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主义和现象学扬弃的结果。解构不是一种方法，也不是一种分析；解构不是摧毁，而是一种策略。德里达的思想代表了法国激进反传统倾向，因而受到了许多责难与打击；但无论如何，他的冲击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关键词】结构主义/现象学/延异/解构 【正文】
我更愿意用激进结构主义来讨论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德里达。虽然美国人总喜欢把他归之于后现代思想家之列，其实，法国人很少提到“后现代”这个名称，尽管许多美国人讲的许多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都是法国人。所以具体讨论德里达这个常被美国人称作后结构主义代表的哲学家的思想及其演变，可能会更有意义。
在具体讨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之前，有必要简述一下与之有关的法国当代哲学的一些背景情况，也就是二十世纪法国存在主义的由来和发展。
一、法国结构主义的发展：从符号到解构
法国当代历史学家、著名学术评论家多斯F.(F.Dosse)（注：参见多斯：《结构主义史》，法国发现出版社，1992年第1卷，1994年第2卷。）认为，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近20年间，结构主义在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这是因为结构主义是一种从科学中获取希望的严格方法，而且结构主义还是思想史中的一个特殊时期。这就是被称作“批评意识的重要时刻”的时期。结构主义范式的胜利首先源于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的蓬勃高涨的结果。这种高涨敢于冲撞老巴黎大学的学院式的专制禁锢，因为这种学院专制掌握着学术的合法性。结构主义则表现着一种对抗，顺应了西方历史的一个特定时期，表现了寻求新的模式表达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否定、对“现代主义”的渴望的要求。结构主义对于一切西方历史中受到压抑的东西部十分敏感。所以在这个时期最先闪光是人类学和精神分析这两个学科就不是偶然的了。这两个学科都注重西方历史中的无意识，明确意义的反面，被压抑者、不可理解物??这也是语言学成为科学研究先导并且为普遍社会科学指引方向的时刻。结构主义为与旧习陈规斗争中的现代性旗帜，也成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幻灭中许多“介入”知识分子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工具。
法国结构主义的开始是以萨特存在主义的光彩渐消隐没为标志的。结构主义正式走上法国思想学术界舞台是在1962年。文化人类学家列维
•施特劳斯(L.Strauss)在《野性的思维》的最后一章《历史与辩证法》中，对萨特的“辩证理性”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引起轰动。众所周知，当时在法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是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1960年，萨特发表了《辩证理性批判》。一位极有才华的、与萨特和施特劳斯这两位思想大师都有密交的青年人布翁(Pouillon)使施特劳斯知道了萨特的书，他甚至在施特劳斯的课堂上讲解了三次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可以说，布翁成了这二者相交互替的中介。
这两代人（这里主要指萨特和结构主义的一代）的不同与分歧是显而易见的。究其原因可有以下几点：
1.对语言的态度：萨特对于语言学持轻视态度，在《存在与虚无》中，他的意识主体哲学导致把语言学视为低级的科学，并避免使用它。而结构主义者则相反，施特劳斯致力于赋予语言学模式一种优先的价值，以超越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关系中的困难。“迪尔凯姆说，应该把社会行为看作为物??而我们说：要把社会行为开作为词语”。
2.由此也产生了萨特对精神分析的轻视。萨特的“自欺”、“主体的自由”很难与精神分析相合，精神分析被视作为糟糕的科学。 3.“介入”知识分子的危机：沿循法兰西人文传统的萨特一代的“介入”受到质疑。知识分子不再能在任何“什么领域提出观点，而只应该在他的专门的领域起作用，知识分子的批评作用渐渐变得局限”。正如巴朗狄叶(Blandier)所说：“结构主义诞生于战争结束12年之后。然而，战争是在一个静止不动的世界中结束的。1948年意味着的是再一次战争的威胁，与之对抗的是两种势力：其一鼓吹自由，另一则鼓吹平等。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否定历史”（注：见“巴朗迪叶与多斯谈话”，载多斯：《结构主义史》第一卷，25页。）。这是法国结构主义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结构主义人类学家施特劳斯则尖锐地批评启蒙学者的普遍人性的主张。福柯则更站在思辨和认识论的高度抨击了普遍主义：“我梦想对自明性和普遍性进行解构的知识分子”。这个时期与萨特为代表的介入知识分子针锋相对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施特劳斯和宗教史学家杜梅泽尔(G.Dumezil)。
4.现象学的影响：结构主义的反主体说其实可以视为胡塞尔本人及梅洛•庞蒂的“主体间性”思想的一种奇特的发展。而法国六十年代以来现象学研究复苏之时，现象学与解释学、批判理论、分析哲学、系
统论、马克思主义都有对话，其中就包括结构主义。利科就认为语言分析对现象学的改进是很有益的。还有人认为，结构主义对现象学的人道主义的质疑可以促进现象学重新考虑其方法论，这有助于贯彻胡塞尔的彻底性精神。此外，主体的相对化可以使“主体”本身也包括进现象学还原之中，从而使还原更加完全。
结构主义以充满批判精神的姿态成为六十年代法国思想舞台的中心。所谓的“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等实际上是与结构主义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其实，“后现代”的到来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与时间性的关系更新。首先应该看到的是失去了统治地位和对其他民族的模式地位作用的欧洲，出现了非历史的文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就受到了经济高度发展的年轻美国的现代意识的强烈冲击而产生严重的危机和矛盾。许多人感叹欧洲的没落撼动了十九世纪进化论的基石。而因为欧洲社会科学继承了启蒙时期思想，总是沉浸在一个向着胜利的理性指引的完美时代前进的激情之中，所以许多思想家的理论都是期待不断进步的完整社会图式。而这样的信念却碰到了欧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悲剧，冲击着人们不愿放弃的“欧洲中心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使欧洲对过去产生疑问，一种越来越彻底的悲观主义敲响了欧洲美好观念的丧钟。其实，这是法国现代或所谓后现代的各种思想的真正原始的根源。那就是产生了“现在”的膨胀：对过去的现时化，一种与历史性的新关系类型。在这种关系中，现在不再被视为未来的先者，而是作为过去以系谱模式再循环的可能领域来思考的。未来被消解了，伸展着的现在并不远离过去。正如道莱斯(F.Torres)所说：“未来的差异不再从现在中寻找，而是要向后回溯、退后”（注：道莱斯：《已经看到》(Déàvu)，142页，Ramsay出版社，1986。）。马里翁(J.L.Marion)说：“新浪潮、日常生活中的广告更多地消解了所有未来相异性的机遇”（注：马里翁：〈没有未来的现代性〉(《Une modernité sansavenir》)，“争论”第四期，1980年(4)。）。正是在否认任何历史目的论、否认加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意义的基础，人们找回了我们丢失的这个世界的已经失去的美丽：那就是中世纪——被誉为与追寻根源相系的相异性的家园。
所以，正是在要对欧洲文化的位置进行质疑、去中心并对形而上学进行解构的背景下，一种新的人种学意识代替了历史意识。西方以另外的方式对其反面进行考问，这另外的舞台是被其不在场所揭示的在场揭示的。
1967年，媒介已经把结构主义宣扬的沸沸扬扬，美国哲学界要“引进”法国结构主义的时候，德里达已宣称“结构主义之死”，那实际上已经是结构主义激进化、解构主义的“散播”和“回溯”时代的开始。德里达无疑是应被列入其中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位思想家。
二、从现象学起始的结构主义的激化
1.精神限制的来源：
60年代以来，许多人都喜欢谈论“哲学的终结”，不少人都认为西方理性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哲学的终结”是从海德格尔那里借用的，但在应用中却显示了不同的方向：有些人想借此说：应该从理论转向行动（比如马克思主义者及萨特的拥护者们），而其他一些人则相对与古典哲学对哲学进行浪漫主义的批判（哲学介绍的是作为某一特定群体或特定时刻的表达或表象的东西）。这样，海德格尔的味道就很少了，哲学的终结就相当于：哲学是西方种族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把一种事实上的形势作为合法建立起来的东西介绍出来的话语，把传统特权作为自然的至高无上的东西介绍出来的话语。理性，当它被作为“理性”（普照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阳光）被确定时，那它就成为了不义的、残暴的要求。这种对哲学的有意识的考察与欧洲殖民统治的终结同时发生（阿尔及利亚战争在1962年结束）应该说不是巧合。
这样，哲学的批判把一种被扩展的理性主义的图表放在人们面前。人们怀着一种解除殖民统治的意愿在说：“哲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比如，哲学等于西方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等于统治阶级的话语，弗洛伊德注意等于性象征，反弗洛伊德注意等于男子支配的意识形态。这个图表总是设定理性面前有一种前途的。所以，德里达说：“我们只不过认为绝对的知是一种关闭，不然就是历史的终结??对于正在开始的东西来说，在绝对的知之外，还要求一些没有声音的思想，这些思想通过对过去的旧符号的记忆认识自身”（注：德国达：《声音与现象》，法文版，115页。）。
但是，尽管人民可能把各种变化引人哲学，理性还是绝对的，因为它知道它有这个权利。理性的秩序也是绝对的，因为“人们只有在反对它的时候才能召唤它，也只能在它之中反对它，在它固有的领地上，它只能让我们求助于计谋和策略。由于只能在理性繁殖时在理性的内部活动，革命——反对理性的革命因而总是一种人们按内务部长的语言叫做动乱的
东西的有限制的厂延”（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法文版，59页。）。
这样的两难就形成了德里达的出发点：说为的是什么都不说（或者，人们赞成无视于他们赞成的理性，或者人们通过很有情理的过程批判理性）。
但还有第三个可能性，那就是诡计(ruse)：计谋与策略。对待可怕的、残暴的主人，德里达选择了使用双重的游戏的可能：装作服从暴君的法律，而同时设置陷阱，使暴君的法律在其中不再能行使威力。德里达的消解战略就是在归根结底不再有什么可说的时刻可能说话，这是使哲学造成的窘境归于失败的计谋。
不过，这些计谋必须建设，计算。也就是说，要在哲学造成的两难窘境迫使说话的主体为理性、秩序说话的时刻，和主人由于陷阱而归于失败。只能嘲弄自己专断本质的时刻之间，必须有一种无声的、潜在的思想导引着战略家。在无声中，战略家想到了他不能说的和他不应该说的。这就是说，真的不真的是真的（常常是假的），法律与专断没有区别。这就涉及到一种决定性的精神限制。只有这种精神限制造成了伪装话语与诚实话语之间的区别。需要一种精神节制插在“说话的主体”和它的言语之间，还需要有一潜在的思想能超出任何语言，从不表达自己而躲避在主体头脑中的某一角落之中。这也恰恰是德里达对勒维纳斯的批评所在：既然哲学语言无可救药地是黑格尔的，勒维纳斯只能在沉默中反对黑格尔的整体：“当勒维纳斯说反对黑格尔时，他只能是确认黑格尔，而且已经确认了他”（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276页。）。 2.语言学的现象学研究
德里达最初的工作是从现象学开始的，他属于从现象学起步的一代。他的理论来源应该追溯到胡塞尔的《几何学起源》（注：德里达在1962年发表了《胡塞尔的〈几何学起源〉》，其中包括德里达翻译的原文和德里达的长篇研究专著。）一书。德里达不同于萨特等人只关注经历、感知意识等，而是首先关注在内在观察水平上的对象性、科学问题。这就更多地偏向于胡塞尔的德国传统之中。德里达首先是要从几何对象提出的谜出发追问现象学的最终基础。他不同意胡塞尔论述的“活的现在“的观念（注：关于德里达与〈几何学起源〉的关系，请参见叶秀山先生的〈意义世界的埋葬〉，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3)，这应该是国内有关德里达研究中的最有深度和见地的文章。），他认为没有“活的现实”。所谓现实都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