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14]2001年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15]指出，根据司法实践，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就贷款诈骗与贷款纠纷的界限而言，对于合法取得贷款后，没有按规定的用途使用贷款，到期没有归还贷款的，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对于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不具备贷款的条件而采取了欺骗手段获取贷款，案发时有能力履行还贷义务，或者案发时不能归还贷款是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因经营不善、被骗、市场风险等，不应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而集资诈骗罪与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在于：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非法集资，或者在非法集资过程中产生了非法占有他人资金的故意，均构成集资诈骗罪。但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要注意：一是不能仅凭较大数额的非法集资款不能返还的结果，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二是行为人将大部分资金用于投资或生产经营活动，而将少量资金用于个人消费或挥霍的，不应仅以此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金融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单纯以财产不能归还就按金融诈骗犯罪处罚。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中的主
观目的是有所不同的，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目的既可以是实际占有，也可以是骗用或者获取其他不法经济利益。金融诈骗犯罪客观表现上也有别于普通诈骗罪，主要表现为将资金非法处置和滥用。具体说，对具有特定情形的行为，应当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如果存在下列客观情形，就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以支付中间人高额回扣、介绍费、提成的方式非法获取资金，并由此造成大部分资金不能返还的；（2）将资金大部分用于弥补亏空、归还债务的；（3）没有经营、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4）将资金大量用于挥霍、行贿、赠与的；（5）将资金用于高风险营利活动造成亏损的；（6）将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7）携带资金潜逃的；（8）抽逃、转移、隐匿资金，有条件归还而拒不归还的；（9）隐匿、销毁财务账目或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10）为继续骗取资金，将资金用于亏损或不营利的生产经营项目的；（11）其他非法占有资金的行为。[16]当然，具体的情形还可能有发展，因而不完全局限于上述列明的情形，应根据犯罪形势发展和审判实践及时地进行经验总结。
（三）合同诈骗罪的主观目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一般认为，合同诈骗罪仅限于直接故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可以通过下列具体的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方式佐证：（1）虚构单位或者假冒他人名义签订合同，如盗用他人名义、捏造不存在的主体、利用已被撤销的主体、企业的承包商与租赁商明知没有履约能力或清偿能力仍以其名义签订合同。（2）以伪造、编造、作废的票证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来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4）收受对
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因此，合同诈骗罪的欺骗行为，以合同签订和履行为准，可以分为签订过程和履行过程两种类型，前者表现为身份虚假和质押虚假，后者表现为履行虚假和携款逃跑。[17]此外，还包括了其他方法，这一兜底条款可以归纳为：（1）伪造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或者权利义务继受人财物的；（2）虚构货源或其他合同标的，签订空头合同的；（3）诱使、蒙骗对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思签订合同的；（4）利用虚假广告或信息，诱使他人签订合同，骗取中介费、立项费、培训费等费用的；（5）假冒联合经商、投资、合作的名义，签订、履行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6）通过贿赂签订、履行合同的；（7）作为债务人的行为人，向第三人隐瞒未经债权人同意的事实，将合同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违法转移给第三人，从而逃避债务的。[18]因此，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的目的，仍然主要通过行为来体现和佐证。
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与一般合同纠纷和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往往比较模糊，其区别的关键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与合同纠纷相比，两者在签订合同的目的、签订合同时的能力、签订和履行合同中的具体表现、不履行和不完全履行合同的具体原因、纠纷发生后当事人的态度是积极补救还是消极放任上都存在差异。而与民事欺诈行为相比，应综合各种情况进行分析，要看在签订合同时行为人的实际履行能力、在签订合同后和履行前的履行能力情况和准备履行合同的情况、合同履行中实际履行能力和表现及对标的物的处理、发生合同履行纠纷后的未履行事由和补救措施情况、对违约责任的态度等。
三、诈骗犯罪的主观目的认定原则与方法
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一种主观要素或者事实，主观事实是指用来说明行为人内
部心理要素的内容，如目的、动机和态度、能力等。客观事实是指表现于外部的事实，如人的外在活动及结果、行为主体及身份、对象、手段、方法、时间、地点等。客观事实是可以通过人类感官直接感知或认知的，而主观事实只能通过外部资料进行间接判断，主观事实的证明难度显然更大。实践中，主观事实不能仅仅通过直接证据，或口供来加以证实，而往往需要通过其他的间接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链并依靠推论（推定）的方法加以辅助显现。德国有学者指出，“在查明故意、特定意图和动机等心理要素时会遇到很多很大的困难，只有从外部事实及心理学上法则进行必要的反推，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19]。台湾学者亦认为，“深藏于内心的主观事实，不像外表的行为可以直接看见，并直接表述于审判者面前，他人无从窥见其内心，只有从其他情况事实，间接地推论方可得知”[20]。因此，主观事实的证明难度大于客观事实，而且主观事实除了依靠传统的认定方式，即从证据本．身直接加以判断外，甚至还需要大量地运用间接证据进行推定或推论，即使用的是一种间接认定事实的方法。进一步地讲，非法占有的目的虽然是主观内容，但并不意味着只有凭借行为人的口供才能认定。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根据证据即客观事实来认定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或者可以根据客观事实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1]犯罪行为是在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支配下实施的，因此，通过客观事实来认定主观目的是最基本的途径，也是主客观相统一在认定诈骗犯罪的主观目的上的体现。
主客观相统一虽然没有规定为刑法基本原则，但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判断行为人的心理状态，其根据只能是其实施的活动及其相关的情况。因为人的活动是人的主观思想的外向化和客观化，并反映了人的思想即人的自由意志或人的主观目的。[22]在认定主观心理态度时，必须立足于其实施的具体客观行为，并综合各种犯罪事实，运用严谨的逻辑论证来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即达到相应的证明程度才可以认定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与此同时，要杜绝客观归罪和主观归罪，即
口供主义或唯危害结果（财产损失数额）论。在具体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时必须依据行为人的行为特征、其自身的条件以及其他已存在的客观情况进行综合分析。通过对行为人控制或者准备控制他人财物的行为的分析，首先确认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可能性。当被确认为已经实施或者准备实施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行为时，只表明其心理态度符合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前提条件，具有了形成非法占有目的的可能性，但却并非表明其必然地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关键还要看其心理上对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是否具有明确的追求，因为这才是构成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决定性条件。只有行为人已经实施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行为，并且因其意志以内的原因已经造成权利人对财物失去控制的结果，这时非法占有目的才完全得到确认。
目前，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都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在实务部门也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典型情形，这种通过总结司法经验来列举的认定模式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行性，但不免陷入无法穷尽的缺陷之中。而且，这些列举的情形大部分是已经成型且常见的犯罪方式，对于一些新出现的情况则会显得比较被动和无奈。此外，这些列举的情形，大部分是对具体行为方式的说明，而没有说明相应的犯罪结果，这似乎让人觉得诈骗罪是行为犯而不是结果犯。因此，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应在列举情形时考虑危害结果等情节的内容。另外，通过客观事实来证明案件的主观方面的目的，这是最基本的司法认知模式。与金融诈骗罪相关的问题是：证明标准是否可以放宽松些。具体而言，金融诈骗罪是法定犯，是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主观意图的证明相对来说更难。与故意杀人和抢劫罪相比，检方的证明标准如何妥当设定，直接涉及到这些案件的侦破率和起诉率。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主观思想，尽管人的行为能够反映其内心思想，但对它的认识也只能是间接认识，因而要给它设立一个完善的判断标准是非常困难的。作为存在于行为人内心的思想，实际上不可能绝对准确地证明行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