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以同处于竞争性领域518家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2002——2009）为研究样本，对预算约束指标的检验显示，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均不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因而可以认定它们的竞争环境基本相同，国有企业并没有获得政府更多的利益输送。另一方面指出，软预算约束并非只是国有企业的专利。如，民营企业拿地也很廉价，甚至是零地价、负地价；商业银行对资信高、风险小、市场地位稳固的优质客户都有优惠利率，而并不问企业的性质。提出要想国有企业不被淘汰并保持可持续发展，要想坚持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务必要在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与竞争力上多做文章，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机制上多做文章。
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绩效的提高，有中央企业的贡献。但中央企业的利润并非完全来源于垄断，如中石油近一半的利润来源于国外市场，而在国内市场上，国有石油石化企业同样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同时，统计数据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随着市场化进程和国有企业改革深化的加速，国有企业绩效得到了显著改善却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国有企业利润是否来源于政府的利益输送，我们认为洪功翔、董梅生的研究是可信的。随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相继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不少已股改上市，而且“政资分开”的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也建立起来了。所以，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体制根源已发生了根本改变。我们去有关部门的实际调研也支持这一结论。
政府部门认为，不再存在对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其一，国有经济经过了战略性调整和重组，存活或留存下来的是一些具有竞争优势的大企业、大集团，它们本身经营并不困难，并非等着政府的米下锅。其二，国有企业都进行了公司制改造，过去“政资不分”的局面已改变，相对规范的公司治理机构已建立，其动力机制并不缺失。其三，政府的权力不是无限大，它要受制度、法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约束，政府的财政支出不可能随心所欲，要受“预算法”的约束。其四，政府官员的市场经济意识、规则意识逐渐增强，不会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乱指挥、瞎指挥。同时，即使想干预，企业也不一定理睬。其五，很多地方政府都持有“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理念，对它们来说，所有制并不重要，是否拥有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并不重要，就业、财政收入与GDP才重要，甚至不少地方政府都是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推动者，因为只有国有企业在发不出工资、医药费不能报销时才去找政府。为了甩掉包袱，政府往往不会通过利益输送来挽救濒临绝境的国有企业，而是推动其尽快改制(民营化)。
国有企业认为，政府部门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支持远少于非公有制企业，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担保公司的设立和贴息都是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还有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一些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很容易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但一些国有企业，由于规模大，税收影响大，即使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政府也迟迟不肯落实高新技术企业待遇。还有微利企业标准的放宽和税收优惠，以及招商引资中的各种优惠政策，面向的大多是非公有制企业。
国有银行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已相继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并上市，除了要执行国家的政策外，具有完全的决策权与经营自主权，不管过去情形如何，如今的国有银行不受地方政府官员的左右，也没有义务去支持业绩差、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为了控制风险与提高经营绩效，银行贷款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和风险控制系统,对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它们是一视同仁的,不存在所有制偏好。地方政府大多希望金融机构为本地企业多提供融资支持，但它们又无法干预银行的贷款决策，为此经常举办银企对接会,甚至不少地方政府出台政策，评选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先进金融单位,并给予表彰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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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不会干预，也干预不了商业银行的贷款决策。
税务部门认为，减税、退税或抵免税的政策性强，地方政府无权擅自主张，因此要按国家税收政策办，地方政府的税收减免空间是很小的。而且，财政增收的压力大，税务部门从来不敢懈怠。不仅如此，有关资料显示，国有企业的税收贡献率远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2011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的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和增值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8元，私营企业为3.2元，外资企业为2.3元。在充分竞争的钢铁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吨钢税负203元，高出其他所有制企业平均水平69元①。
这表明，软预算约束存在的体制根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既然，国有企业利润并非来源于垄断、政府利益输送，那么主张国有企业从营利性领域退出就没有根据。
三、关于国有企业效率损失的研究进展、论争与述评
还有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国有企业不仅本身效率低下造成效率损失，而且会因为效率低下得到政府补贴才能生存，政府补贴会加重民营经济负担，造成对国民经济增长拖累。有的学者把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挤压了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当然也有更多学者，用自己的实证研究和事实进行了反驳。
刘瑞明、石磊（2010）研究认为，国有企业包含两种效率损失，一种是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率损失，另一种是由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拖累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进度,从而对整个经济体构成“增长拖累”。他们选取1985—2004年中国内地29个省级(直辖市、自治区)非平衡面板数据，以国有经济比重、国有职工比重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地区gdp增长率、地区人均gdp增长率、地区非国有经济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以政府作用、城市化率、投资增长率、教育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宏观经济波动指数和开放程度为控制变量，计量检验表明，国有经济比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对国有企业拖累民营经济和国民经济增长的逻辑进行了验证。据此，他们认为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为“国退民进”提供了依据，提出进一步的产权改革是国企改革的必要条件。袁志刚、邵挺(2010)研究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垄断程度不断上升”不仅影响到“整个市场经济秩序的培育、市场体系的完善”，“带来市场化进程的倒退”，而且“造成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和内外结构失衡”。提出 “放弃保值增值”、“进一步出售”国有企业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周明、冯钢、叶航、张旭昆(2011)④在讨论中提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企根本没有效率可言，其利润完全依赖垄断地位取得。国企的所谓利润是以社会效率的损失为代价的，垄断利润越高，社会承担的成本就越高；国企已经成为推进改革的最大阻力；国企的存在极大地扭曲了政府行为，封杀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主张国企应该彻底退出或取消，国企资产应当平均分配给全体国民，赚钱的国企都是不应该存在的。
崔之元（2010）⑤的研究显示，从2002年到2008年6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从1700亿增长到7000亿，增加了4倍，到2009年，已经突破了9000亿元，2010年超过了1万亿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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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亮：《国企新姿 中国脊梁坚强挺立》，载《人民日报》2013年4月15日。 刘瑞明、石磊：《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载《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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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袁志刚、邵挺：《国有企业的历史地位、功能及其进一步改革》，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
崔之元：《“重庆经验”进行时: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4期。
7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bb56b0010185jd.htm
⑤
国资增值，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例如，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的契税是3%至5%时，重庆购房的契税一直保持在1.5%的所得税。又如，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之一是允许他们对企业只征收15%所得税，但只有重庆至始至终使用15%的税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征收33%的所得税。因此，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需交较少的所得税。提出如果我们加强对国有资产的民主监督，同时使国有资产增值有一部分进行“社会分红”，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更完善。洪功翔（2010）①选取2000—2008年中国内地29个省级(直辖市、自治区)非平衡面板数据，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政府作用、城市化率、投资增长率、教育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宏观经济波动指数和开放程度等变量为控制变量，计量分析表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增加值增长率上涨1个百分点，将会促进人均GDP增长率增长2.4%，表明国有企业对民营经济和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主张是实行“国退民进”还是“民进国退”应由市场竞争决定，反对以行政手段推动，要为多种所
②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宗寒（2011）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国有经济延伸效率相当高，
按固定资产投资计算比全社会产出率高50 -70%，按产值增长率要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00%。国有经济不仅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私有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发展国有经济，不是“双重拖累”，而是“双重促进”。观察国有企业的效率，不能仅观察国有企业产值大小、获利多少，更重要的是要观察它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和支柱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观察它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延伸效率，即观察它的总投入产出比。提出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国有企业的“增长拖累”理论，是建立在“国有企业低效率”这个前提上的。而大量数据和实证研究表明，虽然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确存在效率低下、经营困难的情况，但新世纪以来国有企业效率有了明显提高，“国有企业并非天然低效率”。因此，“增长拖累”理论成立的前提已不复存在。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研究国有企业，就应该研究“新国企”，应该运用最新的数据，而不能套用某些学者过去的研究结论，更不能依据过去的研究结论来设立今天的假设条件。实际上，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要效率低下，或者破产倒闭，对国民经济都有“增长拖累”效应。
认为国有企业发展会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阻碍市场体系完善，则是完全把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对立起来。即使从国际上看，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均是以私有经济为基础，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性调节手段的体制，奉行的是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由于经济的周期波动、战争的破坏以及国际市场的开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逐渐转向由国家进行宏观调节和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宏观调节的基础和手段，各国都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形成了规模不等、管理方式各异的国有经济。另一方面，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看，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是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的关系，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增长拖累”理论前提条件的不成立，与国有企业发展会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的片面性，同样说明“国退民进”是缺少事实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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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功翔：《国有企业存在双重效率损失吗？——与刘瑞明、石磊教授商榷》，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 年第11期。 ②
宗寒：《正确认识国有企业的作用和效率——与刘瑞、石磊先生商榷》，载《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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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国有企业宏观效率的研究进展、论争与述评
刘元春(2001)认为，经济学界对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状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都是从微观角度利用微观效率指标来评价中国国有企的效率状况，而没有从宏观角度利用宏观经济效率指标对国有企业效率状况做出判断。他认为，在一个充满“次优问题”的世界中，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并不一致，微观效率状况并不能体现效率的本质和全貌。国有企业作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宏观经济的稳定者”、作为“后赶超时期”的技术模仿和技术扩散中心、作为“次优世界”的市场公共品的提供者以及作为转型时期的“社会福利”的提供者，在宏观上是有效率的。刘元春（2011）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率状况必定呈现出“从微观财务角度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全要素生产率 (TFP)来看是有效率的；从微观竞争和经济比重的变化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宏观经济影响来看是有效率的；从生存竞争指标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宏观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来看却是有效率”的“悖论”状况。刘元春主张，“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应当充分考虑宏观经济效率状况，依据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市场提供公共品的能力、各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宏观经济形势和技术发展状况等因素，进行国有企业结构与规模的调整，而不是令其私有化或简单地退出竞争领域”。
黄险峰、李平（2009）③利用一个简单的两部门生产函数框架，依据中国各地区1992—2003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于其他部门，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对经济的其他部门存在显著的产出效应，而且这两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不多相互抵消了。因此，总体上讲，国有企业与经济的其他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宗寒（2011）④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国有经济延伸效率相当高，国有经济不仅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私有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程恩富、鄢杰（2012）研究认为，随着我国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不断提高，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公有制经济的巨大优越性。张宇、张晨（2012）认为，国有企业在促进社会整体效率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首先，我国国有企业广泛分布于能源、资源、交通、通信、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服务行业等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从而为国家对经济进行引导和调控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在实行宏观经济调控、保障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诸多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次，国有经济是实施产业政策、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另外，国有企业也为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实现自主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洪功翔、张春雨（2013）利用2004-2008年面板数据，通过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专业技术人员、科技经费支出等指标，对国有企业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科技投入对我国的生产率的影响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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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刘元春：《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理论及其验证》，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刘元春：《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及其深层次的解释》，载《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7期。
黄险峰、李平：《国有企业效率、产出效应与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和基于中国各省区的经验研究》，载《产业经
③
济评论》2009年第1期。
④
宗寒：正确认识国有企业的作用和效率——与刘瑞、石磊先生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11.2。
程恩富、鄢杰：《评析“国有经济低效论”和“国有企业垄断论”》，载《学术研究》2012年第10期。
⑤⑥
张宇、张晨：如何看待国有企业的效率，载《北京日报》2012年10月22日。 ⑦
洪功翔、张春雨：《国有企业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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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刘元春的宏观效率论，杨天宇（2002）①在《“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辨析---与刘元春先生商榷》一文中指出，刘文的立论涉及两个问题：（1）国有企业是否可以真正起到上述作用；（2）如果国有企业确实具有上述功能，那么这种功能从宏观来看是得大于失还是得不偿失，如果国有企业的上述功能从全社会来看是得不偿失的，那么我们显然不能说它是有“宏观效率”的。杨天宇通过通过对中国宏观的数据分析认为，国有企业“宏观效率”的三种主要表现，即“宏观经济的稳定器”、“技术扩散中心”、“社会福利的提供者”，或者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或者是从全社会范围来看得不偿失的，从而并不能证明国有企业富有“宏观效率”。
虽然杨天宇对刘元春的宏观效率论进行了反驳，但并没有提供坚实的实证支撑。此后，又有多名学者从多个层面论证或阐述了国有企业具有宏观效率。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论是成立的。像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一定比例公有制经济就是证明。
同时，我们还认为：（1）学术界对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研究是不足的，如宏观效率的界定、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之间的关系、宏观效率的测度指标体系等都是空白，更谈不上实证研究了。（2）宏观效率是以微观效率为基础的，如果微观上没有效率，甚至经营不善破产倒闭，则其宏观效率的发挥无疑是空话，即使短时期存在，也不能长久。（3）多种所有制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关系表明，它们之间存在共同发展的公共产品、技术溢出、财政收入、市场协作等各类效应，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只要发展得好都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只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模范企业。（4）“增长拖累”理论和国有经济发展会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实际是说国有经济的宏观效率是负的，前面已有评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五、结语
国有企业效率之争的背后是政策主张的不同。无论是国有企业“低效率论”、“增长拖累论”、“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论”，还是国有企业利润的“垄断来源论”、“政府利益输送论”，以及否定国有企业具有“宏观效率论”，都是为“国退民进”、“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提供理论依据，为全面否定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营造推动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的舆论压力。在竞争性领域与非竞争性领域界限越来越模糊的情况下，如果国有经济都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则无法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十八大提出的“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也是相悖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国有企业低效率论”成立，则意味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矛盾的、不能兼容的。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一定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坚持用事实说话，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旗帜鲜明地批驳在“国有企业效率”问题认识上的种种错误论证和观点。
值得警惕的是，企业效率是动态变化的，尽管新时期以来国有企业发展状况较好，但不等于国有企业能长期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从长期看，企业竞争力是决定其存亡的唯一因素。所以，要想国有企业不被淘汰并保持可持续发展，要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务必要在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与活力上多想办法，在健全内部监督约束机制上多下功夫，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机制上多做文章。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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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宇：《“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辨析---与刘元春先生商榷》，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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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程恩富、鄢杰：《评析“国有经济低效论”和“国有企业垄断论”》，载《学术研究》2012年第10期。 [2] 张宇、张晨：如何看待国有企业的效率，载《北京日报》2012年10月22日。
[3] 洪功翔、董梅生：《 国有企业一定低效率吗?——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与理论阐释》，载《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8期。
[4] 宗寒：正确认识国有企业的作用和效率——与刘瑞、石磊先生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11.2。 [5] 郝书辰、陶虎、田金方：《国有工业企业效率的行业检验》，载《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2期。 简介：
洪功翔（1964--），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执行院长、教授，主要从事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 通讯地址：马鞍山市安徽工业大学（秀山校区）商学院 邮编：243032 手机：13955545121 邮箱：agdhgx@ah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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