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家张岱的真正功业，也就是我下面着重谈论的三本小书《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琅□文集》，实在功不可没。在我看来，纯粹的文人“太轻”，专门的学者“太重”，张岱的文章之所以“举重若轻”，跟他的学问不大不小有关。
开列过著作目录，该说点得意的事吧。你猜他说什么？6岁时随祖父张汝霖在西湖边游览，碰到陈眉公陈继儒跨一角鹿，为钱塘游客。陈继儒问张岱的祖父，听说你的孙子很会做对了，能否试试？于是，指着屏上的《李白骑鲸图》，出了上联：“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6岁孩童应声而答：“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除了对得工整，还略带一点调侃的味道，确实是才思敏捷。难怪眉公大笑，说：“那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平生那么多遭遇，为何单取一儿时轶事？大概就为了最后那句叹息：“岂料余之一事无成也哉！”儿时“灵隽若此”，老来才会感叹“一事无成”。不是真的一事无成，而是相对于儿时的睿智与灵敏，不免略感失落。
大家应该记得，《世说新语·言语篇》里，有一则“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逸事。少年孔融的反唇相讥，其实不太成立：老大不佳者，“小时”未必都“了了”。可儿时聪慧，毕竟还是很令人欣慰的。我相信，行文至此，张岱颇为得意。一方面是自嘲，一方面也是自夸，用调侃的语调，掩盖几乎压抑不住的得意之色。因此，张岱的《自为墓志铭》不是检讨书，也不是忏悔录。
接下来的“因思古人”，“皆自作墓铭”的例子，举出来的王无功是王绩，陶靖节即陶渊明，徐文长乃徐渭，这些人都有自叙或自为
墓志铭传世。张岱说，我想学他们，可刚落笔，就觉得自己“人与文俱不佳”。踌躇再三，终于想通了：“第言吾之癖，则亦可传也已。”平生一事无成，想来想去，唯一可传的，是我的个性、性情与癖好。请注意，文人自述，可以有牢骚，有不平，有自嘲，但不能说得太过分；要是给人“一无可取”的印象，那可就糟了。在自我嘲笑的同时，还得给读者一点希望，在张文，就是“吾之癖”可传。
我们很可能马上联想到，张岱对于“癖”的偏好。而这，正是整篇文章的关键所在。前面讲袁中郎时，我提到这个问题；而在《陶庵梦忆》和《琅□文集》里，这问题再次凸显。《陶庵梦忆》卷4《祁止祥癖》，有这么一句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话张岱本人肯定很得意，因此，后来又把它引入《琅□文集》卷4《五异人传》：“岱尝有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余家瑞阳之癖于钱，髯张之癖于酒，紫渊之癖于气，燕客之癖于土木，伯凝之癖于书史，其一往深情，小则成疵，大则成癖。五人者皆无意于传，而五人之负癖若此，盖亦不得不传之者矣。”这五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功业，但都有某种特殊爱好；正是这“疵”与“癖”，显示其“真气”与“深情”，故可传。
而“我”呢，也是一个有疵有癖的人，比如，好鼓吹，好骏马，好古董，好华灯，好烟火等。这些癖好，在一般人眼中，都是不务正业。张岱却不这么看。在他看来，这正是自己有深情、有真气的表征。我有毛病，可我有真性情，所以可传。在自嘲中，张岱其实还是有所
坚持的。这个“坚持”，就是对自己的有癖好因而一往深情的个性，有特殊的理解和体认。
关于这一点必须略做辩正。当代散文家黄裳特别崇拜张岱，有真理解，也有很精彩的论述。可他在《绝代的散文家——张宗子》中，指《自为墓志铭》为“一个地主阶级大少爷的‘忏悔录’”，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印记，这点可以忽略不计，关键是“忏悔录”三个字，让人觉得突兀。在《关于张宗子》里，黄裳进一步阐发：“我国文人之能为《忏悔录》如法兰西之卢骚者，乃更无第一人。”这里说的，当然就是《自为墓志铭》。可我以为，张岱的“极爱繁华”，以及自称“学书不成，学剑不成”等，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忏悔”，与卢梭的《忏悔录》更不是一回事。是自嘲，但自嘲中有所坚持。这必须回到晚明文人的心理状态以及文化趣味，才能准确理解。假如你明白，晚明文人把“性情”看得比“功业”还重，你就会意识到，张岱的“自嘲”，其实包含着“自夸”。将《自为墓志铭》和《祁止祥癖》、《五异人传》放在一起阅读，不难明白这一点。
《陶庵梦忆自序》说到：“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确实有“忏悔”二字，可你仔细读下去，他忏悔什么？忏悔好鲜衣，好美食？没有；忏悔“学书不成，学剑不成”，也不像。不管是《陶庵梦忆》，还是《西湖梦寻》，都是在“寻梦”，寻找早已失落的“过去的好时光”。国破家亡20年后，追忆昔日的繁华，这个繁华，包括家国、都市以及个人生活，有的只是感叹与惋惜，而
看不出什么刻骨铭心的自责或反省。所以，说是“忏悔”，我觉得过于夸张。我们知道，“寻梦”和“忏悔”不是一回事。对于往事的追忆，当事人津津乐道，后来者心向往之，而这，正是张岱文章魅力所在。
美国学者欧文（Stephe Owen）的《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最后一章“为了被回忆”，也曾提及《陶庵梦忆》。欧文的意见是：“无论是在自序里还是在回忆录的本文中，我们发现的只有渴望、眷恋和欲望，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悔恨和忏悔。[3]（164）这与我的观点很接近，只是我的看法更趋极端：张岱不只毫无忏悔之意，甚至还有夸耀之心。夸耀什么？夸耀自家的“真性情”。其实，将卢梭的《忏悔录》引到中国语境，用以比附古代中国文人的，还有钱锺书先生。钱先生的《管锥编》谈到《谈书·司马相如列传》，也有类似的说法：“虽然，相如于己之‘窃妻’，纵未津津描画，而肯夫子自道，不讳不怍，则不特创域中自传之例，抑足为天下《忏悔录》之开山焉。”[4]（P358）把天下《忏悔录》的开山，拉到中国来，而且一搁就是2000年前的汉代。这考证，很令人振奋，但似乎有点不大对劲。因为，传统中国人，其实是缺乏“忏悔”意识的。佛教确有“忏悔”一说，但那是持律的需要，而且针对的是“杀生”等佛教戒条。我们读南朝沈约的《忏悔文》，检讨夏天被蚊子叮时，不该“忿之于心，杀之于手”。真正从社会人生的角度“忏悔”，而且“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那正是中国人所欠缺的。
钱先生的比附，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很可能是“时代倒错”。班固《汉书》的《司马相如列传》，大体上沿袭司马相如的《自叙》。后者对于琴挑卓文君，确实是既不隐讳，也不羞愧。因此，唐代刘知几撰《史通》时，才会嘲笑司马相如说，别人的自叙、自传都是表彰祖宗功德和自家业绩，你可好，连琴挑卓文君这么不道德的事情都写进来了，实在太不应该。钱锺书则反其道而行之，说你看，他把自己这么不道德的事情都写出来，不是《忏悔录》是什么？其实，同是“琴挑卓文君”，唐人刘知几认为不道德，是伤风败俗的举动；汉人司马相如则觉得这是风流雅事，不只没必要隐瞒，还可以炫耀。所以，是否属于“忏悔录”，取决于立说时的心理状态。傲世越礼的司马相如，对自己的特立独行，很是得意，在自传里讲述当年如何“琴挑卓文君”，根本就没有忏悔或自我反省的意思。只不过斗换星移，到了唐代，道德标准变了，刘知几觉得此举惊世骇俗。又过了1000年，钱锺书以唐人的评价来解读汉人的心态，于是出现了“过度阐释”。
与此相类似的，可以举出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洪迈论及《琵琶行》时，嘲笑白居易不该夜入妇人船中，相从饮酒，极丝弹之乐，“中夕方去”。接下来的责问，更是义正词严：“岂不虞商人者，它日议其后乎？”你就不怕商人日后到处说你的坏话？对这段妙语，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作了辩正：白居易邀请妇人过来饮酒，而不是跳到人家船上去。既然是独居的茶商外妇，空船上怎么办得起如此盛筵？再说，诗中并没说明何时散宴，你怎么会有半夜才离去的想象？如此读诗，“可惊可笑”。更重要的是，陈先生称，这牵涉到古今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