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不屈態度。
2，擇居術。隋唐擇居術綜合了漢魏六朝的全部術法，陽宅術自漢以後再度盛行[3]，宅第吉凶素為唐人所重。新昌坊（J8）有康氏能“自辨圖阜”，以為“其地當出宰相”，後來此宅為牛僧孺所得，僧孺果為相[4]。憲宗－文宗期此坊一躍而為高官最密集處，就是該傳說的絕好注解。再如平康坊（H5）有李靖宅，李靖歿後“久無居人”，以道術聞名的泓師認為後居此者“貴不可言”，後李吉甫居此，玄宗時果為相[5]。又如裴度宅於永樂坊（G8），有人認為他“宅據岡原”[6]是有犯罪嫌疑的。這種宅第吉凶觀普遍繼承的是隋代宇文愷營建長安時所說的“九五貴位”，較為推廣，即高官有選擇郭城東部地勢較高裏坊居住的傾向[7]。這樣的擇居觀念必導致一種聚集效應，從不同時期的最多高官住宅裏坊的興替，很可感受到這一點，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高官擇居是一種流行文化。
擇居中也有些科學的觀念，憲宗朝姚合曾有詩雲“舊客常樂坊，井泉濁而鹹。新屋新昌裏，井泉清而甘。”[8]此現象與地形有關，常樂坊地勢較低，地下水位較高，故井泉濁而鹹。這很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何在道政、靖恭之間的常樂坊（J6）有唐一代高官住宅稍少這一事實。可見，從飲用水角度考慮，地勢較高的裏坊頗具優勢。
3，宅子他用。土地用途變化而導致的高官宅第的擴散，即指前期高
官宅第因變換功能或析宅而使後期高官無法入住。變換功能包括諸如宅第變成寺觀、變為園林之類。餘蔚等的研究表明唐代長安外郭城的用地，愈來愈多的為宗教界所有。其所列的私宅轉為寺觀的情況中，以高官住宅為多，高官宅第一旦舍為寺廟，“則很少再回復為私人宅第”[9]。如在緊貼皇城又靠近東市的崇仁坊（H4），太尉長孫無忌宅第在龍朔三年（663）變為資聖寺。再如興慶宮以南緊鄰春明門的道政坊（J5）曾任宰相的王縉在大曆四年（769）舍宅為寶興寺。宅第亦有變為園林的，安邑坊（I7）的奉誠園，本是司徒兼侍中馬燧的宅第。
--------------------------------------------------------------------------------
[1]《新唐書》卷142《柳渾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672頁。
[2]《舊唐書》卷176《楊嗣複傳附子損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561頁。
[3]蔡達峰：《歷史上的風水術》，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07－115頁。
[4]（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中華書局1985年，第77頁。
[5]（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中華書局1985年，第56頁。
[6]（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二，中華書局1985年，第44
頁。
[7]馬正林論此較詳，參見氏著：《唐長安城總體佈局的地理特徵》，《歷史地理》第三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7－77頁。 [8]姚合：《新昌裏》，《全唐詩》卷502。
[9]餘蔚、祝碧衡：《唐代長安城內土地利用形式的轉換》，《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1年第4輯，第38－42頁。
--------------------------------------------------------------------------------
“凶宅”亦是影響後期高官入住的因素。白居易指出：“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往朱門內，房廊相對空。”此描述了一種大宅相對閒置的情形。白氏進一步指出，因這些大宅屢屢“不利主人翁”，而使“人疑不敢買”，最後導致“日毀土木工”[1]，成為凶宅。張籍也稱“長安裏中荒大宅”[2]，這些凶宅、荒宅一定時段內必然會影響到宅子的再利用，使後期高官無法利用，流入平民手裏的可能性較大，如《太平廣記》卷344中就記載靠占卜為生的寇鄘只花了40貫錢就買了一座占地“約三畝”的凶宅。
析宅指高官宅第因衰敗而析為幾戶人家所有。析宅的產生，使高官宅第不再完整，相應的減少了後期高官入住的可能。唐代高官宅第往往有數院，如玄宗時裴寬“弟兄多宦達，子侄亦有名稱”，在東都洛陽“立第同居”，其宅第便有“八院相對”[3]。宅第一旦被質賣給幾家人時，一般而言要再恢復原來的宅第規模是很難的，除非有魏征子孫那般運氣。魏征宅第在憲宗朝已被質賣他姓，“析為九家矣”，憲宗為
嘉賞魏征的“諫諍匪躬”，出內庫錢二百萬贖回還賜魏氏子孫，最後憲宗還要求：“禁其質賣”[4]。
官員住宅既有一定形制要求，後期高官選擇前期高官的現成宅第確實是個便捷的方法，可以省去營建新宅的麻煩，不會有“造未成時頭已白”[5]的擔心。但是前期高官集中的裏坊都位於交通要道或靠近皇城之地，其地價肯定居高，坊內的高官宅第定會更多次的被析出、被轉手，像憲宗能運用其天子權勢、用鉅資從幾家人手中贖回一套完整的宅第畢竟只屬偶發事件。因此一些未充分開發的裏坊便顯得更有吸引力。 四，結論
本文以三品以上高官入手，復原了唐長安城高官宅第的時空分佈：靜態的看，高官住宅呈現近似的圈層結構；動態的看，經歷了單核心——擴大南移——去核心——雙核心——去核心的發展軌跡。對唐代高官而言，一面有同居的美德吸引他們繼承，一面有陽宅術的盛行限制他們的視野（此兩點使高官宅第趨於集中），這般交織中宅子他用的無奈只能讓他們，或降低自己的住房標準，或尋找新興的居住地（此點使宅第趨於分散）。可見官員的擇居行為，反映了不僅是個人選擇，還有更多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要求。
對於靜態圈層結構中，毗鄰一級區的務本（G5）、崇義（G6）二坊為何只有5處高官宅第？毗鄰新昌的升道坊（J9）為何少於5處？道政、靖恭之間的長樂坊（J6）、宣平、修行之間的升平坊（I9）為何宅第較少？在動態分析中，如何解釋安史亂後出現的兩次去核心過程？如
何理解長興、永寧、宣平、新昌突然興起之前的沉寂？這些都是筆者亟待解決的，懇望方家指教。
[1]（唐）白居易：《凶宅》，《白氏長慶集》卷一，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第16頁。
[2]（唐）張籍《傷歌行》，《全唐詩》卷382。
[3]《舊唐書》卷100《裴漼傳附從祖弟寬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130頁。
[4]《唐會要》卷45《功臣》。
[5]（唐）白居易：《杏為梁》，《白氏長慶集》卷四，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第108頁。
此文初稿系2004年選修張曉虹老師《歷史城市地理》所作之課程論文，其時主要據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和閻、李、楊三氏的增補得高官住宅463處。其後又參以墓誌材料及新舊唐書、《唐會要》等增補了44處，共得507處高官住宅。因尚不滿意，此稿未發表。 歷史地理研究有三個基本步驟，其一說明分佈，其二歸納格局，其三闡發成因。作為史地專業的研究生，固有空間思考之維度，然歷史積澱則遠不殆，故常感成因解析之蒼白。此課題張曉虹師曾建議，若同時考慮洛陽高官住宅之變遷，作兩兩比較則更佳。因唐中期就有皇室就食東都的史實，高官往往於兩都皆有住宅，現在只能以待將來了。 今將拙文公佈於網路，願與有識之士共同探討。
2009-11-10思彥補記於絕對邊疆（亦是絕配之地：中國上海金山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