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N1 流感等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从危机传播的不同角度进行描述、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危机传播中的媒介角色与功能研究，危机传播中媒介、政府与公众的关系研究，危机传播中的政府形象研究，危机传播的应对和管理策略等。
对于风险沟通和危机传播之间的关系，学者间存在较大分歧。早期危机传播侧重管理，集中研究危机发生后的传播策略，但之后研究版图扩展到危机发生前的趋势预防，即提早准备，积极管理。吴宜蓁认为趋势预防包括议题管理、关系管理、风险沟通等几个研究领域。从这个角度看，风险沟通属于危机传播的一部分。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危机传播是风险沟通的一种类型或一个环节。例如Lundgren 和McMakin就将风险沟通分为保护沟通、共识沟通和危机沟通3种类型，Seeger认为风险沟通的范围涵盖了危机发生的3 个阶段: 危机前( 告知风险的相关知识) 、危机时期( 紧急告知风险损害的回避) 以及危机后( 新的风险认知形成) ，但是重点主要放在危机前的预防工作上。Sandman 认为，风险=愤怒+ 危害，并以此为基础，将风险沟通分成4 种类型 ( 表2) 。从这一概念可推论出危机传播是风险沟通的类型之一。
表2 以愤怒和危害程度作为区分的四类风险沟通风险类型风险沟通类型沟通目标低愤怒+ 高危害风险预警提高警惕，防范危害高愤怒+ 低危害愤怒管理安抚人们的情绪高愤怒+ 高危害危机传播帮助人们应对危机愤怒和危害均处于中等水平对话讨论通过谈话交流意见和建议风险沟通和危机传播两者的从属关系取决于研究者如何认识风险与危机之间的关系。张洁认为，风险和危机不是单一的由一种风险转变成一种危机的线性关系，而是复杂多变的环状关系，危机可能是由多种风险酝酿而成，危机发生后又可能产生新的风险因素，并与其他风险变量相结合而导致新的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风险沟通研究和危机传播研究应该是相互交融的，难以完全区隔开来。
风险沟通和危机传播除了上述勾连关系外，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 危机传播研究关注危机的解决，如“三鹿毒奶粉”、“肯德基苏丹红”等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如何积极采取措施来化解危机，研究的目的是维护组织的利益和形象。风险沟通更强调沟通，通过交流与协作实现社会共识，保障公众的健康，推动政策的制定。
风险是不能完全杜绝的，处理风险有两种途径: 一是降低风险的可能性; 二是采取沟通行动，向公众提供风险因素的信息。尽管有些风险未必真会导致危机，但由于普通民众一般不知道某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具有健康传播性质的风险信息和风险沟通往往可以产生利于公众的重要影响。
5 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并清楚地认识到风险沟通和危机传播的异同，有助于促进风险沟通工作在更广泛的层面开展。通过有效地运用风险沟通的各种理论和实践技巧，可以使政府、专家、媒体和公众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从而达到日常生活中为不知情的公众提示风险、危机发生时缓和公众的恐慌情绪等效果。风险沟通不仅在应对SARS、甲型H1N1 流感等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起到作用，还越来越多地运用在健康教育和健康传播领域。目前我国对风险沟通的研究仍多以总结应对危机的经验为主，危机的出现，有助于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风险的存在( 例如Sandman就基于三里岛核泄漏、禽流感等危机事件进行风险沟通研究，随着我国对风险预防的重视，风险沟通也会从危机传播而逐渐向日常风险管理扩展。风险沟通工作不应局限在危机发生的时候，而利用特有的理论和实践技巧与健康教育相结合，针对不良行为、疾病、甚至预防措施( 如计划免疫) 所带来的风险与公众进行沟通传播，可以增强公众的健康意识，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推动卫生工作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