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7，6處）、永崇（H9，6處）由過渡區晉升為核心區，宣平坊（I8，7處）戲劇性的由零增至最多。沿著朱雀大街緊貼一級區的開化（F6，3處）、安仁（F7，5處）、光福（F8，4處）迎來了一個發展高潮。 憲宗—文宗期又出現極化趨勢，但分裂為雙核，一是受到空前關注的新昌坊（J8，11處），一是重返核心區的永寧（H8，9處）和長興（G7，7處）二坊。
武宗期及以後則去核心化過程再現，最多高官宅第的是修行坊（I10，5處）和永樂坊（G8，4處）。
綜上分析，高官宅第分佈變遷的軌跡是：單核心（高祖－睿宗）——擴大南移（玄宗）——去核心（肅宗－德宗）——雙核心（憲宗－文宗）——去核心（武宗以後），圈層結構在安史亂前比較明顯，亂後雖有出現雙核心階段，但圈層結構比較破碎。
圖1
圖2：
三，高官住宅分佈變遷的原因初探
唐代高官宅第的分佈擴散有其自身內在原因，一方面固與高官的選址原則有關，另一方面地產變動的客觀限制也不無影響。前者如社會風氣（同居傾向、擇居術）的薰染；後者如宅子他用（舍宅為寺、凶宅、析宅）。這些因素綜合影響下高官宅第在地域上的進退，一方面與歷史演進態勢相呼應，一方面又符合地產變動的內在規律。
1，同居傾向。該種傾向使得高官宅第通過血緣、姻緣關係得以保存
數代，以至後世高官不得而居。在唐代，分家時“應分田宅及財物者，兄弟均分”[1]，可見宅第是很重要的財產。由血緣或姻緣關係聯結起來的家庭對其宅第都很重視，戟門之家更是如此。他們同居一處，宅第往往也更具規模。如光福坊（F8）有王播王起兄弟“同居”，其宅第“斯為宏敞”[2]。隨著家族繁衍，更有累代同居者。如唐初太子少保李綱宅於永嘉坊（J3），其“子孫茂盛，四代緦麻服同居”，並受到時人的稱許：“朝廷美之”[3]、“世稱李氏不衰”[4]。再如曾任太子太師的魏征宅於永興坊（H3），時隔二百餘年後，其後裔魏謩也是“相宣宗”的高官，但仍“居舊第焉”[5]。官吏之外，平民亦崇尚同居。終唐一朝，地方上累世同居的門得到朝庭“旌表門閭”的記載不絕如縷[6]。
皇帝對高官的的賜宅[7]，朝庭規定“祖父舍宅蔭子孫，雖蔭盡，仍聽依舊居住”[8]，在制度上保證了高官對宅第的所有權。變賣祖上宅第會受到時人批評、甚至法律的制裁。如《新唐書·柳渾傳》中就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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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律疏議》卷12，中華書局，1983年。
[2]《舊唐書》卷164《王播傳附起子龜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281頁。
[3]（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第83頁。
[4]《新唐書》卷99《李綱傳附安靜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910頁。
[5]（宋）宋敏求《長安志》卷八“永興坊”下“魏征宅”注文所引封演《見聞錄》。
[6]見於兩唐書《孝友傳》，另《冊府元龜·旌表》中亦多有記載。 [7]如永興坊（H3）戴休顏宅，永崇坊（H9）李晟宅，靖恭坊（J7）符璘宅，布政坊（C4）竇希球宅等等。
[8]（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61《帝王部·立制度》，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680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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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強請賣私第募兵助討吐蕃，渾曰：“季羔，先朝號名臣，由祖以來世孝謹，表闕於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毀門構，徼一時幸，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1]
柳渾的諫阻，德宗的“嘉納”表明了上層階級是支持聚居行為的，田季羔一家數代的“孝謹”無疑是“風教”的典型範本，這座“隋時舊第”的象徵意義十分明顯。如果門庭榮耀仍能維繫，必不會變賣宅第。對於同出一門的高官後代來說，另擇新址的機會較少，多會承襲祖蔭，仍住原處。而對於後出高官而言，即使覬覦某高官的風水寶地，也常不得而居，況且不少高官後人仍持有“先人舊業，安可奉權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