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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智力、精神状况相适应的合同有效。因为与无民事行为能力相适应了必然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相适应。如一9岁小孩子去商店买一作业本、在街头买一雪糕等应为有效合同。
其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除非双方的行为都与各自的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外，其余的都应认为无效合同或可撤销合同。一方面，一个合同不可能对双方都纯获利益，另一方面，法律上既然限制了行为人的行为能力，体现着国家对这部分人的保护和对交易秩序、交易安全的保护。而这些保护往往又是强行性规定，违之则无效。《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这条强行性规范的意思就很明白地表示，不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的行为无效。具备时其行为也就具备了有效的前提，并不存在既有效又无效的情况。这里还存在，如果一方经其监护人同意，另一方监护人不知或不同意，则合同无效或可撤销。首先，体现为地位不平等，一方有成年人支持，另一方孤军奋战，违背合同法平等原则。其次，由于合同的利益性，很难保证此种条件下的合同对没有得到监护人支持的一方享有对待的利益，显失公平。如果双方都经其监护人同意或知道，实行上则成了两个监护人的合同了。
第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之间的合同应做这样的区分：(1)限制民事能力人纯获利益的合同。(2)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合同。它们适应正常订立合同的规定。(3)除1、2以外的合同。应区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善意。是，则合同有效;否，则合同无效。不应把确认合同有效与否的权利赋予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否则侵犯善意人利益，违背善意取得制度。这进而的善意含义，仍应确定为不知或不应知对方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否则有利用自己的优势之嫌，有恶意欺诈之嫌，违反公平与诚信原则，违反国家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或可撤销。要求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一定的认识，至少是表面认识和了解是适当的。试想一个不足16岁的人或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与成年人或正常人总有所不同。订合同必定涉及到财产，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订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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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己应谨慎，而且法律也规定当事人应谨慎从事。既然谨慎就要求对对方有一定的了解与认识，至少从表现上。但是也有个别现象，订合同双方之间根本不了解不认识。如沿街叫卖等，可是这种条件下形成的合同一般是小额的、即时清结的、简单的合同。当然，对于相差很短时间便属于完全与事行为能力人的，要求相对人对其准确识别，确实苛刻，有时也不可能。但这时的合同应认定有效。如果监护人事后有异议，他可主张变更或解除或撤销或同意履行合同，此因不追认而使合同无效，更多地赋予了监护人的选择权。这样更有利于保护合同双方的利益，即便是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些小损失，一方面其监护人可以决定救济方式和途径，另一方面让其监护人费心请求救济，也是对其未尽监护之责的微惩，更体现法律的公正价格。
二、此理论认识的现实意义
确认此种合同有效与否，以相对人是否善意为条件，利于保护善意相对人，利于安全交易，符合经济发展要求，同时简化了法律概念，降低了理论研究成本，更利于对立法的指导，符合效率要求。
把效力待定合同作有效或无效处分，符合客观要求，对于权利人来说：在订立合同时处于不知情状态，大多合同因为相对人之善意，合同一旦成立往往随之发生履行，即便未履行，也往往因表见代理制度而使合同成立生效。况且由于合同的生效履行，对其也没有多大的损失，即使有他因此而取得对处分人的请示权，可以依法求偿。左右不损失什么，在这个意义上，权利人似乎投了第三责任险。
对于善意相对人来说：他在善意情况下，订立了合同，目的就是为了使合同履行，所以符合其目的，即使因其他情况出现使合同变更解除，那也是在合同有效前提下。当然如果相对人不善意，则合同无效，即使是处分权人的权能不欠缺，相对人不善意，便是恶意，这样的合同也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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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处分权能的人：他是订立合同同时唯一事先知情的，但如果其行为的效果成为好人好事，则三方皆大欢喜，如果其行为的效果导致了损害的发生，最终由其承担责任，符合公正要求。
在实际生活中，处分权能欠缺人之所以，所以“闲事”往往对其有利可图，不论金钱、物质、精神方面。如事成，他可取得利益;事不成，他为自己行为负责。而其计得售，往往因为权利人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如授权委托书未注明范围、时间;空白合同书、公章未保管好;介绍信有效期不详;对上述物品不及时收回;丢失后不及时公示;对被监护人教育不够;未尽交待义务等，这样在出现损失情况下，权利人得到赔偿的同时，耗费点心力，也算是对他的惩戒，让他吃堑长智，体现公平合理原则。
法律之所以称为规范性文件，就得体现规范性，左便是左，右便是右，不能模糊规定。正职《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那样，公民的民事行为要想有效，第一点就行为人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无相应的行为能力的，该行为无效，有相应能力的，再看其它条件而决定是否有效。
同时，则对于这样的效力待定的合同，简单地确认不正即反，省去中间环节，符合事物发展趋向简单规律，并没有扩大无效合同的范围，相反促进了交易，提高了效率，更多地赋予给双方当事人决定合同命运的权利。使涉及的财产，及时地被确认，适应当前快节奏的社会生活规律，便于合同当事人及执法者掌握执行，简化了法律概念，节省了理论研究成本，符合效率要求。
三、完善现行合同法中两处不和谐地方，有了理论上依据
“法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物质生活条件”(沈宗灵所编的《法理学》第40页)，但是，“经济以上因素对法的影响”也是重大的，法学理论应该说也是影响法的非经济因素，它来源与实践，是在法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统一对此类合同的认识，将对现行法律中不完善地方进行修改，使之更加完善，更加适应社会的要求，易于执法者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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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行合同法中二个不和谐地方：
(1)如上文分析合同法48条和49条的规定，明显让正常人不能准确地理解执行，两个条款的前提相同结论不同，让人捉摸不透不知所从，违背了排中律的要求。
(2)合同法中规定对“效力待定合同”相对人有撤销权，权利人有追认权。而笔者认为，法律赋予相对人的撤销权，形同虚设，显失公平。这是讲的撤销权，不能专指合同法47条第二款、48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述二款先规定了权利人的追认权，为了公平在其没有追认前赋予善意相对人有撤销权，而且只要书面通知即可。然而值得进一步考虑的是，正因为相对人善意(他不知，也不应知)才享有撤销权，一旦相对人主动行使撤销权他便不善意。实践中往往善意相对人订立合同后会积极履行或积极准备履行。他怎么会想到行使撤销权呢?如果他在一个月内，对主追认前主动行使撤销权。则说明他不善意，而不善意也就不享有撤销权，因为原法律中明确规定，合同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也许会有人说善意相对人在订合同之时是善意的，随后不久(未过一个月)才发现真相。果真这样，一说明他订合同不认真，二变更、解除合同仍是他的权利，他可以先使，不过再是单方面的撤销权了。所以说赋予相对人的撤销权就形同虚设，对于权利人仍享有追认权来说显失公平。况且赋予权利人的追认权等于赋予他有认可合同有效权，这与合同有效与否体现国家意志、体现法律对其评价相悖。
基于对“效力待定合同”的理论认识，以及现行合同法中的不完善，笔者认为现行合同法的第47条、48条、51条应修改为：“处分权能欠缺的人以自己的名义或以被处分权人的名义订立的合同，相对人是善意的合同有效，非善意的合同无效。给他人造成损失的，权利人承担责任后，可向处分开权能欠缺的人追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