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不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苏轼。她们对于苏轼性格、胸怀、思想亦有一定的影响。她们之于苏轼，确是其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文学的成就
苏轼最高的成就在于文学，他既能写诗，又善于作词，在散文领域，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又精通书画，真可谓是全才。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 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由此可见，苏轼在文章方面的成就很高，但其在诗词方面的贡献也不容我们忽视。
苏轼的诗现存四千多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其词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
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乌台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但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其淡泊旷达、豁达开朗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因此，我们认为，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人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我们认为，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
宽和，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其次，在文化上，苏轼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而对于苏轼的词风，从北宋起，大多是评价其词风为豪放一派，但我们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只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其实，我们以为，如果我们可以不囿于传统的“豪放”、“婉约”之论，而是以“雅”、“俗”的更高一个层次的矛盾范畴来审视词史长河的变迁，我们会发现苏轼的词的本质是对词的雅化，并奠基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雅文化的殿堂。所以，与其说，豪放的风格是苏词的贡献，不如说其词是在词的“俗”的属性中注入了文人高雅的品格，特别是注入了东坡式的超旷、飘逸、野性和哲理，注入了词人自我的思想情趣和精神节操。
由此，我们可以将苏轼的词风分为以下三类：豪放风格、旷达风格和婉约风格，这三种风格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了苏轼在文学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苏轼的生平事迹的研究。
结论
通过以上我们对苏轼生平事迹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苏轼是一位才思敏捷、心胸开阔、豁达开朗、坚韧博大、心系百姓和国家、有情有义的伟大的文学家、政治家，一位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同时我们在苏轼身上，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品质和精神：面对痛苦和磨难时，他拥有的顽强和豁达；面对情感时，他对身边人的珍惜和思念等等，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仍然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学习。
参考文献
1.《苏东坡传》 林语堂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山居笔记》 余秋雨著 文汇出版社 3．《唐宋词流变》 木 斋著 京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