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是保障能力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日趋完善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等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得到落实，解决了城市生活的后顾之忧。2013年末，全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人数分别达190.85万人、151.12万人和126.57万人，比上年增长9.3%、2.1%和7.8%；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由2005年的3.8%下降到2013年的2.89%。
三、城镇化发展潜力
虽然城镇化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个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处于10%-30%之间，属于缓慢发展阶段；达到30%后，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水平提高到70%，快速发展阶段结束，进入相对稳定甚至停滞阶段，但长沙市作为一个省会城市、两型社会建设的重点城市，城镇化率达到70%以后，城镇化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1、区划调整形成新的增长极
随着坪塘、含浦等四镇划入岳麓区和望城县改为望城区，市区面积迅速扩大，新的城市建设投资洼地形成，给全市城镇化率提高注入新的活力。目前岳麓区和望城区的城镇化率分别为84.52%和50.02%，两区平均城镇化水平为70.8%，若两区城镇化水平提升到长沙市其它城区的平均水平，将拉动全市城镇化率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
2、人口净流入形成持久动力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看，长沙市是湖南省唯一的人口净流入城市，2010年长沙市常住人口704.10万人，户籍人口650.12万人，净流入常住人口54万人，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增加23万人，年均增加2.3万人，拉动全市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3个百分点左右，长沙作为一个省会城市，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
8
快速发展和城市承载能力的提高，人口净流入态势将继续保持。
3、县域城镇化发展蕴含潜力
目前长沙市所辖的长沙县、浏阳市和宁乡县，城镇化率分别为52.42%、50.01%和44.75%，三县（市）平均城镇化率为48.91%，三县（市）均为全国的百强县，浏阳市作为一个县级市，其平均城镇化率比全国平均城镇化水平低3.66个百分点，三县（市）平均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拉动全市城镇化率提高0.45个百分点左右。
4、与中部城市比较发展空间较大
2012年，中部六省会城市城镇化率从高到位的排位分别为太原、武汉、长沙、南昌、郑州、合肥，长沙城镇化率比太原和武汉低10个百分点以上，提升发展空间较大。
四、长沙市城市化发展出现的主要问题
通过多年来的努力，长沙城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城镇化水平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前长沙的城市化还是初级的城市化阶段，长沙市的城市化发展还面临很多的问题。
1、政府对农村城市化的认识不清
目前，长沙市颠倒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思想上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误区，即认为一个地区城市人口增多了，城市化水平提高了，就会刺激需求，拉动内需，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甚至用城市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多少个百分点来说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性。
这样颠倒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过分地夸大了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城市化的本质是伴随着工业化、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发展过程。一方面，只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提高了，二、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9
城市才会吸引非农人口，进而发挥城市规模效应，促进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的发展。决不能不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用行政手段积聚城市人口尤其是小城镇人口来提高城市化水平，以期促进经济的发展，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另一方面，长沙市对城市化的经济推动作用也不能抱有过高的预期。因为城市化对经济的反作用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直接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长沙市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因此不能过高地期望通过提高城市化水平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实际上，长沙市当前的经济发展遇到的大多是经济本身、体制以及制度方面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长沙市城市化的发展，它们已经成为制约长沙市城市化发展的瓶颈。因此，要理顺城市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以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化，以城市化的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形成经济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机制。当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政府运用相关政策给城市化以积极的引导也是必要的。比如，进行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规划，制定吸引农村拥有一定资本的农产或村办工业到小城镇积聚发展的政策，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所采取的乡镇或城镇合并以达适度规模的。
2、地方财政收入不足，基层政府资源配置能力有限
近年来，长沙市广泛开展的农村城市化建设，其乡村公路、小型水利及供水、供电等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实行的都是国家补助、地方配套、农民自筹相结合的办法。整体上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推动了农村面貌的显著改善。
2.1.资源配置不优
县级政府管理权限过小，相当一部分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省辖市和省里，县级政府没有最后决定权。上级垂沉机构过多，县级政府缺乏有效协调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手脚。
2.2.管理体制不顺
目前县级(市)以及的财权与事权不相称，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县乡政府债务沉重，资金调度困难。2004年底，长沙市所辖各乡镇负债达26.42亿元，其中乡镇财政直接负债9.98亿元，负债最高的村子负债达869.57力元。大部分的县(市)依靠省市财政转移支付，才能保证国家规定工资和津贴补贴的正常发放。
10
2.3.经费投入不足
部分省辖市由于自身财政比较困难，不同程度地集中了一部分县(市)财力，省对县(市)财政的一些扶植政策和补助资金等难以及时落实到位。造成了基层政府财政收入不足，资源配置能力有限。在“三农”投入方面也由于有时过分强调“谁受益、谁负担”的倾向，不论项目大小、项目类别都要求县乡配套、农民筹资。
由于财政补助标准低、地方基层配套缺口大，实际上形成了基层新的负担，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种情况，在一些数额不大但与民生紧密相关的公共配套设施项目上尤显突出。这些年来，长沙的城市建设“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但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却主要要由基层负责，农民自身负担，造成了新的更大的城乡差别。按照科学发展、统筹城乡的要求，农民应该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农村的规划也应该由政府统筹、农村公共建设也应该由政府埋单，只有这样，农村的发展才有基础，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才不会是一句空话。
3、居民素质有待提高
尽管近年来长沙市农村劳动力素质有了一定提高，但长沙市农村劳动力仍然存在整体素质不高、难以适应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要求、难以向非农产业转移、难以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难以提升从业的岗位层次等问题。文化素质偏低既不利于农业科技知识的推广一应用，也不利于外出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增收。截止至2010年底，长沙市共有各类农民培训机构60多家，其中乡镇农科教中心38个，职业学校13所，其他培训机构10余个。共有专、兼职教师792人，主要来自教育、科技、农口各部门及乡镇农技人员。同时也有少部分从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农科院等相关高等院校临聘的专业人员。共有计算机、电子、机械加工等教学设备2335台(件)，教学场地21万多平方米，建设有浏阳远程教育专用网站等相关涉农培训网站20多个。为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业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目前也存在：
（1）参与农民培训的部门和机构众多，但缺乏一个有效的领一导机构，没有统一的农民培训计划，没有对培训资金、培训内容及培训成果验收等方面形成有效监管，导致各个培训部门各自为政，重复培训的现象。
11
（2）各乡镇农科教中心原本是农民培训的主要力量，事业单位登记时明确由各地政府主办，但在人员组成和经费来源方面一直没有明确。现在的格局成了人属于教育部门、场地是乡镇政府的，业务管理归口县(市)，而目标考核又针对乡镇。这种多头管理而又没有严格的职责划分的状况，直接导致了乡镇农科教中心培训中心基地设施、工作经费、目标任务等没有具体责任单位，乡镇农科教工作人员成了谁也不愿管的“边缘人”，福利待遇得不到保证，工作难以开展。
市县财政的投入不足，以浏阳市为例，本级财政投入只有拨给浏阳市农业局的“阳光工程”的配套资金，2009年为13.8万元，2010年为21万元。同时由于各乡镇、各部门“贫富不均”导致各个农科教中心在经费筹措上又有很大差别，必然造成各乡镇农民培训工作发展不平衡，从对农民培训工作的长远发展不利。综上所述，提高农民素质的道路任重道远。
4、城市化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
随着长沙市农村城市化的大力推进以及长沙市“退二进三”战略的实施，一大批化工企业、重金属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从城市中向周边广大农村、小城镇转移。这些企业在振兴农村经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与安置问题，以及推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这些企业的生产废水、废气等直接或间接地流入到田间、溪坝、池塘等，导致鱼虾都无法生存。特别是工业污水的无序排放，造成部分农村地区地表水和地下水部分指标达不到饮用水标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了恶劣影响，并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除了工业转移造成的污染以外，目前在城市化建设中表现出的污染情况主要有：
(1)农村城市化建设导致的小城镇人口激增。导致生活垃圾大量增加，特别是现代生活垃圾中不可降解物大量增多，盛方便面的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盒、废旧的塑料玩具、破烂的化肥袋子、废气农用薄膜等。根据2009年的统计，长沙周年农村地区，每年每公顷耕地中农膜残留高达45公斤以上。
(2)长沙市农村化肥平均使用量为411公斤/公顷，远远超过国家225公斤/公顷的安全标准。长期大量施用化肥，直接导致了河流、水库的水体富营养化。同时引起土地肥力下降，土壤板结有机质减少，微生物匾乏等，引起土壤退化和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