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到了佛经翻译的第四阶段，赞宁归纳了翻译“六例”：“译字译音为一例，胡语梵言为一例，重译直译为一例，粗言细语为一例，华言雅俗为一例，直语密语为一例也”，即根据以往的种种情况，提出解决各类矛盾的具体办法。
这一时期佛经翻译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实现了直译、意译有机结合的成熟的翻译方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佛经翻译经验的长期积累和对双语知识的掌握提高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唐朝涌现出了很多精通梵语的僧侣和文人，他们对佛理研究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这说明到了，唐朝，整个社会对佛教这种外来的文化的认识能力和接受水平，已经远远超过前代，人们对译文的鉴赏力有了很大提高。这个时候，只有用较高水准的直译、意译的有机结合的策略，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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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历史上的传统翻译观念
事实证明，我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主体文化翻译目的的变化，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丰富，经历了直译﹑意译两原则交替主导翻译活动并趋于成熟，直至最终实现两者有机融合。而并非勒弗维尔所认为的，中国的佛经翻译，从支谦开始就一直采用的是归化的策略。而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某个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策略，往往要受到它的政治﹑文化目的和语言等各种因素的制约。支谦等佛经译者采用的归化策略并不是中国的专利，更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归化就是中国的翻译传统的片面观点。
如张思洁在《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一书中所言，自《法句经序》起。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大略经历了形成﹑转折﹑发展和鼎盛四个阶段”，“这些翻译思想具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它们根植于中国的悠久文化，以中国古典文论，古代哲学及古典美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它们既相互独立有彼此联系，构成一条贯穿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轴”。（张思洁，2006:5-6）罗新璋则从这条长轴中理出四个概念，高度概括了传统译论的历程：“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罗新璋，1984:19)。这四个概念为我们探索中国翻译传统思想提供了重要线索，是构筑我国传统译论体系的基础。
纵观我国的佛经翻译史，可以清楚地看出，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案本”，“重质朴，轻文采”到玄奘的“求真”，以及后来的“文”“质”交融，呈波浪式发展和螺旋形的上升趋势，一步步发展，一步步成熟，构成了我国早期的翻译理论这些理论与后来的“善译”，和严复著名的“信﹑达﹑雅”，“直译、意译”，“信、达、切”以及鲁迅等人的“忠实、通顺、美”和糅合其它多种因素，从而形成的一种最高的翻译境界的“神韵”、“神似”、“化境”，在精神实质上都是一脉相承的。
从这一发展过程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翻译理论的发展完全是一个不断深化、逐步完善、逐渐提高的过程。从最初一丝不苟、简单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一步一步发展成为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灵活的“信”（意译），最后又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
这些传统的翻译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根植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之中，对我们今天的翻译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四、传统的翻译观念对现今的启示
如何构建中国译学理论体系，诚如张柏然、张思洁两位老师所言，存在两种倾向：一种倾向坚持以传统译论中的精华为主体并以其为中西译论的对话的基础，另一种倾向以西学理论为参照典范，通过引介国外的翻译理论对传统译论进行批判和消解。（张思洁，张柏然，2003:31）。这两种倾向尽管有矛盾冲突，但都认同继承和挖掘传统译论的精华。
而以佛经翻译为主的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经历了“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过程。这些翻译传统都根植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是一脉相承的。佛经翻译是我国翻译理论的鼻祖，从中还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翻译理论的许多影子，为我们今天的翻译研究和实践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翻译观念给了现今翻译两个启示：一、从自己的本土文化去研究探索，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系统。二﹑语言与文化同等重要，切不可厚此薄彼。
1.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系统
中国现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进行翻译研究，也要形成具有我国自己特色的完整的体系。原因就在于“适合彼国的翻译理论，未必就切合我国的翻译时机”（罗新璋，1984：16）。“文化传统不同，一种翻译理论对于不同国家不会都是等值的，生搬硬套，往往格格不入”（罗新璋:1984：17）。
笔者认为，西方的翻译理论是根植于西方文化传统之中的，这些翻译理论或许对研究西方文化有重大作用，但未必就适合中国的文化特色。20世纪以来，西方翻译理论发展迅速，从80年代开始，翻译界也陆续引进了名目繁多的外国翻译理论，同时却对中国自己的翻译理论研究甚少。近年来我们引进了大量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但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学被介绍到国外的却是少之甚少，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或许我们忽视了发展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翻译理论系统。这个翻译理论系统必须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中，以中国独特的文化为研究对象，从而使它可以更好地指导实践，把我国优秀的文化介绍到国外。
诚如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的开始，罗新璋先生就指出：“编者于浏览历代翻译文论之余，深感我国的翻译理论自有特色，在世界译坛独树一帜，似可不必妄自菲薄！”。诚然，中国传统译论以佛经翻译为主并经历了“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过程，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作用，我们切不可妄自菲薄而忽视了对它的研究。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要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相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西方20世纪以来的翻译理论研究确实远远超出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研究。但对于引进的东西，我们要进行扬弃，并与我们自身的特点相结合，深挖我国传统译论留给我们的闪光的东西，形成自己独有的翻译理论系统。
2. 语言与文化同等重要
勒弗维尔在谈到佛经翻译采用归化策略原因时认为：语言本身对翻译的影响是肤浅的（tangential），最多只是符号转换（transcoding）的一种工具。勒弗维尔是翻译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的翻译中的“文化转向”这一理论使翻译研究从纯语言学层面转向文化层面，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这一理论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考察，注重翻译与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等的关系，更注重翻译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对译入语社会的影响。那么，在翻译活动中，语言是否真如勒弗维尔所说的是肤浅的？
考察佛经翻译史，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片面的。因为翻译并非像勒弗维尔所说的，是不受语言限制的，相反，译入语语言本身的特点及其与源语的差异，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可能起一定制约作用。例如，在佛经翻译中，一些梵语的表达在汉语和中国文化中找不到相应的表
达，译者往往会求助于本体文化和语言中已经存在的表达。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勒弗维尔以为中国翻译传统从支谦起直到严复为止都倾向于归化的原因之一，其实佛经翻译有时采用归化的一方面也是因为受到了译入语语言机制的制约。
因此，在翻译活动中，我们不能忽视语言的作用，单纯的把它看做是符号转换的一种工具。事实上，语言并不是一种操纵性的被动的工具，而是具有能动的创造作用。它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差异和非对应必然反映在双语之中，最终还得通过语言实现，它影响着翻译策略的选择。正如蔡新乐教授在《后殖民状况下还有翻译吗？》中所言：“‘语言先行’，文化才可能找到‘载体’”。因此，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双语转换中语言差异的影响，同样重视文化和语言，切不可厚此薄彼，那样只会得不偿失。
五、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的佛经翻译经历了幼稚的直译→幼稚的意译→较成熟的直译→较成熟的意译→直译意译有机结合这一过程。并非勒弗维尔所认为中国的佛经翻译，从支谦开始就一直采用的是归化的策略。而中国的翻译传统是根植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中的。它同样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因此，不能简单的认为归化就是中国佛经翻译的专利，更不能简单的认为中国的翻译的传统是归化的。因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某个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策略，往往要受到它的政治﹑文化目的和语言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以佛经翻译理论为主的中国古代传统翻译观念给我们今天翻译理论研究的启示是：一、我们必须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翻译理论系统，这一翻译理论系统必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在挖掘中国传统译论的优点的同时借鉴西方研究方法的长处，从而形成适合中国文化特色的翻译理论系统。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差异和非对应必然反映在双语之中，最终还得通过语言实现，它影响着翻译策略的选择。因此，在翻译中，我们应该同样重视文化和语言，不能厚此薄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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