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的一方则都希望日本获胜。好比现在御用FQ都力挺卡卡,自由主义者则心仪联军.道理是共通的,那方赢了,他们的粉在各自国内也就可以顺势拉抬气场,获得政治主动.
战争期间汉口旁观的欧系报纸,像英国是日本的盟友,表面情义相挺是有的,但要说真正看好日本,那就不好说了,欧洲人本质上是不相信黄种小矮子能打败北极熊,无论国力,军备等任何一项数据对比，日俄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所以像《楚报》之类英系报刊,讨论关注的话题大多是在没有伦敦帮助的前提下,日本能否体面的结束战争,言下之意,就是日本是否能少输当赢了.
大清的官报系,自不用多说,今天吹捧沙俄国大兵多,明天又赞哥萨克勇猛彪悍,不亚于本朝的八旗铁骑,后天又讲日军在旅大久攻不下,尸山血海,总而言之,看大清的官媒,俄军是胜利在望,但实际战况,远非如此,而且越是官方保守派这么吹,越是激起在野求变派的反弹.
与官报对阵的日系《汉口日报》，靠的是主编宗方小太郎,主笔冈幸七郎,这肥前藩出身的两杆秃笔.小太郎的汉文好一些,但也不过写几首格律出韵，蹩脚汉诗的水平,幸七郎更烂,别人学外语,都是从听说读写入手,他却是半路出家,从给汉文断句开始入门,水平也可想而知.按理这二位半桶水主持日报系,要说去和官报局那些八股老学究比拽文,展开纸上骂战,一点赢面都没有.可最后还是他们胜了,因为他们的读者群里人材济济，康梁系统，炮哥系统，只要是求变的势力，此时此刻，都盼着日军战胜，然后起涟漪反应，宪政变法，造反上位都大有可为。这些读者那个不是汉文高手，踊跃投稿，像秋女士作的《服部夫人嘱作日本海军凯歌》等等，汉口的日刊有这些源源不断高质量来稿，什么样的笔战都不在话下。
战争的结局，很清楚，可大清官媒到了最后关头，还在硬撑，旅顺俄军已然开城投降，这边《湖北官报》还抱有幻想，又开始吹嘘远道而来的俄军第二舰队。当然波罗的海舰队是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壮举，环游了大半个地球，不远万里而来，是不怕输，是插秧机，是运输队，可到了对马，一下子变成幽灵舰队消失不见。可怜大清官方媒体人，不明就里还一个劲在官报上呼喊，俄国舰队到哪里去了。
经过04～05报战，《汉口日报》等于上了一个台阶，为此后的笔战累积了经验，到后两次，袁世凯06～07主政期间，抛出间岛问题，日本人知道这是一个预设前提，无论怎么论辩都会输的大坑，于是围魏救赵，抛出米国排华问题，一下子获得主动，引领07年反美热潮，再到载沣时代，德国王子拟议访华，为大清站台。这里马上借满洲鼠疫爆发炒作议题，既挡住德国太子脚步又顺势摆了俄国一道，一石双鸟。
05年日本的胜利，事实上改变的是整个亚洲政治格局，宪政强国成了时代强音，各王朝里的保守派都全面退却。宪政高潮来到了。大清的新政全面提速，言禁，报禁，党禁陆续打开缺口，本土的宪政派办报的春天也就到了。汉口立宪派，像什么商会，铁路协会有《趣报》，海归康梁派办了《夏报》，这些改革派的龙头报刊出现，目标很明确，而一向保守求稳的《湖北官报》此时传统话语权处于劣势，怎么办？也有办法，暗中控股一些民间报纸，像《公论新报》等，也说新政，但强调求稳务实，实际就是靠这些外围子报来给缺乏公信力的母报减压。此外还有第三方报纸，像《汉口中西报》，洋牌注册，商人主办，地位超脱，标榜中立。
汉口报界，半官方的《公论新报》，宪政派的《夏报》，中间超脱的《汉口中西报》，形
成了三足鼎立。这阶段有个全国性的热点话题，三报都投入了论战。事情出在京师的资政院，当时有所谓蓝白二党之争。事件起因不复杂，宪政局修新刑律，交议员投票表决。议案很劲爆，处女合奸除罪化。这个话题维尼很有兴趣，破例讲的深入一些。
按大清旧律，柏芝和冠希要是被霆锋捉奸在床，霆锋有权当场手刃柏芝，冠希由官府论绞刑，霆锋无罪，拿回丈夫的尊严。这条律例还有衍生，如果柏芝是在婚前和冠希私通，按大清律条，就该由胡须勇出面，大义灭亲。整个法律的核心精神就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未婚非处，已婚淫妇人人得而诛之。可新大清律，居然背离传统价值，已婚通奸，霆锋还可以按旧律办事，可衍生条律被废除了，也就是说，未婚女子过去被要求婚前保守处女身，否则要按通奸论，可现在婚前的xxoo，居然不算犯法，胡须勇如果要清理家门，等于犯罪。
此律一出，资政院炸锅了，一方是大学士劳乃宣，另一方是宪政局杨度那帮人，两派从口角攻击，到肢体冲突，事关大义名分，宪政兴废，都不是好惹的。最后投票，男人的良心，劳大学士一派投的是蓝票，也就是誓杀非处派，杨度这些败类投的是白票，即未婚非处无罪派。此案最后没过，但资政院由此分裂成两大阵营，蓝票派成立帝国宪政维进会，或称辛亥俱乐部，白票则成立帝国统一党。中国最早的两党制雏形由此出现，要不是后来爆发革命，按正常历史走下去，美国有百年驴象红蓝之争，俺们也会有守宫砂蓝白两党百年攻守的佳话。
当然法案表决，保守与变革之争只是一个表象，真正原因在于派系，蓝票党背后站的财政部长载泽，白票党背后则是军咨府大臣载涛，他们争得是未来内阁总理大臣的位置。这才是核心关键。党争影响播散全国，所有官绅都面临站队选择。
在湖北方面，瑞澂既是载泽的小舅子，又和劳学士的公子劳子乔的发小，《湖北官报》,《公论新报》当然是蓝党立场，与之对应，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商会会长张国榕，他们控制的报纸《夏报》，《趣报》则是白党。蓝报骂白报，斯文败类，不知五千年道统之所在，白报骂蓝报，头脑冬烘，只知宗族私刑，不知国家公法。中间的《汉口中西报》则感叹，宪政初起，竟为一金莲问题，而使吾国士大夫势如敌国，杯具啊。而洋人的报刊也不知道两派争得是个什么概念，只是看吵得热闹，就主观上认为，民主政治的春天已经到了东方，英系的《楚报》很开心，不想往日见于欧陆报刊之风情，今日竟现于汉口，洋人很欣慰云云。在各报吵得热闹，看得高兴之余。气坏了阴暗处的某些非法小报，在他们眼里，除革命外无大事，现在这种舆论气候，明显对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不利。这可不行，他们准备出场。
乱党靠小报搞文宣其实很早就有，但那是地下状态，躲在租界教会里盗印书刊，非法偷运贩卖什么的，这些受众面很有限，而对于立宪提速之后，地上日渐风行的传媒大战。乱党内部对要不要借宪政之机，升上地面，走合法营销道路，有很大争议。
反对见光的主要是基本教义派，他们认为既然不认同清朝的法统，那为什么要走合法途径，去官府正式注册备案，出版时，还要受伪朝报律约束等等，那岂不是失节？还是地下工作，传单海报，飞行集会，街头暴动这些好。这些是标准黄花岗死硬分子。例如广州暴动间隙，路上遭遇短衣的平民，乱党是怜悯的，给俩钱，让平民暂避，但是要是看到穿长衫的，乱党是鄙夷的，会硬拉长衫客去搬运弹药。为什么？因为按基本教义派的逻辑，精英阶层的自己是救世主，平民是无知可怜需要被拯救的对象，所以让平民边上躲起，而穿长衫的则同属于知识阶层，士大夫不去革命，就是无耻，所以拉这些长衫客的差。好比造反，若是路遇农友工友，会让可怜的文盲躲起来，而要是碰到驴友，身为精英白领不和乱党一起干革命，
反而享受人生，那是要被基本教义派一刀捅死的。
自然基本教义派在务实派眼里，也属于单细胞物种，他们革命不像是为了求成功，而更像是求成仁。乱党内部务实派虽说不过基本教义派，但分头自己去搞还是可以的，乱党系的正规上市报刊在汉口总算是出现了。共进会以《湖北日报》为龙头，文学社则以《大江报》为龙头，两派的报章，目标是一样的，风格却是不同。前者走武汉热干面路线，比较辣，当然不是那种地下时代，开口就要驱除鞑虏之类，那种是玩不起的，五百两白银报刊出版注册保证金交给衙门，总归不能真的办成日报，只图一日痛快，隔天就封门关张，革命经费也不是拿来打水漂的。说他辣，主要是行文技巧，察边球的文法比较热辣，例如今天来个漫画《怪兽图》，明天引什么东京专电，乱党又在那里作乱云云。而文学社的风格正好和他相反，色调相对阴冷，玩乾坤挪移的技法，例如广州的消息，全栏引用官报的通稿，也不加评论，但是会在边上开个西窗烛栏目，放一篇陈胜吴广的历史段子，编辑最后引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类俗语结尾，相当的不地道。
两报的编辑记者群，维尼以前好像也介绍了。画插画的向炳坤，写小说的何海鸣，作时论的黄侃，跑营销的查光佛，搞编辑的居正等等，要说他们身上有什么共同点，除了反清之外，维尼发现就是都对广大妇女有一颗爱心了了。科学研究表明，知识分子肚里墨水的多寡，和他荷尔蒙储存量是有等比对应关系的。
他们的个人故事，日后一只耳的向炳坤，鸳鸯蝴蝶教主的小何，可以大白天和女学生在中央公园草丛里，天当被地当床搞行为艺术被警察发觉，由此舍去北大教职的黄十公子等等，都是一样，这些花边，维尼也不说了。文学方面如何参与报战，小熊也省了，文盲GOOGLE就行了。维尼下文要讲这些文人是如何把报纸办成武斗报的，光纸上报战不过瘾，革命前就屡屡动手，革命后，更是借势压人。革命的逻辑就是如此，一个国家，一场革命，一种声音，如何搞三位一体，这些都放在下期再说。小熊要歇会了。
教会 善堂 会馆－－－－社会保障学视角下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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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么华丽的大标题，诸位文盲想必就能猜到维尼本周要讲有关于晚清慈善事业的话题了。
还是以汉口为例，我们来层层剥笋似地讲解。最早在汉口开始慈善事业的自然是开埠后登陆的西洋教会，教堂搞慈善事业，流程无外乎以下经典模式，洋教士来华，依托租界，先建立教堂，募款主要靠海外某些宗教慈善团体，基金会的捐赠，然后建立教会医院，学校，宣讲教义，发展教民，收养当地贫，孤儿入福利院，同时再逐步买入一些地块，自办小农场，手工作坊，自给自足等等，这些步骤落实，慢慢一个教区的雏形浮现，教务慈善事业也就逐渐步入正轨。
这些都是最基本，最常见的教堂运转模式,用多废话。西洋教堂搞慈善事业，在他自身角度是上帝所委之事，行善事，得福报。可若是站在衙门的立场，那是十分不爽。任何朝廷
都不希望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有一股不受自己控制的体制外力量独立运作。因为朝廷要让自己的子民生下来就有当奴才的觉悟，现在倒好，有了租界，教堂，这不等于让那些奴才们有了开眼的机会，长此以往，要是草民们慢慢知道了世上还有别的活法，生活能有新的选择，那朝廷的铁桶江山不就悬了。所以大清要反制，要把危险压制在萌芽状态。
当然，直接出面和洋人硬碰硬，朝廷没那个实力，可是鼓动民粹，曲线反制的本事，衙门还是有的。理论层面，让御用笔杆子，炮制文宣，说洋人盗拐婴儿，挖眼炼银之类等等，目的无非是妖魔化教会，引导不明真相的愚民仇恨洋人，操作层面，唆使一批觊觎教堂财物的土棍地痞，让这些大师兄站到一线，带领群氓去冲击教堂，给教会点颜色看看。
这些都是朝廷常规技术套路，结果不过两种，控制的好，分寸拿捏到位，例如庚子年之前那些教案，朝廷借民粹主义，让愚民自发运动先给洋人好看，返回头来自己再出面收拾，赔偿一些经济上的好处给洋人，看起来好像出了血，可朝廷实际上不在乎钱，要的是政治效果，隔绝洋人与百姓之间正常沟通交流的渠道，造成排外思潮，这个目的达到，江山就稳了。当然也有过了火候，引火烧身的时候，例如义和拳变，把洋人给惹毛了，朝廷自己差点完蛋。
以上是朝廷反制教堂的一些手段，本文重点不在这里，点到也就算了。今天要说的重点是朝廷柔性对抗的一面，也就是衙门自办慈善事业，抵消教堂影响。朝廷自办的慈善机构，称为某某善堂。这类善堂有双重属性。属于官委绅办。也就是一些有功名的官绅，在衙门支持下，成为善堂的董事，包揽地方各项慈善事业的运营。在汉口，最大的善堂叫做普济堂，就是此类性质。
一所善堂要维持正常的运作，首先是善款的募集。按理应该是向社会募捐，推广慈善理念诸如此类活动。但普济堂其实上是衙门附属机构，那就直接多了，名义上还是劝募，但实际上是摊派，凡是汉口的商户，里份，或按月，或按年都要按比例认捐。平均每个商铺，里份，一年的捐输，平均要在40两白银。如果仅是如此，说句客观的话，普济堂里的老爷，拿了这些钱，装个样，哪怕干脆不办事，那都算是好官，最怕他们拿了钱还要干大事。
晚清官谚，说到京城六部，号称是“富贵威武贫贱”，后来这个段子被街坊闲人移植到了普济堂的身上。普济堂是总会性质，他底下有六个负责专项事务的分局，恰好能对上这六字评语。
富的是冬防局，也就是赈济局.每年仲冬到第二年的初春，这三个月既在年节关口,又遇青黄交接.历来是乡村饥民涌现的高峰，所以有惯例要放赈，预防民变。冬防局为什么富呢，奥妙就在一个粮字。他有自己的义仓，平时按低于市价从市场上购粮（实际就是勒索米铺,按半卖半捐的价格售粮），这批粮食收进来以后，按理到冬防时，要办粥厂，开仓放粮，但事实上，这时好米全高价拿去市场倒卖，拿来放赈的都是一些劣质陈米。这是开源，还有截留，他连放赈都要向饥民收钱。当然不能明说喝赈济粥要收费，而是说，饥民太多，善局怕踩踏拥挤，人多出事云云，所以要请巡警出动维持现场秩序，而每碗粥收得那些钱是给差人的出巡费，自然事后这笔实际上的卖粥钱，由巡警道和冬防局按比率分成。这些都还是一年一个冬防季度内的常规进项，要是边上的汉水，长江，河南的黄河给面子,每年多潮吹几回，那本省和河南饥民井喷性流动，京汉铁路再来个延伸工程，以工代赈这些好戏连台的话，那冬防局的收入就不好说了。
贵的是慈幼局，顾名思义，这是福利院，按理主要是负责是收养抚育孤儿机构，贵在何处，人家占一个洋字。前文说过洋人的教堂会收病孩弃婴，由教会抚养，时不时也有某些乡愚妒妇，为了洋人那点收养费，故意把亲骨肉或前妻子女送去教堂换钱，这算个人品质问题，可到了大清慈幼局来搞这回事，买卖就大了，洋人只管收养，反正是做善事，至于孩子来路，洋人怎么会知道。慈幼局左手从饥荒灾害各种渠道中获取大量免费孩子，自己本职的抚养工作又不做，而是右手把他们倒给教堂，等于做没本钱的买卖。至于从中收取洋人认养费，名义上拿来办教育,实际上都存在钱庄吃息.当然那时大清在亚非拉还没什么老朋友,不能把钱拿去那些免税天堂兴办义学,洗个干净,难免有些遗憾.因为慈幼局常和洋人打交道，所以自认是洋务派，比起其他衙门更有贵气。若是那天，被他们转手卖出去的孩子的洋爹能混上花旗国的大统领，那他们就更得瑟了。
威的是笆斗局，笆斗是一种竹编的容器，用来盛水。这个部门是消防队的前身。活计很威风。有制服有装备。当时汉口街道城区大多是老式木质结构房屋，火警是常有的事，求笆斗们出警的时候，那可真是抖足威风，先讲价后救火，一分都不能少。自然这只是小头，最大的收入是配合官府出面收铺。汉口繁华，衙门时不时就想在那些繁华地段开拓一下地产旺铺。可那里的房产都是已经有主的。硬来好说不好听，这时让笆斗局出面，说要开辟火巷，也就是消防通道。要求沿街商铺，清障退路，房屋整改云云，忍了的就得给他们送上干股，闹得公事公办，双方争执上得公堂，衙门顺势以公益慈善为重，作出有利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判决，顺理成章开始强拆通路作业。
武的是救生局。他们本行是在江上划船救人，同时负责长江两岸的义务摆渡。救生的买卖，要给现钱才做，救人1500文，捞尸300文，少一文就请去练自由泳或是悬浮漂移。至于武在何处，两岸摆渡，有无数码头，里头轮船运费，仓储，行市都是大宗买卖。救生局里的船伙自然要在码头利润里打主意，而码头本是各路江湖人物云集之处，大家都不是善男信女，所以经常要打码头，争地盘，久而久之这些船政人员也练出裘千仞的功夫来了。
贫的是种痘局。这个局是专管接种牛痘疫苗，四季防疫工作的。穷这个字是相对的而言，比起体制外的草民，他们是官人，旱涝保收总是有的。但要是比起同一普济堂里其他五局的同志，那他们算是穷人，只是打打疫苗，预防接种，夏天搞茶棚，发放茶水，准备仁丹等等，最多是从街面药铺，茶商那里打打秋风，赚大钱的路子没有，那时还没有西医院，大型医疗设备的采购，药品专项认证批文等等，这些大买卖，那时还没有条件登场。
贱的是义冢局。他的工作名声不太好听。搞殡葬工作的，名声总归有点那个，负责收埋无人认领，客死异乡的孤魂野鬼。但要论油水，仅次于冬防局。因为他有份参与了晚清汉口最大的地产行业。汉口城市化进程加快，最具升值潜力的是后湖地块。后湖本来是汉水一部分，后来汉水改道，这里变成半淤涩湖，原来汉水上的船民，涨水时继续打渔，水褪就围堰种田。张之洞决定干脆建堤屯田，这些渔民认捐了修堤钱，服了修坝役，土地出来了，他们在上耕种，皇粮国税一分不少，只有一个心愿，能打一张地契，拿到产权。衙门又不傻，分田到户，给你使用权，只是让你当佃农而已，你想要完整土地所有权，当地主，压根别想。到了汉口城镇北进，房产上马时，就需要这些农民走路了。官府场面上还要端着，让谁出马呢，义冢局。善堂要建义冢，需要墓地，他们可以从官府做出地契，然后来征地，给几个小钱，但说明是补今年耕种秧苗的损失，至于土地，本来就是公地，这么一来，乡民于情于理于法，都玩不过他们，只能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