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时，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现存的5篇《轻重》对此都有详细的论述。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平准”制度是由管仲创立的，而管仲“平准”之用的重要价值在于，国家在农业丰歉时运用经济手段适应自然规律，在气候变化时以丰补歉，因而这也是管仲生态经济智慧的重要体现。 （四）管仲的生态智慧在其他方面的体现
管仲的生态智慧源于他的生态哲学智慧，又广泛运用于他齐相40年的治国实践，这不仅体现在伦理与经济领域，还体现在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从现存的文献《管子》可以看出，管仲任相时的齐国出现了较好的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政治生态，这些都是管仲生态智慧的体现。 关于管仲的生态智慧在社会领域的体现，在文献《管子》中有许多记载。如首篇《牧民》一开始就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句千古名言就集中体现了管仲所期待的社会生态。为了实现这种期待，管仲运用齐相的权力，法德并用，治理社会。在法治方面，管仲认为法为“天下之大议也，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任法》），?取了许多法治措施，被后人尊称法家之祖。管仲推行法治，但强调“德于人”（《形势解》），“道德当身、不以物惑”（《戒》）等。他主张以和施之德治，认为对于国家与社会“和则能久”（《戒》），就如我们今天讲的和谐社会。管仲推行德治时还
强调“厚民生”（《君臣下》），实行“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的社会救济和“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五辅》）的社会邦困政策，对于维护当时齐国贫困阶层的利益和社会稳定有重要作用。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社会生态，齐国才可能少有内忧而对外称霸诸侯。
管仲的生态智慧在文化领域的体现，主要在于对学生的教育和对民众的教化两个方面。在对学生的教育方面，又集中于《弟子职》篇。这是一篇学生守则，记述了学生在入学、受业、事师、修养及日常饮食起居各方面的规则，要求严格而有序，尊师而重教。郭沫若曾考证认为这是齐国稷下学宫的学则。稷下学宫创办于田齐威王（前356―前321）时期，突出特征是学术自由、百家争鸣，有很好的学术文化生态。据冯友兰考证，《管子》一书是稷下学宫的学子们的论文总集，这与管仲的生态智慧在文化领域的建树是有传承关系的。在对民众的教化方面，《管子》也有不少记述，如《法禁》讲到：“圣王之教民也，以仁错之，以耻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轻重乙》讲到：“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谏其夫”；《版法》讲到：“凡人君者，欲众之亲上乡意也，??必先顺教，万民乡风”；等等。这些都体现了民众教化方面的文化生态。
《管子?重令》中最早提出“政治”这个概念，认为“天
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这是中国古代先贤对政治的最早解释。管仲的生态智慧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反映在当时齐国较好的政治生态上。《管子》对此有很多记载，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秉公执法，不谋私利。如《禁藏》有言，对法“明王慎之，不为亲戚故贵而乃法”；《明法》还说：君王“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不能按自己的意图执法。二是重视人才，用好贤人。如《法法》曰：“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贤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国将乱而亡。三是政者有错，及时纠正。如《法法》又曰：“政者，正也。??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这也就是今人所说的“矫枉而过正。”四是实行士农工商四民分居的行政管理。如《小匡》有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外”，这样做，既有利于社会分工，又便于对各阶层的社会管理，有利于政治稳定。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当时齐国的政治生态，也是管仲的生态智慧在政治领域成功运用的体现。
综上可见，管仲的生态哲学智慧、生态伦理智慧、生态经济智慧及其体现在社会、文化、政治领域的生态智慧，是何等的丰富与有效，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说，管仲的生态智慧是中国乃至世界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 三、管仲生态智慧的当代启示
管仲的生态智慧是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智慧，而在我们的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更科学了，生态理念更先进了，科学技术更发达了，制度机制更成熟了，物质文化更丰富了，管仲的生态理念及其在实践中的做法己成为远古的历史，很多已不适应现代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但是，管仲的生态智慧是朴素的生态文明意识，这些生态智慧是管仲在相齐的实践中产生的，又通过一些具体措施贯彻到实践中并取得成功。当前我们应该看重的并不是管仲成功治齐的一个个具体的方略与办法，而是这些方略与办法所积累的智慧。《圣经》中有句名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管仲是一位至圣者。今天，为使我们在环境问题上聪明起来，管仲丰富的生态智慧也同样值得深刻认识。我们既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继承他的生态智慧，又要以辨证唯物主义态度发展他的生态智慧。历史证明，管仲丰富的生态智慧是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和精神遗产，对建设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汲取管仲的生态哲学智慧，一方面，要承认“道”的本源性，敬畏大自然，不仅要“以人为本”，还要“以自然为本”，树立“以人和自然界双为本”的现代科学发展观，避兔“人类中心主义”的霸权思想和行为，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另一方面，要承认“道”的可知性，以全新的观点认识自然规律，用创新的思维与方法不断地揭开一个又一个“自然之
谜”，总结与运用新的自然规律，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既要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创造新的空间，又要减少乃至避免再出现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比如，以新能源与互联网为两大支撑点、以新材料和智能制造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彻底改变人类当下的发展模式，解开许多“自然之谜”。新一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表明，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和运用的潜力很大，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空间很大，“世界末日”完全是无稽之谈。对中国来说，我们应对实现“中国梦”充满信心。
其次，汲取管仲的生态伦理智慧，应以“敬顺自然”为生态伦理核心，无论何人何单位何理由，也无论在何地何时对何物，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都要坚持有度、有禁、有治的生态伦理原则，摈弃对自然界高强度冲击的开发模式。国务院2011年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把我国全部国土划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就是在全国层面对自然资源进行有度、有禁、有治开发利用的“顶层设计”，体现了“敬顺自然”的生态伦理原则。党的十八报告强调，要“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进各地区严格按主体功能区定位发展”。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人都要从自然界的整体生成思维出发，严格服从并积极参与主体功能区建设，从而促进我国的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努力建设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