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此案起因是这样的：1079年（元丰二年）三月，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作了手脚，于是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书人心目中的笑柄。因此，监察御史舒亶、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尽力教导、监督官吏等。总之，是认定他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宋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于是，苏轼虽然坐牢103天，处于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但还是被神宗下令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经过此案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苏轼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被贬到黄州后，他所在的职位并无实权，到任后，为寄托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他先后写下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许多名篇。他在《前赤壁赋》中写道：“盖将自其变
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从这句话以及其他诗词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此时的苏轼虽然谪居在外，但其心境已经很是豁达开朗了，而这样的心境也为他从此以后人性美的闪耀奠定了基础。
不久，神宗驾崩，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司马光被重新起用为相。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然而在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旧党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因此再度请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后来，他又被贬多次，最远时被贬到儋州（今海南）。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他无论是反对那一派，他的宗旨便是一切为百姓、为国家着想。王安石的新法苛捐太多，对百姓有损害，苏轼便上书反对；旧党腐败现象严重，不利于国家，他也上书反对。虽然苏轼可以说是党祸之争的牺牲品，但在他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崇高的品质。他心胸开阔、豁达开朗、坚韧博大又心系百姓、心系国家。我们不得不说苏轼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情感的经历
苏轼一生，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方面成就极大，固是由于其自身努力与天赋。但另一方面，与他的情感经历也有着极大的关系。
幼时，苏轼在母亲程夫人与奶娘任采莲的双双呵护下长大成人，使其从小便了解女性的温柔与博大，从而使他对于女性的态度是尊重而怜爱的。但苏轼的感情经历实在是很坎坷，他一生曾先后与三位女人为伴，这三位位妻子均先于他辞世。可以说，苏轼在情感上的三起三落对苏轼的影响很大。
第一个出现在他生命中的女子是王弗。她是苏轼的结发之妻，十六岁时嫁给苏轼。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此时，苏轼还是一个考生，在第一次参加科举的情况下高中，而王弗，正是其仕途生涯开始时的伴侣。初入仕途的他，不懂得人情世故，亦不懂得观察身边的人。而身为妻子的王弗，深深了解苏轼的性格品行，于是她帮丈夫留意身边的人，替他打理好人脉关系。据史书所记，无论是王弗对于苏轼误解太守陈方平的规劝，又或是王弗“幕后听言”的故事，都表现了其“识人”的能力，称得上是苏轼的“贤内助”。 但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后病逝，这对苏轼是绝大的打击，其心中的沉痛，精神上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又过了十年，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记梦》。王弗的善良美好之于苏轼，是一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她让苏轼看到了女子的美丽温婉。我们认为，在某些方面，她让苏轼明白了如何去珍惜，并于苏轼的心中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忘却的倩影，从而让苏轼看透了人世的无常。
第二位妻子便是王弗的堂妹——王闰之。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二十五年。她虽没有王弗的聪慧，但却在苏轼最困难的岁月中始终坚强地陪伴着他。此间，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之后又屡次被贬，在这番宦海沉浮中，王闰之却能不离不弃，温柔而细心的照顾着苏轼，实乃不易。最困难时，王润之和苏轼一起采摘野菜，赤脚耕田，变着法子给苏轼解闷。在王闰之生日之际，苏轼放生鱼为她祈福，并作《蝶恋花》纪事。词中“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是赞美她对三个儿子都一视同仁，疼爱不分彼此。我们认为，这正是王润之的伟大之处，展现了她的心胸。而在此期间，她能尽职尽责的做好妻子的责任，为生计奔波，在家中将家务处理的井井有条，并担当了教育儿子的重任，以此看来，“贤妻”一词王闰之当之无愧。但遗憾的是，二十五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苏轼痛断肝肠，写下了“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这般悲痛的祭文。我们认为，苏轼在遭贬期间仍能够醉情山水、超然旷达，很大部分原因也是由于家中有一个如此贤淑的妻子。或许，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平凡，才造就了一代伟人的不凡。她作为那个站在伟人背后的女人，用她的温顺坚强，让苏轼
体会到了家的温暖与和谐，帮助苏轼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第三位是苏轼的侍妾——王朝云。她比苏轼小二十六岁。王朝云天生丽质，聪颖灵慧，能歌善舞，虽混迹烟尘之中，却独具一种清新洁雅的气质。她与苏轼相遇在西子湖畔，因仰慕苏轼的才华而决定追随苏轼。王朝云的地位虽不能与王闰之相比，但她在精神和艺术感受上，却比王闰之更能进入苏轼的精神世界。苏轼最困顿时，他身边的侍妾纷纷离去，王朝云却一直陪伴其左右，堪称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那句名句“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便出自苏轼为王朝云所写的《蝶恋花》。不幸的是，王朝云也先于苏轼在惠州病逝。苏轼在朝云墓旁这样写到“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其实，王朝云懂苏轼甚至超过了懂自己。我们认为，苏轼亦是懂王朝云的，不然他不会在朝云死后终生不碰那首《蝶恋花》。我们以为苏轼身旁是需要这样一位女子的，她能够懂得苏轼，并用自己的美丽温柔去安慰他。苏轼婉约词的清丽淡雅，我们想亦是受了王朝云的影响。正是她，升华了苏轼心中对于美好的定义。
或许是一个美丽的巧合，这三个陪伴苏轼一生的女子都姓王。我们以为，这三位女子能在她们的一生中遇见苏轼，是她们的幸运，她们能够亲身见到苏轼生活中的点滴，能够享受苏轼的怜爱，能够被苏轼旷达的心性所影响??这些都是多么的幸福。但同时，苏轼能遇见她们，又怎能说不是一种幸运呢？她们中的每一个都是那样善良美好，都全心全意、无怨无悔的为苏轼付出着。我想，没有她们，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