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是“消遣闲暇”，而今成为了“消费闲暇”。王会最后引出个体情感寄托的问
题，“当前的家庭和村庄能够寄托农民的价值情感和意义世界么？”
面子是中国所特有的文化元素，面子文化的实践方式在不同区域是有差异的。王德福试图讨论农民主导型的面子观及其区域差异，并试图解释面子观差异的社会基础。他把北方农村、中部农村和南方农村的面子从内涵上区分为表达型、交往型和价值型，三种面子观的实现依次需要依靠自身实力、交往能力和结构承认，在能动性方面依次表现为一般、强和弱，在竞争性方面依次表现为强、一般和弱。王德福的讨论丰富了我们对不同文化区域“地方性知识”差异的认识和理解。从文化角度讨论区域差异的还有余练。她从关中地区的“庙与庙会”出发，比较关中、川西与南方村庄的文化表达特点。关中地区村村有庙，大村有会，每个月初一、十五有活动，每年有大型活动，庙会组织非常发达。庙会表现为三重功能，即祭祀、市场和婚姻。她以此比较各种典型的文化现象：南方以血缘为单位的宗族组织，其活动场所是祠堂；川西平原以院坝组成基层市场，其活动场所
是茶馆；关中是以地缘与市场组成庙会，活动场所是庙会。
范成杰讨论了文化变迁的内容，他关注到了丧葬仪式的变迁逻辑。当火葬这种强烈与传统悖反的政策进村后，他惊奇地观察到“并没有遇到村庄阻力”。火葬推行后，丧葬仪式大大简化，表现在人死了不再与祠堂有关系。当他试图解释时，他观察到打工经济带来的文化变迁。一个打工回来的人把丧葬仪式弄得非常热闹，并解释说打工经历可以解释丧葬仪式的变迁，另一个村庄解释就是面子竞争，面子竞争导致仪式本身被当作社会展演工具，传统仪式变迁的过程是深层文化价值意义被掏空的过程，仪式越发变成空洞的表演而不再具有历史文化内涵。
五．若干评论
这次大规模的学术报告会主要是硕博士研究人员汇报，与会的中心吴毅教授、贺雪峰教授对报告会加以了精要性的评点。吴毅教授集中表达了对于田野调查方法论的关注，他提出了五个基本关系，给人深思：
一是社会调查和社会学调查的联系与区别，“调查之前带没有带问题”是区别社会学调查与社会调查的关键，社会学调查是要带有问题下田野的；二是“做村庄研究”与“在村庄里做研究”的关系，因此必须要问自己的调查与提升在既有的学术脉络中的位置”；三是团队调查与个人调查关系，他认为“团队调查有重大的优势，但是个体调查可以讲个体能动性发挥到极致”；四是微观个案调查与区域比较类型归纳的研究关系，“从个案上升到类型如何在方法论上成立是每一个老师和同学都要思考的问题”；五是材料获取与调研结论之间的关系，提出“平衡各种文本的解读”方可处理好其中的张力的观点。
贺雪峰教授重点表达对于学术共同体的认识，他认为学术共同体一定是区域性的，而不是普遍的，因此华中村治学派共同体的这条学派学术的路子是大有可为的。他在最后总结时还提炼了这次报告会所展现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可以进一步深入的若干方面：
第一是桂华提出的“农民宗教”话题，他认为这是继杨华研究妇女的生命意义之后可以继续开掘的重要话题，
因为涉及到中国人生命意义体验的根本方面；第二是国家与农民关系在当前乡村治理的变动值得持续关注，这次报告会关注了上访、拆迁等极为重要的方面；第三就是关于家庭和养老方面，这是中国社会学关注的传统领域；第四就是阶层研究，“中农”是安徽繁昌调查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贺雪峰把“中农治村”作为一种愿景，以反思“双带”党建政策是和目前正在实践着的“富人治村”，他认为必须谨慎“富人治村的不可逆性”。
六．结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大众传媒的强力渗透，农村人口大量流出、村民的职业结构发生变化、村庄社会关联越来越松散，村民间的异质性越来越强，村庄内部阶级阶层得以重构，农民的价值体验和意义实现方式也发生变化，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巨变。为了更细致更真实的观察和理解中国农民生活和农村巨变，本次大规模社会调查和学术报告会秉承华中学者一贯的经验本位传统，通过对农民意义世界、婚姻家庭与代际关系、村庄社会结构、乡村治理这四个层面多维度认识转型期乡村社会。
华中村治学者对转型期乡村社会进行研究，自2001年提出“转型期社会性质研究”这个命题开始，就一直在延续。之后，这个略显抽象的命题被操作为“农村政策的社会基础研究”，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自上而下的政策在农村实践机制、过程与后果的研究；二是对农村社会内部运作逻辑进行研究，尤其要详细地描述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社会和文化。再往后，我们发现社会结构变化还不是最为根本，根本的变化在于价值之变。这一变化撬动了中国人行为逻辑的最深层结构，这一变化正在悄悄发生。
如果要问本次学术报告会在哪些方面深入了既有认识、突破了既有研究，那么以下小结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方法论层面，“区域比较”的方法得到普遍运用，贺雪峰教授认为以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为基础的区域比较研究将成为认识不均衡中国的利剑。费孝通先生早年试图通过个案研究来归纳类型，从而达到“逐渐接近”整体的理想，
至少在本次学术报告会上得到充分实现。
第二，实际内容方面，本次学术报告会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都得到了深化，而且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是值得重点指出：
首先，关于乡村治理研究。本次报告会提出了利益密集型地区的村庄治理问题。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乡村人口城市化，通过征地拆迁等体现出来，这种类型的村庄已经不是普通所观察的农业型村庄，利益密集型村庄的村庄治理的环境是什么，其遇到的困境是什么。通过对利益密集型村庄乡村治理的研究，可以深刻认识快速城市化的乡村中国所遭遇的治理转型。
其次，关于农村社会结构的研究。从农民分化角度观察农村社会是中心一直以来的一个基础视角，这表现在我们经常问“什么农村”、“什么农民”这一问题。“中农”这一概念增进了对乡村社会转型的理解。“中农”因其主要利益在村庄，主要社会关系在村庄，他们对国家政策的的农村实践反应更灵敏，更能代表村庄利益，是接应农村政策的中坚力量；另外，“中农”以村庄作为基本生产生活单位，对村庄有长远预期，会注意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妥善处理好乡邻关系，在村庄中的群众基础好，从而使“中农治村”大有可为。若干报告都关心到“中农”阶层在各地农村的表现，从而把阶层研究、土地流转研究、乡村治理研究等推进了一个层次。
再次，关于农民最为隐秘的价值世界的研究。农民宗教基本形式问题的提出与分析，推进了既有的农民价值世界研究。从批判的角度讲，它有利于从内部
视角认识自己的文化，从而突破既有的盲目比附西方宗教学研究范式的对于中国人宗教生活认识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认识农民宗教有利于理解“自杀何以大规模发生”，也有利于理解家庭结构之表面变动背后的深层次逻辑。毫不夸张的说，认识了农民宗教这一本体性的层面，就抓住了农民与农村社会之变的根本。
当前乡村社会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忠实的记录农村社会的巨变并尝试多维度的理解农村问题现状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的重任。华中村治学者坚持“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在经验中发现问题，在团队中碰撞学术灵感，在充满泥土气息的文字中抒发忧思，力图使乡村社会的复杂多样立体深刻的呈现在关心乡村前途的仁人志士面前，共同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出力，为中国农村的发展作深度学术思考。
转自:《三农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