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翻 译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后殖民理论的研究者们早已向我们展示了翻译活动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所经历的操纵、审查和改写。因此我们可以把翻译场域看作是一个特殊的场域，一个相对不独立的场域，或者，用布迪厄的话说，是一个“折射率”相对较低的场域。在这样的一种场域中，周边场域和权力场域与它相互渗透。因此，就好像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不只处在一个场域之中一样，翻译活动也不会仅仅只发生在翻译场域之中，它还同时发生在其他场域之中，与相关场域的规则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所以，我们要考察翻译场域之中的规则，就常常需要观察它与其他相关场域的关系和互动，这是布迪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第一个环节（Bourdieu & Wacquant, op.cit.: 104）。比如，勒菲弗尔认为文学翻译的操纵主要来源于专业人士和赞助人（professionals and patrons），由此不难看出，翻译和文学场域（专业人士）以及权力场域（赞助人）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其联系的程度在不同的时期以及不同的国家都会有不一样的体现。以中国文革时期翻译为例，权力场域对翻译场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上的审查和选材上，比如邹振环就谈到了文革时期“四人帮”利用出版翻译刊物《摘译》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四人帮’的亲信‘亲自’把关，审查每一期外国文艺的《摘译》 ，在翻译什么作品的问题上，他们则根据‘洋为帮用’的原则，丝毫不考虑翻译工作者的意见。一部作品，只要他们认为对自己有用，就决定翻译”（邹振环， 2000: 334）。在这里，原文在翻译中的被改写正是权力场域影响力的一种折射，也就是权力场域对翻译场域的影响。对于翻译场域和其他专业场域的相互作用，我们可以再换个角度，认为在翻译这种特殊的场域中，因为法律、 科技、宗教等专业的翻译要求各不相同，这些专业场域与翻译场域重叠的部分都可看作是翻译场域里“拥有自己独特的规则”的“子场域”（sub-fields）。这些子场域的规则往往与那些专业场域密切联系。同时，作为整体的翻译场域里的规范对这些子场域也有影响，具体见下文“翻译与惯习”部分。如果像沃尔芙那样将场域看作是高度独立的空间，会很容易令人误以为场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但事实上布迪厄是十分强调场域的开放性的，而且场域的疆界本身就是争斗的关键（Bourdieu & Wacquant, op.cit.: 104），例如科技翻译和科幻小说翻译两种子场域的界限就不像政府翻译和诗歌翻译那样泾渭分明。所以在某一子场域中的译者，也许会试图进入邻近的子场域，以获取在整体翻译场域之中的资本，反之亦然。因此我们可以说，翻译场域可能包含其它场10域，其它场域也可能包含翻译场域。在现代社会里，各种学科研究相互交叉，已经很少有完全独立的场域了，各种场域之间往往有重合之处。3.2 翻译与资本
那么作为整体的翻译场域又有什么规则呢？这就需要联系翻译场域里的资本来进行探讨，即布迪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第二环节：勾勒出场域内部的结构（ibid.: 105）。探讨场域内部的结构事实上也就是探讨参与者的资本问题，因为资本与参与者在场域之中的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我们可以假设翻译场域中译者的资本主要是良好的双语功底、对相关领域的熟悉程度、对翻译理论的把握以及过往的翻译经验，这些就是一般情况下翻译场域之中的象征资本。但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子场域之中要求也不太一样。比如科技翻译子场域中具有相关领域专业知识是其象征资本的重要部分。但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进来，即原作者的资本。古安维克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对比了三名译者，认为有的译者的资本并非来源于译者翻译活动本身，而是来源于原作者及其作品的象征资本，例如翻译福克纳作品的译者，就因为福克纳及其作品在目标文化中的影响力而使译者的地位得到提高；而有的译者的资本则是来源于自己对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比如翻译科幻小说的译者的象征资本则来源于其早年在工科院校获得的专业知识 Gouanvic, 2005: 161-62）。事实上，到底是原作者给译者增加了象征资本，还是译者为原作者创造了象征资本，则需要根据个案来做具体分析。当译者在翻译场域之中积累了足够的象征资本的时候，他/她便具有了改变规则的权力，例如严复。他翻译的《天演论》等作品，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使他拥有了较多的象征资本，因此他有关翻译的言论在很长一段时间也被人们奉为圭臬，言必称“信达雅”。“信达雅”在20世纪90年代前成为了中国翻译场域中的主要规则之一，成为了衡量译者和译作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不论是文学、学术、广告、科技、还是新闻，似乎只有被认为译得“信达雅”的，才是好的翻译，这种衡量标准至今还能偶尔见诸报刊和网络。除了严复以外，还有傅雷的“神似”以及钱钟书的“化境”，也在20世纪中国翻译场域中构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创造出这些规则的人，不管其有意还是无意，往往是在文学翻译或是文学上颇有建树的大师，他们的象征资本，主要来源于中国文学翻译子场域或者是文学场域；这些与翻译场域紧密联系的子场域或场域的资本，升级或转化为他们在翻译场域之中的象征资本，而他们翻译的特点和思想也被广为承认，一度成为20（2011年 第1期世纪中国翻译场域之中的规范。严复等人所构建的规范就是中国翻译场域中所谓的“幻象”之一，参与塑造了其他参与者的惯习。翻译场域中的象征资本给我们的启示是，通过对某段时间某个文化中对于翻译的讨论的语料整No. 1 2011行理性的选择，但一定是受到了其自身的惯习的影响；其惯习在一定程度上由翻译规范塑造，而翻译规范又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惯习表现出来，因此规范是以惯习为媒介与译者相互作用的（ibid.: 34）。所以惯习这个概念能帮助我们解答谢芙娜理、对当时译本的文本分析、对译者惯习的考察，（Christina Sch?ffner）针对规范概念提出的许我们可以了解到哪些人所构建的规范成了当时翻译场域的规则；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了解到哪些人在翻译场域之中具有话语权。这样我们便能够了解到该翻译场域之中的象征资本主要来源是什么，翻译场域与哪些场域相互作用，以及翻译场域在当时的社会空间中的地位。例如在20世纪中国翻译场域，我们可以认为翻译场域的象征资本主要从文学翻译子场域和文学场域转化而来的。3.3 翻译与惯习
惯习是对场域规则的内化，因此翻译场域规则应该在译者行为上有所体现，这正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第三步：分析参与者的惯习（Bourdieu & Wacquant, op.cit.: 105）。由于翻译研究中对翻译过程的认知研究以及描写翻译学的发展，针对译者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我们很容易将惯习概念与图里的“规范”概念联系起来。西米奥尼在1998年发表的文章就探讨了惯习对于描写翻译学的规范概念的补充。他研究了西方译者的行为，认为西方的译者在进入翻译场域之后对规范的接受和遵循形成了他们的翻译惯习，而这种惯习使他们在翻译活动之中构建了这种翻译规范；也就是说，这种“既被塑造又具有塑造力的”（structured and structuring）惯习在他们的行为之中体现出来，继而增强了翻译场域中的规范，因此“译者决定规范，同时他们的行为也受规范支配”（Semioni, op.cit.: 24）。西米奥尼认为，这种惯习实际上巩固了译者在场域之中处于被动和次要的地位。在20世纪之前，西方译者往往屈从于原作者和原作，而现代社会的译者则是屈从于各种各样的“客户”，但无论怎样都是对翻译规范的屈从。同时，西米奥尼还指出，随着职业年龄的增长，译者的翻译方法会越来越保守，因为他们愿意沿用曾让自己成功的方法，拒绝标新立异。而这些知名译者保守的方法，也因为他们的知名度而成为了翻译规范，于是后来的译者为了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迅速成功，便继续沿用那些保守的方法。可见，译者对规范的屈从从来就不是被迫的，而是“自甘奴役”（servitude volontaire），“译者要为自己所做的保守决定而负责”（ibid.: 6-23）。西米奥尼的研究试图向我们揭示在翻译中惯习与规范两者的关系：译者的选择不一定是明显意识到了规范的存在继而进多问题：“译者如何获得规范？他们的行为是否完全遵循规范？他们是否意识到规范的存在？……译者是否有权力引入或更改规范？翻译行为是仅受翻译规范影响还是同时受到社会中其他规范的影响？……译者是完全受规范的统治，还是他们本身也参与维护规范？”（Sch?ffner, 1998: 8）针对翻译规范和译者惯习两者之间的关系，赛拉-谢菲向我们展示了西方翻译场域以外的另一种现象：规范的背后不一定是译者的屈从。她通过对以色列译者的案例研究发现，资深译者和年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都采用了希伯来传统文学风格而非现代语言风格——看似相同的翻译规范，但这两类译者的出发点却完全不同：前者是为了保留希伯来文学传统，而后者却是为了标新立异（Sela-Sheffy, op.cit.: 7-8）。以色列的例子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尽管两类译者的惯习不同，但却体现了同样的规范。所以规范的局限就在于，它只能告诉我们结果，而其背后的形成原因，则需要通过对惯习的研究来解答。西米奥尼和赛拉-谢菲的研究都试图向我们阐释在翻译活动中规范和惯习的逻辑关系：规范是被广为接受的准则，而惯习则是译者在翻译以及其他各种场域之中培养而成的思维习惯和行为倾向；规范并不直接作用于译者，而是通过译者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惯习而间接影响的。让我们再看看中国的翻译场域，其中的规范之一是对四字格的偏爱，这种语言上的惯习可以追溯到中国语言文化中对《诗经》的推崇，有些翻译教材指出使用四字格“可使文章增添不少生花之笔。一篇译文恰到好处地用一些四字格，可让人读起来抑扬顿挫，起落跌宕，可以享受到语音上的谐美感”（冯庆华，2001: 113），这种翻译教学和译作中流行的四字格的翻译方法塑造了中国译者的惯习，中国译者对此的推崇也就是对这种翻译规范的延续。需要注意的是，译者的惯习并不只来源于和翻译场域的互动，作为社会化个体，译者的惯习不可能只和翻译场域相联系。例如梅耶斯就批评针对译者的翻译研究将社会化的个体简化到了职业层面，她指出，我们的“态度、理解、行为都是各种惯习交织作用的结果……译者不只有译者一个身份，更是一个社会化的个体”（Meylaerts, op.cit.: 11中 国 翻 译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94）。作为社会化个体的译者，其行为不仅仅是因为翻译惯习的影响，因为译者对原作文化的态度、对自己在专业领域的身份定位、与出版商的关系等等其他惯习也会影响译者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历史上大量的译作是由所谓‘非专业译者’完成的”，许多译者也兼具作家、批评家、哲学家、传教士等多重身份（ibid.）。因此，回顾前面赛拉-谢菲所说的场域的建立与临近场域相关，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在某些情况下，翻译场域的规范可能是由兼具多重身份的译者在其他场域中建立起的惯习的影响而形成的。译者的惯习不仅影响其翻译策略、措辞等微观方面，还在宏观方面影响其对文本的选择。微观的如以色列译者对希伯来文体的采用，宏观的如理工科院校背景的译者选择科幻小说的翻译、以及启蒙思想家严复选择Evolution and Ethics等具有开启民智功能的书籍的翻译。我们可以假设前者的惯习主要来源于翻译场域中的规范以及译者对自己在翻译场域中的定位：比如将自己定位为资深译者还是年轻译者，应该遵循传统成名套路，还是有所创新、与众不同；而对宏观选择方面的惯习则更多的来源于权力场域、专业场域对译者的塑造。除此以外，还有作为一名双语或多语使用者在接触本国文化和异国文化中培养起来的一种“跨文化惯习”（intercultural habitus）（ibid.: 100）：例如译者对两种文化和语言的态度、偏见等，都会影响其翻译活动的微观操作（如直译/意译）和宏观文本选择（选择符合或颠覆本国价值观的内容）。这些惯习都会对处在翻译场域的译者的行为产生影响，也在个人层面展示了翻译场域与其他场域之间的互动。但至于哪些惯习影响译者的行为，还只是假设，还需要根据具体案例的研究才能得出可靠答案。因此在研究个体的时候，对其“社会轨迹”（social trajectory）（Bourdieu, 1993: 276），即对个体社会化的历史过程的考察，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这个过程，不仅要考虑译者的翻译惯习，还要考虑其在教育、生活、工作等各种不同场域中培样起来的惯习。除此以外，还应联系翻译场域和其中的象征资本，分析译者可以拥有的资本，以及其他场域对翻译场域的影响，才能使我们更全面地考察某段时间某个文化中译者及其翻译活动的特点和其背后的原因。所以，重构译者的惯习，实际上也就是重构某个时间某个文化内的翻译场域以及翻译与其他场域的联系。4. 结语本文主要探讨了布迪厄的三个关键性社会学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场12域、惯习以及资本概念有助于我们解答霍姆斯提出的翻译社会学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为我们开启了观察翻译现象的新视角，以研究翻译活动在国际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的运作和规律以及在翻译活动中各种参与者的行为表现和相互之间的联系。借助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我们可以从一个更接近于翻译本质属性的角度来观察和阐释翻译活动和译者与社会、文化、全球化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针对如何运用社会学进行翻译研究，沃尔芙总结了以往的与社会学相关的翻译研究，提出了三个研究对象：翻译活动中各种参与者的社会学研究；翻译过程社会学研究，尤其是描写翻译学在这方面的贡献颇丰；翻译产品社会学研究，例如翻译产品对社会身份、文化形象、社会地位或意识形态的构建。翻译研究者们运用布迪厄理论对这三个方面都进行过探索，比如，古安维克对20世纪中期法国在翻译美国科幻小说时的各种参与者的权力关系的重构、凯德（Klaus Kaindl）对德国文化场域里漫画翻译的案例研究以及海尔布朗和撒皮罗（Gisèle Sapiro）对国际翻译市场翻译产品流通的讨论。（Wolf, 2007a: 14-18）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告诉我们，翻译从本质上看是发生并作用于社会的一种行为，翻译从来就不是孤立进行的活动，不论是翻译场域，还是译者的惯习，抑或是译者拥有的各种资本，都与各种相关场域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这种社会学上的联系决定了翻译的社会学属性。翻译社会学研究者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对文本、史料的梳理、描写，对译者在不同场域中的地位、关系、行为的重构，去展示以及解释翻译活动在社会中的联系和作用。注释????
布迪厄（1930-2002）被誉为继涂尔干（Emile Durkheim）
之后最具有影响力的法国人类学及社会学家（Calhoun, 2003:274）。他的研究内容广泛，出版了超过400篇文章和30本书，内容涵盖了关于法国的艺术、教育、语言、消费、文化品位、宗教、科学等话题（Swartz，2007: 39）。
????Habitus：
这个术语在国内有好几种翻译，如“习性”、“性情倾向”、“惯习”、“思维习惯”等。考虑到英语中habitus和habit的互文性，此处采用社会学领域里较为常用的译法：“惯习”。
????前者为安吉莱瑞（Moria Inghilleri）特约编辑的《译者》
（The Translator）专刊《布迪厄与翻译社会学》（Bourdieu
and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后者为沃尔芙与福卡瑞（Alexandra Fukari）合编的《构建翻译社会学》（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也有学者将其译为“符号暴力”
，但此译法容易令人误解为符号学（Semiotics）里的符号概念，故此处译为
2011年 第1期“象征暴力”。
。????Game：在不少布迪厄理论研究文献中也被译为“游戏”
布迪厄使用“game”一词强调的主要是体育竞赛或赌博时的规则、竞争以及投机。中文的“游戏”更容易让人联想到玩耍。因此本文将其译为“博弈”。
????古安维克仅引用了一段布迪厄1993年对场域概念的定
义，便认为“不可否认地，布迪厄没有将翻译文本纳入他的场域理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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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悦晨，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史、宗教翻译。
[作者电子信箱] chester.wang@polyu.edu.hk第九届中国跨文化交际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国际跨文化交际学会、美国中华传播研究学会将于2011年6月22-26日在福建师范大学联合召开第九届中国跨文化交际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与福建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承办。本届研讨会主题为“全球化进程中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详情请点击会议网站：http://ic.fli.com.cn 132011年 第1期No. 1 2011英文摘要
English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Translation through a Bourdieusian Sociological LensBy Wang Yuechen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p.5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individual behavior, this paper urges that the Bourdieusian theory be applied to translation s sociology with its defining feature of simultaneously obverving Abstract: Following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Bourdieu’studies. Such a move would facilitate a produ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its related fields,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s assigned to translators and other participants i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aking a fresh look at would also add to the clarification of how translation is linked to society, culture and globalization.Key words: Bourdieu; sociology; field; habitus; capitaltranslation through this unique sociological lens would enable translators to gain in methodological self-awareness. And it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a Discipline under ConstructionBy Wang Hongtao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p.14Abstract: With the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 gradually gaining ground,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is emerging itself as a legitimate subfield. And in an attempt to formulat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new discipline, it undertakes also as an inter-discipline. This article argues for the rationality, validity and logicality of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to constitute to define both its scope of investigation and its methodology of research. Key words: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sociology; translation studies; sociological turnCourt Interpreter as Institutional Gate-keeperBy Zhao Junfeng & Zhang Ji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China) p.24interpreters. Whoever inerprets in the court is expected to serve as a proactive participant and a “mediator” in the bilingual Abstract: Institutionally framed hence power-laden and goal-oriented, courtroom discourse assigns a unique role to court legal transactions rather than merely a verbatim transmitter of whatever is being said. The need to perform these gate-keeping duties means that the court interpreter is institutionally endowed with a dual status, i.e., as both a service provider and an agent upholding of justice as the ultimate goal of courtroom discourse. of the law. The court interpreter is thus uniquely positioned to help ensure equality under the law,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court interpreting; power; control; gatekeeperRedefining the Goal of Translator Education: A Shift from Translation Competence to Literacy DevelopmentBy Li Ruilin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China) p.46Abstract: Building on the naturalistic, multi-componential, minimalist and cognitive views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this paper proposes a competence-oriented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redefining the substance and goal of translator education. Within this new framework, translator competence is re-defined in terms of a set of thinking processes whereby the SL textual world is mapped through an interfac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ranslator’s internal knowledge structures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Such cognitive processes are knowledge-driven and socially situated, and they tend to intensify from the initial to the target state.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translator competence is an incremental process of intellectual growth. Since regular exposure to authentic translation task situations is most effective in enabling the learner to command an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mode of thinking, practice-centered literacy development should be given top priority. Key words: translation competence; translator competence; high-order thinking; literacy development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