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执行力。
三、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良好实施，农村适龄入学儿童减少，为了整合教育资源，很多地方合并了村级学校或教学点，造成一些地区学生上学要走很远的路。整合教育资源是正确的，但整合后的教育管理应该加强。甘肃庆阳校车事故给农村教育安全再一次敲响了警钟。对于一些路途比较远的学生，可以由学校安排住宿，进行统一管理;对于确实需要校车接送的学生，要加强校车的规范化管理，即：车辆必须达标、驾驶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校车运行必须严格管理等。对于私人幼儿园出现的问题，必须以强有力的手段严厉整治，对那些达不到办园标准的，一律取缔。
我们只要求学校的校车能够安全行使，学校的安全工作能够有序运行,使孩子们没有安全隐患。再也看不到这二十名孩子灿烂的笑脸，但愿这辆已被撞坏的校车能够撞醒那些仍昏昏沉沉的监管者！对孩子负责，对生命负责，对未来负责！
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范文3 让“好心”不再遭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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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南昌开往上海南的K288次列车乘务员捡到旅客遗失在车厢卧铺现金数千元，铁路部门通过多方查找并联系失主，竟被拒接电话数十次，原因是失主把列车长当成了电话骗子。 【热点时评】
看了这条“好心人都被当成骗子”的新闻，多少有些五味杂陈，
既欣慰铁路的列车工作人员拾金不昧，又为他们在寻找失主过程中的遭遇感到微微作“冷”。
列车是一个流动的社会，也是一个文明的窗口，作为列车工作人员那样做，是他们的应尽职责，也是铁路服务旅客的应有之义。 而之所以会出现那样的误解和周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当前，社会道德感和正义感存在某种缺失，让人既不敢做好人，也不相信别人是好人；二是一些违法犯罪团伙利用人们的善良心，干了不少坑蒙拐骗的事情，给老百姓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样，就使得人与人之间本来正常和谐的关系变得异常敏感和防备，尤其对于陌生人的打扰更多了一层“防火墙”。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决这个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努力构建健康向上的公民道德体系，弘扬人世间真情大义。通过类似各级媒体“走转改”等宣传活动，多发现一些身边真实感人、易学可做的亮点，哪怕很普通、很细微，却处处闪烁着人性的光芒，让善良与真诚在我们这个社会无处不在、蔚然成风。 第二、要从法规上构建保护见义勇为者、情操高尚者的良性机制，支持、保护和激励人们多做好事善事，带给全社会“好人有好报”的强烈信号。
第三，要从人际交往、行业约束和法律规范上，增强诚信度、公信力和威慑感，让那些坑蒙拐骗的行为无处遁形，让违法乱纪者得到应有惩处。这样，人与人之间就会多一份信任，社会就会多一分和谐。
最后，铁路部门这次寻访失主的“好事多磨”启示我们，作为交通服务部门和社会公共事业领域，在公民道德建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这就更需要铁路乃至社会各行各业携起手来，共同为我们这个社会的风清气正、人际关系的互信互助、人民生活的更加美好贡献各自的力量！
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热点范文4
弱者当拾起反抗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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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深圳发生联防队员私闯民宅强奸女性恶性案件，而受辱女子的丈夫却躲在几米外，不敢做声，眼睁睁看着妻子遭此横祸，时间长达一个小时。事后丈夫才拨打了110报警，受辱女人哭着责骂丈夫“不是男人”！弱者面对强暴为何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热点时评】
据杨武介绍，他和杨喜利是临泉老乡，小学一年级同学，王娟也是同一个镇上的老乡。1994年，年仅14岁的杨武只身来到深圳，开始做过苦工，也捡过废品，这期间，经常被人欺辱。性格的孤僻和过于老实让杨武在年少的时候吃过许多苦头，直到几年前，杨武学了维修电器的手艺，生活才慢慢好转。杨喜利经常到杨武店里喝酒，借钱，不给就打砸店面，殴打杨武和其妻。
很显然，杨武就是常说的“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弱势群体饱尝生活艰辛，他们在城市里受尽了轻贱和白眼。对他们来说，逆来顺受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能是一种宿命。不要怪他们窝囊，面对伤
害，他们已经习惯了卑微地活着，与世无争；面对坏人，他们早就学会了退缩与忍让。这样的人，构成了社会上沉默的大多数。 在前不久《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在积极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陷入一种矛盾困扰。那就是，极度“渴望融入又备感歧视”。实际上，外来户要学会忍受恐怕是杨武真实的写照，“杨武为防被敲诈而安装在家中的摄像头”、“杨武家所在社区治安办负责人说，经常有些小混混和烂仔来敲诈他，找他要钱，甚至殴打他，他都是默默忍受着”；杨武自己也承认“刚开始以为他像往常一样，打砸一番，将妻子打一顿，他就会自行离开的”。
而实际上，这种习惯一再忍让的心理到最后，都已成为不问情由的麻木。对外来户受欺负形态的默认，势必导致他们在遇到侵害时，忽略了向社会和政府寻求帮助。在《半月谈》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受损的调查中，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的仅有11.1%。这么低的数字和“最窝囊男人”的写照不正相互映衬吗？
鲁迅当年弃医从文，正是因为深感国民灵魂长期的禁锢，才是国家问题的根本，因而他极力主张培养国民的自主思想，人格意识。他认为“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 。就是说只有每个社会成员摆脱了“奴性”，具备了“人各有己”的自主精神，才能形成整个社会觉醒。这种见解看到了国民的个性解放是社会进步的前提，看到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而龙应台有篇文章叫作《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文中列举
了现实中种种怪现象和国人得过且过的劣根，当年曾轰动一时。不过，若干年过去了，依然是一片心平气和，仍然在一团和气中窝囊而艰难地适应环境。为什么中国人“气度”这么大，不容易生气、不敢生气呢？估计一是见怪不怪，见得多了就适应了；二是感到一介草民生气也起不到作用，那些丑陋的现象不会因为老百姓的生气而减少，“牢骚太盛防肠断”，还不如修身养性多活两年呢。就在这种你也不说、我也不说，你也不生气、我也不生气的氛围里，许多的问题和不良社会现象得以存活和延续，最终损害的还是自己。
很多人都在指责联防队员的嚣张正是源于公权力的不受限制，的确，把权力关进笼子已经是长期的主题，而实现这个目标也是刻不容缓。“人人生而平等，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开篇之语为人熟知。1835年，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在参观美国后，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在所有美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新鲜事物中，没有什么比平等给我带来更大的冲击力了??”世界是平的。一些国家的官员寒酸简朴，甚至连总统在民众面前，权力都非常有限，那种被约束与制衡的状态，让我们一些人觉得有点窝囊。然而，一个不争事实是，有时让权力窝囊一些，民众尊严反而会多一些。
但是，即便是将权力关进笼子，这类案件未必就会减少，因为它并非是由于公权力的存在才出现的，而面对同样强势、同样流氓的地痞恶霸，杨武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吗？一个男人在流氓地痞面前很窝囊，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男人在权力与制度面前很窝囊。这种窝囊，
恰是尊严与权利长期被剥夺的结果。杨武躲在两米外不敢做声，是一种社会难以承受之重。他的窝囊姿态，更应该成为一柄尺子，丈量出来我们离窝囊有多远。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最多只是比杨武多了一点血性，如果不愿为这种血性支付代价，即便是很体面的男人，有时离窝囊的距离，也不过只有几米。
仔细想来，如果社会给了杨武足够的力量，足够的信心，他会在如此大辱面前忍气吞声吗？如何让弱势者不再弱势、窝囊者不再窝囊，人人获得平等和尊严，正是公平公正的社会要努力的方向。 没有公平正义的阳光，大多数人都难免窝囊。公平正义从哪里来？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更不能等待恩赐，只能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再窝囊，都勇敢地站出来争取。你也不说、我也不说，你也不生气、我也不生气，问题怎么解决？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明天你、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都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现在就应该大声说：我很生气，我不想窝囊地活着！并且拿出行动来——我看谁敢动我的家人、谁敢动我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