面临的政治和财务上的约束有明显消退。
国家支持的“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于1982年成立并出版了双月刊《中国翻译》（汉语版）。
培养
第一个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外语国立学校是波斯语国家学院（回回国子学），该校于中国元代（蒙古王朝）建立。学生都来自社会高层，培训目的是为政府做波斯语的笔译和口译员。波斯语是和中国以外的蒙古人进行贸易和军事活动最重要的外交语言。这个学校的教学大纲没有传下来的。满清政府于1862年建立的京师同文馆是第一所多国语的中国学院，它致力于培养欧洲语言专家和翻译家。在其八年制的课程设置里，它教授英语、法语和俄语，还有汉语以及其他外语，翻译和诸如世界历史与地理、数学、国际法、天文学和经济学等科目。德语和日语先后于1888年、1898年引进。广州和上海有类似的区域院校，他们把最好的学生输送到京师同文馆继续他们的学业。独自办学四十年后，京师同文馆被纳入国立北京大学，也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笔/口译培养的责任由口译学院(译学馆)承担，它开设了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和日语的五年制课程。普通学科和京师同文馆里开设的相似。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关于笔译/口译培训没有了明文规定，大多数的实践者都是自学成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被选派到国外相关事务政府部门里工作的人会接受在职培训。截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虽然有些翻译课程作为外语学位的要求开设，笔译/口译在中国都没有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在香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应政府双边会议的人才需求就有了同声传译培训。培训还是在职的，并由政府提供。但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有些基本的会议口译训练就进入了大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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