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 第1期No. 1 2011译学研究
从社会学角度看翻译现象：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关键词解读
王悦晨 香港理工大学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布迪厄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主要概念，其主要特点是同时观察人类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个体的行为表现。在翻译研究中，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有助于分析翻译和其他领域的互动和影响以及翻译活动中译者和其他参与者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借助这种社会学视角，翻译研究者可以从一个更接近于翻译本质属性的角度来观察和阐释翻译与社会、文化、全球化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键词：布迪厄；社会学；场域；惯习；资本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 (2011) 01-0005-09
1. 引言翻译，是在人类社会中进行的活动。早在20世纪70年代，霍姆斯（James S. Holmes）就提出了可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这方面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哪些文本被翻译过来了（往往同样重要的是：哪些没被翻译过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尽管这类主题常常被涵盖在翻译史和文学史的研究里，但依然是一块未获太多关注的领域。若在这方面加大研究力度，可以建立出一门翻译社会学（translation sociology）（但考虑到这个领域既适用于翻译学也适用于社会学，我们或许该给它一个没那么恰当但更精确的名称：社会-翻译研究[socio-translation studies]）”。（Holmes, 2000: 177） 事实上，在这之后的许多研究者，尤其是操纵学派和后殖民研究的学者，虽然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但已经尝试将翻译置入社会文化大背景中进行研究了。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文本，还有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的制约/推动因素，如经济、政治、性别、种族、宗教等等；以及在这些翻译活动之中各种参与者的身份、关系和相互影响。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都是社会学的问题，但是以往的翻译研究者在解释这些问题时，并没有系统地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显现了此类研究在理论上的不足。为了更好地解释翻译现象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我们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些现象和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开始引入社会学的理论：例如赫曼斯采用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将翻译看作是具有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和自我再生产（self-reproducing）特性的社会系统（见Hermans, 1999; 2007）；还有学者建议参考由法国社会学家卡龙（Michel Callon）和拉图尔（Bruno Latour）为代表的（巴黎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提出的行为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以观察翻译活动中各种行为者（包括人和非人的行为者）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翻译活动过程进行详细的分析（见Buzelin, 2005；Chesterman, 2006）。但目前参考社会学框架进行的翻译研究中，被学者们引用得最多的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越来越多地为翻译研究者们所引用，早在1998年，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就在他与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合编的论文集《文化构建》（Constructing Cultures）中引用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来探讨翻译现象（Lefevere, 1998: 42）。同年，西米奥尼（Daniel Semioni）在翻译学术期刊《目标》（Target）上发表的文章中详细地介绍了布迪厄的惯习（habitus）概念对翻译研究——尤其是描写翻译学的补充（Semioni, 1998: 1-39）。接下来的几年，古安维克（Gouanvic，2002）、赛拉-谢菲（Sela-Sheffy，2005）、沃尔芙资本（capital）、惯习（habitus）??等概念，探讨布迪厄社会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圣·哲罗姆（St. 5（Wolf，2006）也纷纷借鉴布迪厄的场域（field）、中 国 翻 译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Jerome）和约翰·本杰明（John Benjamins）出版公司，分别在2005年和2007年出版了专门探讨从布迪厄社会学角度研究翻译的论文集??
；后者在2008年出版的另外一本论文集《描写翻译学之后》（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Pym et al，2008）中，也收录了多篇应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所做的论文。国内学者如李红满（2007）曾探讨过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对构建翻译社会学的作用，系统地介绍了布迪厄的理论被引入翻译研究以来的种种成果和贡献。邢杰（2007）则详细讨论了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和翻译规范概念的联系。不难看出，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应用已颇具规模。 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人文学科里存在的重要分歧：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的对立。所谓主观主义，就是将社会和世界看作是个体的经验和认识的结果，例如存在主义、现象学、人种方法学等；而客观主义，则抛开个体，认为客观环境独立于个体，将现象看作是客观结构所决定的，例如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的符号学、结构主义等。布迪厄认为这两种思想都走了极端，主观主义不考虑客观环境的影响，而客观主义否定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两者都过于片面，而忽略了个体与环境的互动。这种分歧阻碍了人文学科研究的发展（Bourdieu, 1989: 14-18）。联系翻译研究，可以说特拉维夫学派的多元系统理论与翻译规范理论都是属于客观主义范畴的研究，具体讨论见下文“翻译的社会学”部分。但是，翻译研究的学者们在借鉴布迪厄社会学概念探讨翻译现象的时候存在不少分歧；另外，布迪厄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这些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和微妙，有的学者在借鉴他的理论的某个概念进行研究时没有对其整体框架进行系统解释，使概念的运用失去了理论背景的依托，容易使对布迪厄社会学了解不多的读者产生误解或阅读上的困难。鉴于此，本文将对布迪厄的理论框架和主要概念进行概括梳理，并探索其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 2. 关键词解读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中术语繁多，但最为核心的是三个主要术语：场域、资本和惯习（Bourdieu & Wacquant, 1992: 120）。此外，他的理论里还有诸如信仰（doxa）、幻象（illusio）、利益（interest）、象征暴力（symbolic violence）??等概念，本部分将围绕布迪厄社会学的三个中心术语，联系其他各种术语，并结合翻译研究，讨论布迪厄的理论框架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62.1 场域
人是社会的人，而社会中的人又有地位的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纷繁复杂：误解、冲突、争名夺利、合作、特立独行等等。为了系统地解释这些看起来杂乱无章毫无规律的社会现象，布迪厄采用了同时考虑社会客观结构和个人的方法，他认为社会客观结构既影响人的行为和思想，而人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针对客观社会结构，布迪厄采用了场域这样一种概念，指的是“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Bourdieu, 1993: 162）。他将场域比作物理场，其中的粒子受到场中“引力和斥力的作用”，是“关系的系统”（Bourdieu, 1992: 106），研究的焦点是“客观关系的基本作用而非粒子本身”（ibid.: 106-107）。也就是说，他将社会空间根据作用和功能分成各种不同类型的结构系统，这些系统由处在其中的“粒子”，即“参与者”agents）相互之间的关系组成，而此处关注的焦点不是参与者而是关系本身及其产生的“斥力和引力”，也就是场域独特的运作规则（但为了构建场域，我们必须同时对场域中的参与者进行研究， 见下文“惯习”部分）。此外，“各种场域之间相互关联”（Bourdieu & Wacquant, op.cit.: 109）。比如说可以将科学研究者所在的圈子看作是科学场域，商业人士形成的社会网络看作是商业场域。科学场域里的人具有高等学府的理工科学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研究经验，商业场域里的人具有广泛的人际关系和丰富的商业管理经验——这就是不同场域中相对独立的规则；科学家的实验成果可以获得经济利益，或者他们的研究需要赞助，商人的产品有时需要科学家的场域所处的社会空间，也可看作是一种场域，布迪厄称之为“权力场域”（field of power），指的是在社会中具有分配资本和决定社会结构的能力的结构空间，比如国家就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力场域，由统治阶层的关系组织而成（Bourdieu, 1993: 37-40）。权力场域可以看作是一种“元场域”meta-field），“是各种场域的整体，是斗争的场所……各种场域既相互联系，又因为内部分裂和外部对立而彼此分隔”（Bourdieu, 1992: 111-112），因此元场域之中的各种场域也处在不同的地位。以文学场域为例，布迪厄认为，尽管文学场域具有自己独特的规则，但因为它的规则主要基于“文化资本”，而权力场域的规则主要来源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于几种资本的概念及其关系的探讨见下文“资本”部分），所以文学场域在权力场域之中属于被支配的地位（Bourdieu, 1993: 37-40）。具体表现就是在文学场域之中声誉很高的文（“专家推荐”——这就是不同场域之间的互动。（2011年 第1期学家，但在经济方面可能依然拮据，在国家政界里没有多少话语权。 权力场域之中的各种场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体现为当外界因素施加影响于某个场域的时候，这些影响得“通过场域本身的规则转换之后才能体现”（ibid.: 164）。比如说，如果政No. 1 2011动理论”（Rational Action Theory）提出的理性行动者和经济学提到的追求经济利益的个体不同的是，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强调的是个体在社会化中培养而成的思维习惯和行为倾向，也就是能让他们做出某些行为的潜在机制，是一种“社会化的主体性”（Bourdieu & Wacquant, op.cit.: 123-126）。所以，布界人士希望进入文学场域，他就必须通过文学界认可的某种方式来获得文学场域参与者的认同，例如参与文学创作、参加文学学术会议、出版作品、获得文学评论家的好评等等；而非大摇大摆直接走马上任担任某个文学团体的会长。布迪厄将这种独立性称为场域的“折射效果”（effect of refraction），场域独立的程度就是它的“折射率”refraction coefficient）（ibid.: 82），就好像三棱镜折射光线一般。但无论如何，场域都不可能铁板一块，完全独立，而只能是相对独立，例如文学场域里的参与者们不能总是为了艺术而艺术，他们有时候也不得不考虑市场销量或者社会名声等文学场域以外的因素。（Swartz, 1997: 126-127）关于场域的特点，根据布迪厄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其总结为：场域中有自己独特的规则；场域相对独立；权力场域的支配地位。前两点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可以说因为有独特的规则，所以场域相对独立，但也因为场域相对独立，所以有自己的规则。场域，就是根据现代社会功能而划分出来的结构系统。 2.2 惯习
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特点是同时考虑社会客观结构和处在这些结构里的个人的行为表现，场域关注的是客观的社会结构，而场域之中如何产生这些规则以及产生了哪些规则，这就需要考虑参与者的行为，参与者在不断的社会互动之中潜移默化、不约而同地接受了一些不成文的规范（norms），这种影响本身，也是因为他们在不断的互动过程中受场域的影响同时影响场域继而不断循环而产生的。人在成长、家庭教育、学校学习、工作、交际等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学习、内化以及强化了他们所认识的社会规律，产生了一套“定势系统”（system of dispositions）（Bourdieu, 1990: 54），倾向于根据自己的思维方式而采取某些有规律可循的行为；换句话说，他们将社会惯例内化在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之中，这些行为继而又直接间接或大或小地影响他们所处的环境。这种既被环境塑造、又影响环境、不断与环境互动的思维和行为特点，就是布迪厄所说的“惯习”。惯习是历史的产物，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不断进化、改变或维持自己的思维方式、习惯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中国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与社会学的“理性行迪厄认为，参与者并不一定是理性的，但总是“合理的”。（ibid.: 129）梅耶斯（Reine Meylaerts）指出，在布迪厄之前的社会学家们，认为个体是心理学的内容，而社会学只关注个体之外的对象，如群体、阶级等。梅耶斯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社会化个体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对客观结构的分析来研究社会，但这种研究并不能脱离对个体的观察来进行（Meylaerts, 2008: 92）。所谓惯习概念，实际上关注的就是个体社会化的问题：千变万化的个体，是如何在各种场域之中，在与其他个体的互动之中，建立起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倾向，这种行为又如何反过来作用于他/她所处的场域——这就是布迪厄希望利用惯习概念来解决的另一个问题，也就是个体对环境的影响。场域之中的个体，内化了场域的规则，但并不是完全照搬了规则，而是学习了规则，在这种学习的过程中可能有自己的理解和取舍。以学体操为例，学员模仿标准的动作，但在模仿时可能产生偏离，甚至在练习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更加适合自己的或创新的动作，而在其成名之后，这些新动作便成为新的标准。这便是个体通过惯习对场域施加的影响。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概念，即上面提到的“个体”，布迪厄常用的是“参与者”，以体现个体在场域之中的主观能动性。布迪厄强调的个体不是生物体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人，即处在特定场域中的参与者，他们在场域之中相互竞争。而且，参与者之所以以这样的状态存在，仅仅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特定的场域——这里容易令人产生一种决定论的联想：即什么样的场域决定什么样的参与者；但需知道，场域的最大特点是竞争，缺少了参与者惯习影响下的竞争和互动，场域也无法独立存在，所以场域和参与者总是相辅相成的（Bourdieu & Wacquant, op.cit.: 105-107）。因此，布迪厄社会学的特点就是，他把以前划归心理学的“个人”和划归社会学的“群体”结合了起来。2.3 资本人们在各种社会空间之中所处的地位有高低之分，而人们之所以地位不同，从布迪厄的理论来看，是由他们所在的特定场域中拥有的资格决定的。人们不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资格，有的人条件优越，在场域中占据统治地位、维护规则，条件不7（中 国 翻 译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优越的则只好在场域之中被统治。不同的场域要求的资格不同。那么如何对这些资格进行归纳和分类呢？布迪厄借鉴了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来解答这个问题。他认为，资本可以归纳为三种基本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 社会资本（Bourdieu, 1997: 47）。经济资本与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类似，指的是金钱、股票等等，可以直接获得商品或服务。文化资本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文化教育方面的资源，比如著作、 受官方承认的教育文凭等等。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体在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通俗来说就是“人脉”）和社会义务。 这三种资本的基本形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比如说，文化资本可以从经济资本转化而来，如对教育的经济方面的投资；文化资本也可以转化成经济资本，比如获得了高等学历的人往往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同时文化资本也可以转化为社会资本，比如获得了一定教育文凭的人便可以进入一定的商业或学术圈子建立人际关系。参与者们在各种场域之中逐渐培养起来的惯习，令他们在某个场域之中认定了他们需要哪些资本，才能使自己可以存在其中并且获得“利益”，于是，他们“投入”时间、金钱，去追求这些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资本形式，获取能在这种场域中受承认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资本就好像做菜的配料一样，比如在某个场域中需要一勺经济资本，五勺社会资本，三勺文化资本。布迪厄认为经济资本是转化成其他资本的来源（ibid.: 53）。当参与者们获得利益之后，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使别人相信这种资本形式是有价值的，于是他们便强化了场域的规律——通过资本结构体现的规律。还有一种情况是对这种规律的改变；继续沿用前面的比喻，例如有些参与者提倡两勺社会资本和六勺文化资本，当这种他们倡导的新资本结构获得了其他参与者的认可之后，这种资本形式便得以合法化，即被场域中其他参与者认可，这种资本形式就成了“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他们这种使自己手中的资本具有价值，换句话说，令其他参与者相信这些资本值得追求的行为，就是在制定或强化场域的规律，这就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布迪厄称之为象征暴力（symbolic violence）。（Bourdieu & Wacquant, op.cit.: 110-113）场域中有自己独立的规则，具有参与者竭力追求的特殊利益，布迪厄将参与者的这种表现称为“幻象”。以足球运动为例，对于一个不懂足球的人来说，当他们看到绿茵场上22个人为了一个皮球东奔西跑、好不容易从对方那儿抢到球之后却又努力踢回对方的球门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种行为十分愚蠢、毫无意义。但对于足球场域的参与者来说，在比赛中尽量多进球，增加自己在球坛的名8声，就是他们需要追求的象征资本。这就是足球场域的幻象，在外界看来也许不可理喻，但参与其中的人们对其深信不疑，布迪厄将参与者对于场域的幻象的认同称为“信仰”。（ibid.: 98）各种场域中都有自己独特的资本，有值得追求的利益，所以场域最大的特点就是竞争（ibid.: 102），这也是场域得以形成、存在和发展的原动力。因为资本不同，所以地位不同，又因为地位不同，参与者们相互竞争、争取资本，因此史瓦兹David Swartz）将场域定义为“具有结构性的角斗场”（structured arenas of conflict）。（Swartz, 1997: 9）对于场域中的参与者的竞争行为，我们也许觉得这和理性行为者有些相似，觉得他们是有意识地在竞争。但是古安维克指出，布迪厄的场域、惯习和资本等概念都是方便我们观察的工具而已Gouanvic, 2002b: 99）；我们只是回溯性地去看历史上的现象，然后将参与者的行为看作是“好像”as if）发生在一个“场域”之中，他们的行为从结果上看“好像”是为了争取某种形式的“资本”而与他人竞争，而“惯习”的作用则并不在于帮助我们揭示当时参与者的意识是怎样（也不可能做到），而是帮助我们总结他们在特定环境影响下形成的特定的行为方式、一种“信仰”，也就是说是帮助我们分析参与者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的规律和倾向，这种规律和倾向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塑造历史的途径。在“资本”这一部分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经济学的术语，例如资本、投入、利益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布迪厄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阐释社会的。事实上，他十分反对唯经济主义那种“只承认物质利益、和处心积虑地追求货币利润最大化”的观点Bourdieu & Wacquant, op.cit.: 118）。本部分前面提到过，所有其他资本都可由经济资本转化而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社会行为都可以简化为经济资本的交换，因为这种观点“忽略了其他类型的资本所能产生的特殊功效”（Bourdieu, 1986: 252），若是将这些资本都归结为经济资本，则会掩盖很多社会现象，通过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获得某些商品和服务，但其他的也许需要特殊的资本才可以获得，这种非物质交换方式的规则本身，就很值得研究。从布迪厄对于“投入”（investment）这个看似经济学的概念的解释可以看出他的理论与唯经济主义的不同之处。他所说的投入，指的是在某一个场域和惯习之间产生的行为倾向，一种“博弈感和筹码感”??（a sense of the game and of its stakes）Bourdieu & Wacquant, op.cit.: 118），这种感觉，实际上就是对博弈，即对场域规则的把握或感知。比如，在科学场域之中，参与者相信获得高等学府的文凭、发表更多的学术论文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2011年 第1期No. 1 2011说，这种投入可以让他/她获得更多的利益，也许是可以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源和机会、也许是获得评职称的资本。我们当然可以将这些都归结为经济学上的投入和产出，可以说他/她投入的都是金钱和时间，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但是这种简化掩盖了场域运作的规则，掩盖了功能分化的多元社会里不同领域的运作机制和特点。3. 翻译的社会学上一部分主要讨论了布迪厄的社会学里三个重要概念：场域、惯习、资本以及相关的一些概念。对于如何运用这些概念进行社会学研究，布迪厄提出了三个环节：“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勾划出参与者在场域之中的客观关系结构”；（ibid.: 104-105）。事实上，这三个环节分别融合了他的三个主要概念，第一个环节探讨的是场域，第二个是资本，第三个则是惯习。接下来的这部分将从布迪厄提出的这三个环节探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3.1 翻译与场域
首先，是布迪厄的场域概念。这是翻译研究的学者们争议最多的一个概念，对于何为翻译场域，学者们众说纷纭。古安维克直接将翻译当作是文学场域的一部分（Gouanvic, 2005: 150-151），他指出布迪厄认为翻译不能构建成一个场域（Gouanvic, 2002a: 160），但实际上他的理由仅仅是布迪厄在讨论场域的时候没有提到翻译而已??
。也有的学者则对翻译场域的规则提出疑问，比如赛拉-谢菲就怀疑在文学翻译中流行的规范与其他领域，如科技、商业、电影等翻译中的规范是否相同（Sela-Sheffy, 2005: 8）。海尔布朗（Johan Heilbron）也提出，翻译实践应该放在翻译所涉及的不同领域里来进行研究，例如政府传译就和政府工作有关；影视媒体翻译、文学翻译以及科技、医学、法律等专业领域的翻译也和其相关的专业领域密切联系（Heilbron, 1999: 431）。沃尔芙则认为，场域指的是社会空间中相对独立的结构空间，拥有相对独立的规则，所以她认为场域这个概念在解释翻译现象的时候并不那么具有说服力，因为翻译活动的人际关系不稳定，时刻在变化，而且译者总是处在次要的地位；此外，翻译活动总是受制于其他相关场域的规则，如文学、宗教等。所以她认为对于翻译，应该采用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的“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的概念来定义。她认为翻译这种“媒介空间”（mediation space）就如同第三空间那样，混杂了原文化和目标文化但又不属于任何一方的空间，其中的参与者的地位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对自己的身份不断重新定义。（Wolf, 2007b: 118）但是，沃尔芙依旧在布迪厄的理论框架里讨论翻译，而且还引入了一个后殖民理论的第三空间概念，认为这个概念比场域更适合定义翻译圈子，但却没有将其与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中的其他概念联系起来，也没有讨论应该如何整合进布迪厄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来进行研究。不过沃尔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之所以如此难以将翻译确立为一个场域，是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领域和跨文化的活动。其中的权力运作比相对独立的场域——如文学场域、商业场域等——要更为复杂，因为这其中不仅有特定领域里的权力关系，还往往存在着民族文化层面的博弈。所以这里的权力关系和资本结构要比一般的场域更复杂，其规则更多样化。所谓场域，并不是一个相对实在的物体，而是为了更好地解释现代社会关系而创造出来的概念，就像时间是为了方便人们理解这个难以解释的抽象对象而创造出来的概念。当研究对象有变的时候，我们对场域这个概念的涵义也需要进行变通。翻译活动有其独特的关系系统：译者、出版主编、客户、文艺评论家等人在翻译活动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关系网络；更何况，现在国内外已经出现了各种翻译协会（society），而翻译协会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共同体community）。除此而外，翻译活动本身的跨语交际的特征也足以推翻翻译活动不够独立的观点。翻译实践的跨语跨文化特征，还有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特征，都说明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终究都越不过这样一个“跨”（trans-）字，而这个“跨”字正是一个由此及彼的关系概念，它贯彻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始终。而场域的概念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去解读翻译活动中种种的关系和规则。沃尔芙认为场域一定具有高度的独立性（ibid.: 110），这点说得太绝对。新的场域，往往是在和邻近场域的借鉴与互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翻译场域也不例外。比如，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几次翻译活动的高峰期，都可以看作是翻译场域和相关场域的相互构建。我们可以从这些现象看出翻译对于社会的构建作用，比如说，佛经的翻译推进了佛教的传入，在中国构建了佛教的场域，培养了僧侣和民间信徒的惯习，完成了他们的各类资本的积累。与此同时，佛教文化在传入中国之后，又进一步重构了中国的文化以及佛教文化本身，在更大的范围内，构建了更加宏大的场域、更加杂合的惯习和更加丰富的资本。场域就是相对独立的关系系统，但既然是“相对独立”，也就意味着相对的不独立。近几十年来9（“分析参与者的惯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