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据农业部、劳动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估计在二OO二年离土离乡的农民工约为九千四百六十万[9], 如此庞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自发自愿地从农村涌向城镇，成为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农民工”，这一点就很能说明城镇尤其是城市对于农民工的巨大吸引力，说明农民工在心理预期上对于城镇有着强烈的认同与向往。正是这种深入心底的美好心理预期与向往的存在和延续，使农民工尽管在城镇的生存发展遇到种种困难，尽管受到种种歧视、偏见与不合理对待，仍然坚持在城镇劳动就业甚至是长期定居向市民转化。透过现象从本质上看，这根源于我国长期的城乡分治和城乡居民在生活与发展上的巨大差距，根源于城市相对于农村的绝对性比较优势。正是由于这种绝对性比较优势的存在，农民工才会对城市趋之若鹜，才会对城市产生如此程度的地域归属。
第二，从对农民工的留城返乡倾向以及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满意程度等实证研究来看，也说明农民工对城市有很强的认同和依恋，表现出了很强的地域归属。有人调查显示，大约50%的农村流动人口表示想定居在目前的居住地，除非受到强迫，多数都不打算再回到农村，而只有不到30%的人愿意返回农村的家乡[10]。另外有人的调查表明，对于今后的生活，50.0%的民工希望长期居住在城市，其中占总数34.5%的人希望取得城市户口；22.1%的人想赚够了钱就回家乡，还有5.2%的人想尽快回家乡，14.5%的人回答走一步看一步，视情况而定[11]。还有人进行的农民工的调查也显示，56.3%的愿意留在城市,34.4%的愿意回到农村,9.3%的拿不定主意[12]。综合分析这些数
据，进城农民工中表示想留城的比例超过了一半，而表示要返乡的还不到三分之一,相当多的进城农民工有留在城里成为城市居民的愿望。另外，有人的研究也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工对其在城市的生活表示满意[13],总体上农民工对目前的工作持基本满意态度[14]。 以上这些实证研究和推断有力地论证了笔者的观点，表明总体上农民工不仅在进城务工前就在心理预期上对城市有很高的认同和向往，而且在其进入城市就业生活一段时间后，对城市也有很高的认同和依恋，显示出了对城市有很强的地域归属。当然这种具体的强度还会因进城农民工的年龄、进城的时间长短、个人的心理预期以及成长经历和背景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差别，但总的形势是进城前后的地域归属感都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
四、进城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群体的归属感
进城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另一大构成层面是其对城市居民群体的归属感。群体归属感是指群体成员基于对群体的运行和发展状况以及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和境遇等客观因素的认知而在思想心理上产生的对该群体的认同、满意和依恋程度。它是群体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和组成部分，也是群体整合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测度标准，其通过影响成员对群体的向心力与关注支持系数而影响着群体的内部平稳与长远发展，进而会引致与该群体相关的社会组织结构体系的变动。群体成员的群体归属感强弱主要体现在群体成员对自己群体身份的认同程度、群体成员对群体目标和群体价值规范的认同接纳程度以及群体成员与其它成员的交往关联密切程度等方面。其中最基本也是最显
著、最主要的表现在于群体成员对其群体身份的认同程度。试想，如果一个群体的成员在思想心理上不认同、不承认其属于该群体，那么
该成员对其所属群体的归属感强弱显而易见。
一项有关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有59.2%的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还是农村人”，认为自己“已经是城里人”的占15.6%，另外的21.8 %“说不清楚”[15]；还有调查显示，有40%的进城农民工把自己定位为“农村人”，只有2%的人把自己定位为“城里人”，另外有20%把自己划归为“半个城里人”，有37%的人“说不上”自己的身份地位[16]；另外有调查也显示，认为自己“还是农村人”的占61.6%，认为“也算是城里人”的占8.7%，还有16.5%的认为自己“既不象农村人也不象城里人”[17]。以上这些实证数据表明，大多数的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还是农村居民，定位为城市居民的只占极少数。这说明进城农民工虽然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城市劳动人口和城市居民，但由于客观与主观、制度与观念、自身与外界环境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他们的城市居民身份意识总体上还非常淡薄，身份认同转变程度和被城市同化程度偏低。
从另一个角度——农民工在城市的人际交往范围和关系网络来进行分析。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以亲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他们的人际交往圈仍然束缚在亲戚、老乡或农民工的范围内，他们与城市人的交往只限于生产、生活方面的联系，而感情交往极少。这表明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联系沟通太少，仅仅停留在最起码的必需层面。这其中当然有进城农民工收入水平、空闲时间等客观因素的限
制以及外界方面的原因，但也从侧面反映了进城农民工与市民两大群体间的隔阂、疏离甚至是摩擦和冲突，反映了进城农民工对市民群体缺乏认同、对城市居民群体缺乏归属。
经由上面的分析论证，得出的阶段性结论是：进城农民工总体而言对城市居民群体的归属感不强，甚至是很弱。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受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其次才是农民工的自身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根据社会学研究的相关理论以及基本生活经验，一个群体的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是影响群体成员对群体的认同、支持和归属的最重要因素。结合我们讨论的主题，进城农民工群体处于城市社会的最底层[18]，在城市普遍性地受到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对待，其与市民群体相比不管是在基本公民权利还是就业生活水平以及社会福利待遇上都有相当的差距，成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这使进城农民工的城市意识和对城市居民群体的归属感难以发育，是进城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群体归属感不强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具体体现在：1.进城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受教育权和受救助权等基本公民权利遭到不同程度的忽视和限制，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实现。2.农民工作为城市劳动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受了不合理的就业限制后，还不能同工同酬，而且其现实的合法权益被侵害严重。3.农民工虽然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却很少能够享受到城市里诸如住房、医疗卫生服务、公共教育、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等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这些几乎成了城市居民的专利。4.城市管理
部门对农民工进行防范式、管制式的管理[19]，重管制轻服务、重整顿轻引导，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合理收费甚至是乱收费现象。5.用人单位和城市居民甚至是政府管理部门对进城农民工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见和歧视，这个因素相对而言更容易伤害农民工的感情，阻碍他们对城市社会和居民的心理认同与归属。
我国长期实行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体系是导致进城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群体归属感不强的制度性制约和主要障碍。二元分割的制度体系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从进城农民工自身角度看，这些制度把进城农民工身份限定在进城务工农民、流动人口上，没有注意到进城农民工从职业到生活方式上已经在整体上具备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特征，本质上已是产业工人而非农民[20]，没有适时地给予具备条件的进城农民工在法律形式上的城市居民身份，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进城农民工在自我身份认识的转变，制约着进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归属。从间接角度看，这些制度中的较浓的城市封闭性和集体排斥性色彩也对城市居民产生不良导向，使他们长期以来的“一等公民”优越意识难以转变，不能较好地平等看待和对待进城农民工。
城市社会的各种组织团体对进城农民工的关注和容纳不够也是重要原因。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政组织、职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等，还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建的社区组织、文化团体、福利组织等，农民工都很难进入[21]。最突出的是工会组织和城市居民社区没有对进城农民工必要的承纳与整合。据统计，中国目前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