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这种专门褒扬先人功业的“墓志铭”大异其趣的，是所谓的“自为墓志铭”。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开始，中国人之撰写自传、自叙、自为墓志铭等，多半采取自我调侃的笔调。同样是叙述平生，可以半真半假，亦虚亦实，嘲讽多而褒扬少。从陶渊明、王绩、徐渭，一直到张岱，基本上采取的都是这种策略，带有游戏文章的意味，或者说寄沉痛于诙谐。这就难怪张岱的《自为墓志铭》，袭取表彰功业为主的墓志铭体式，但改变宗旨，转为自我调侃。
一般所说的“自嘲”，除了显而易见的自我批评，往往还隐含着另外两种旨趣：一是讽世，一是述志。讽世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七不可解”，谈的就是整个世道的颠倒，表白自己如何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述志呢？你看他说“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似乎很低调，其实是在感叹自己怀才不遇。整篇《自为墓志铭》，表面上都在骂自己，说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拿自己开玩笑。可这“玩笑”中，隐含了张岱的自我定位。别人为什么没有这么多感叹，很可能不是因为人家成功，而是人家少年时本就没有学这学那的远大抱负。
年轻人不大能体会到这一点。将来有一天，你会突然间发现，你想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是做不成的。这个时候，早先的抱负越大，失落感也就越明显。这种感觉，有时不以个人的实际成绩高低为转移。很多人，你可能觉得他做得不错，挺成功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郁闷。这种郁闷，很大程度缘于过高的自我期待。记得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去世时，很多师长都写文章，我也写。但有一点不一样，别人表彰
先生的功业；我则提及先生内心深处的悲凉。一个人越有才气，越心高气傲，晚年的悲凉感就越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古往今来，真能实现自己少年时的理想的，没有几个。
因此，张岱的《自为墓志铭》，不完全是反语或讽刺，自嘲之中，也有真实的成份在。那就是“述志”。在描述自己的无所作为、无能为力的同时，反衬了原先的人生理想与自我设计。包括汪中等人的墓志铭，都有这个倾向。我们知道，“怀才不遇”乃古往今来无数中国文人的“通病”。“不遇”是真的，至于是否都有“才”可“怀”，那就很难说了。之所以沉沦下僚，有时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有时是机遇或人事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是自家才华所限，怨不得外在环境。再说，并非所有的“牢骚”，都能转化成为《离骚》。张岱《自为墓志铭》之所以可读，就在于它用自嘲的口吻来总结自己的一生，意绪苍凉。就像《陶庵梦忆序》所说的，“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有这种“苍凉”作底，张岱的自嘲才显得真实，也才显得可爱。
虽然自嘲“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张岱其实还是颇有著述的，要不，只是极爱繁华的纨绔子弟，咱们没必要花时间讨论。“初字宗子，人称石公，即字石公。好著书，其所成者，有??”，接下来就是《石匮书》等著作目录了。前面刚说过自己如何一事无成，笔锋一转，开列起自家十五种著作，又似乎不无得意之色。你也许会觉得这文章转得急了些，甚至有点前后矛盾。其实，这正是《自为墓志铭》的文体特征。是自嘲，可并非检讨，你别
以为作者真的一无是处。在某种意义上说，自嘲是表，自颂才是里。用现在时髦的说法，这就叫作另类的自我表扬。这个书目开下来，当然是给自己评功摆好的了。这样的回首平生，不是自我揄扬是什么？对于读书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著述传世更值得关注，也更值得向世人一一交代的？
那我们就尊重作者的意愿，略为评说今日很容易见到的那几种著作。这些书，大致可这么分类：一是传统读书人特别看重的经学著述，那就是《四书遇》；一是体现作者经世情怀的史著，那就是《石匮书》；一是带有小百科性质的杂著《夜航船》，还有三种精彩绝伦的散文小品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文集》。
张岱的《四书遇》，前些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整理重刊，很容易找。如果没时间读，起码看看序言。《四书遇序》也收在《琅□文集》里，后者任何一所大学图书馆里都能找到。这则序言，主要是表白自己的读书方法，如何与一般经学家不同：只读白文，不问训诂。诵读白文数十遍，突然有所感悟，写下来，这就是我的“经解”。作者说，乱离两载，东奔西跑，什么都丢掉了，就剩这本著作一直珍藏在身边。可见作者对《四书遇》，是很看重的。可作者的“看重”，并不能保证此书的价值。关注经学，这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共同趋向。在我看来，《四书遇》没什么了不起。除了证明作者确有悟性，也曾认真读过经，其他的，那就很难说了。这跟张岱读书的特点大有关系，不管训诂，直接跟白文对话，固然可以克服此前读书人过分讲求考据训诂、典章制度而落下的支离破碎毛病，但也会限制解读经典的深度与广
度。换句话说，这种“只读白文”的解经法，明显地“近文人而远学者”。
张岱写《石匮书》毫无疑问，是有所寄托的。这在《石匮书自序》里说得很清楚。有人能写史，有人不能写史，更有人不能写史而非写不可，那就是我。为什么？就因为眼见得“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整个一个“诬妄之世界”。明亡了，作为先朝遗民，有必要撰写一部真实的历史，为有明一代的是非得失作总结。从崇祯戊辰年开始落笔，写了十几年，遭遇国变，然后携其副本，遁入深山，继续研究、写作。作者称，此书“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但这是史家的共同口号；我更看重的，是其知不可而为之。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余故不能为史，而不得不为其所不能为”。这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换句话说，我不认为张岱是个杰出的史家。作为学者，张岱在经学或史学方面的才华实在不明显。研究者出于好心，拼命拔高其学术成就，没必要。我更倾向于从悟性，从责任感，从气节，而不是从学术史角度来解读他的经学或史学著作。
还有一本“小百科”性质的《夜航船》。此书类似读书笔记，分类摘抄的同时，有所归纳与整理。他把读书人所需要的日常知识，按天文、地理、人物、考古、文学、礼乐等，分成20大类130个子目，每个子目包含若干小条，分别加以解说。比如，卷8“文学部”中，包含经史、书籍、博洽、勤学、著作、诗词、歌赋、书简、字学、书画、不学、文具等16目；其中的“诗词”目里，就有关于“乐府”、“诗体”、“苦吟”、“推敲”、“点铁成金”、“爱杀诗人”等的
解说。边读书，边摘抄，有分类整理之劳，而无稽核辨正之功。宋元以降，读书人的笔记，有的成为“著述”，有的则只是“摘抄”。关键不在体例，而在有无自己的发现。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夜航船》没有多少考证，属于资料收集、分类索引，说不上“成一家之言”。《夜航船》作为专业著述，意义不大，可这个编纂过程，给文章家张岱打下一个学问的基础，这点很重要。
读过钱锺书的讽刺小说《围城》的，大概都对李梅亭的“随身法宝”，那个“装满学问”的卡片箱颇有印象。想问“杜甫”吗？好，随手一翻，马上就是相关资料。博学的钱先生，对此举明显语带嘲讽。卡片箱不等于学问，这点没问题，可读书人为了整理资料及自家思路，分类做卡片，其实一点也不可笑。黄宗羲《思旧录》中提及钱谦益如何攻读八家文，那姿态也很不优雅：“见其架上八家之文，以作法分类，如直叙，如议论，如单序一事，如提纲，而列目亦过十余门。”大家知道，钱谦益乃清初有名的大诗人，大学者，眼界极高，也都如此读书。关键在于，别把手段当目的，误将卡片箱当做学问渊薮。老一辈学者中，不少人注重抄书或做卡片，因为，分类摘抄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学术训练。不只是记忆，更包含选择与思考。现在改用电脑查询，表面上检索范围扩大，可资料来源没有个性，你知道的，我也知道，我不知道的，你也茫然。对人文学术来说，这可不是好事情。有一点必须记得，功力不等于学问，可学问必须有功力支持。
回到张岱的《夜航船》，所谓记取“眼前极肤浅之事”，养成博识与趣味，对于文人来说，并非可有可无。这个学问基础，对于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