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内幕与国共双方关系破裂的历史真相
核心提示：影响北伐军军心的，不仅是后援及后勤保障等问题。李宗仁北伐时任北伐军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民国）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页）
自己在前方与北洋军阀浴血奋战，父母亲友却在家中遭受农会的凌辱迫害，心中当然不是滋味，而这就为日后的国共分裂埋下了隐患。
几年前，我到台湾开会。主办方安排大陆与会者去了台北市著名的诚品书店。时间短促，我只挑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万亚刚的《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从李敖所作的序中可知，作者万亚刚本名万大鋐，1928年19岁时，即进入陈立夫的“中统”，直到59岁退休，凡40年。在“中统”，万氏历任科长、晋陕豫边区专员、调查局主任秘书等职。抗战期间，曾潜入“红色圣地”延安，并安
插特务到抗大“潜伏”。这种经历，使得他对国共两党的恩怨所知颇深。《国共斗争的见闻》是万氏相关文章的结集。从集中一些文章看，晚年万氏，坚决反对“台独”，是铁杆的“统派”。这且不谈。集中有一篇《谜，还是谜》，谈的是瞿秋白之死。文中有这样一段：
瞿秋白之死，在我心中成谜，起因于我对国民党对待共产党政策的了解。在政治斗争场合，凡是占上风者，对待敌人往往宽大，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亦然。中统成立于一九二八年，专职对付中共地下活动。由于中共地下组织非常严密，所以工作很吃力，成绩亦不好。后建议对中共分子采取宽大政策，由政府颁行“处理共党分子自首自新办法”，以后就按这个办法来对付中共分子，以争取“转变”为主。在抗战以前，国民党的声誉，和中共在建国初期一样，如日中天，全民爱戴，所以争取共党分子转变并不困难。即以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而论，有三分之一以上被捕后转变（即中共所称的“叛变”）而成为中统的成员。这些从中共过来的人，都熟悉中共的地下活动。由于他们的指引，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底将中共设在上海的全部地下机构等重要机关全部破获。追源溯因，这完全是旨在“攻心”的宽大政策所起的作用。 鲍罗廷（在中共高层里发号施令、称王称霸的苏联顾问）依靠的“革命先锋”
由于孙中山力排党内非议而坚决主张“联俄容共”，所以在
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国共便开始了第一次的所谓“合作”。而此次的“合作”与1937年抗战爆发后的第二次“合作”一样，为中共提供了发展壮大的广阔空间。1927年4月，蒋介石实施的“清党”行动意味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彻底破裂。蒋介石之所以被迫“清党”，其原因是很复杂的。在两党“合作”期间，中共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大力从事许多严重危及社会安宁的政治活动。尤其是北伐开始后，中共在国民革命军经过和占领的地区大张旗鼓开展的所谓“工农运动”是直接导致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下定“清党”决心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内部有左右两派，蒋介石本属国民党内的“左派”。中共热衷工农运动，蒋介石本来并不反对。正如杨奎松（中国革命史研究室主任）指出的，蒋介石早年也受过激进思想影响，因而也长期赞成和拥护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所以，这时期蒋介石与中共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不是应不应该“扶助农工”的问题，而是如何“扶助农工”。（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54页）。 而中共开展的“工农运动”以及所要达到的最终政治目的，显然令蒋介石暨国民党高层无法认可。
中共视唤醒和发动工人阶级为基本使命。在此期间，中共在那些能够开展工人运动的大小城市，按照自身的政党理念，积极地行动着：组织工会、领导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
提高工人工资等。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透露，其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
要发动那些老实本分、安分守己、纯朴善良、循规蹈矩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这些底层民众由于受传统道德观念的教化而有着自己心目中难以动摇的“天经地义”、“天理人伦”的基本理念，所以对地主、资本家等富有者“造反”（剥夺他们的财产乃至生命），便意味着在自己心灵中必须首先完成对自己信守的“天经地义”、“天理人伦”的摧毁才能够对富有者下手。而这显然有悖于自己信守的传统道德观念。而痞子、流氓、市井无赖等社会顽劣则不同，因为他们本就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所以要煽动他们起来造富有者的反、剥夺富有者的财产乃至于生命并不费力。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话来说，他们“革命”的“积极性”要比那些老实本分、安分守己、纯朴善良、循规蹈矩的“良民”、“顺民”大得多。同时，他们“革”起“命”来也步子快、胆子大、下手狠，敢抢敢夺敢杀。这样就有可能让那些“良民”、“顺民”起而仿效。因为“学坏容易学好难”是人性之常。而“榜样的力量则是无穷的”。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所说的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就颇能说明当时的工人运动到了何种程
度。看这个店员工会的章程，即便今天的工人也会瞠目结舌。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原来现在的“朝九晚五”作息制度竟然源于此时。章程规定：店员“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今天，国务院公布的春节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而那时候就要求放半个月，居然是今天的五倍。章程还规定：“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而按照如此荒唐和不切实际的“福利待遇”经营的店铺则必定是短命的。
北伐军官兵在前线浴血拼杀且后援不继。而在后方的农村，中共发动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则如火如荼。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从正面肯定那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虽然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经过多次修改，仍能看到为当时的农民运动作了种种辩护。这份“考察报告”是这样评论湖南农民运动的：“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民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或者索要‘捐款’。一群‘吃大户’的人毫无顾忌地涌进‘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