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面对社会转型和复杂多变的政策环境必须作出适时的、策略性的政策创新回应。公共政策创新的环境回应能力主要表现为政策对外界的反应能力，对来自政策环境及基层、民众的信息的反馈速度，对公共问题、突发性事件的应急处理水平。如今，公共政策的周期不断缩短，政策风险不断增大。中国所面临转型期复杂多变的政策环境和公共事务，要求加快政府的反馈过程，提高公共政策对环境的灵敏程度。我们看到，中国公共政策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比如，基于SARS危机所建构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基于“孙志刚事件”由原来的《生活无着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而代之以《生活无着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此外，循序渐进的变革策略是使政策改革顺利达到目的的有效途径，是中国公共政策变迁宝贵的历史经验。 第四，开展有效的公共治理必须加强制度化建设和充分体现公民参与的精神。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落实听证、咨询、公示、监督制度，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充分参与。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都必须让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这样才能更好地听取意见与建议，及时弥补政策的某些缺陷，也才能更便利地开展政策动员、扩展政策推广，充分实现公众的民主讨论，使政策决策更合理、政策执行更迅捷。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公共政策走向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实际上，中国许多的公共政策制定来自于“民间”，来自于人民的诉求，来自于群众的首创精神，从“大包干”到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都看到公共政策公民创造和公民参与的历史印记。三十年来中国公共政策变迁充分展示了利用社会智力资源、推动公民参与对于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原载于《湖湘论坛》2009年第4期
［作者简介］陈潭（1969－），湖南常宁人，政治学博士，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