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畜饲养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即已出现，后来逐渐发展，当时的家畜有狗、猪、羊、牛、鸡、马等，其中以猪的数量最多。猪不仅供食用，而且用作祭品或显示财富的一种标志。属于龙山文化的邯郸涧沟遗址的一个灰坑中就有作为祭品的21个猪头骨，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的一座墓葬即随葬32个猪下颌骨。渔猎在经济中依然有重要地位。龙山文化的尾部带孔的双倒刺或三倒刺的鱼镖、牙质鱼钩，以及角镞、网坠等渔猎工具都很精良。许多遗址所发现的飞禽走兽骨骼就是当时猎获物的遗骸。
制陶业是当时手工业的大宗。仰韶文化的彩陶、龙山文化的黑陶，无论器物造型、彩绘、纹饰，或是快轮制作、掌握烧制火候，都有相当水平。烧窑技术的发展表明当时已经具备了炼铜的条件。冶铜业发展最为突出的是齐家文化。甘肃武威县娘娘台遗址有铜刀、凿、锥、钻头，永靖县秦魏家遗址有铜锥、斧、指环，青海贵南尕马台遗址和甘肃永靖齐家坪遗址都有铜镜。这些铜器既有红铜，又有青铜；既有用冷锻法制造者，又有的采用冶铸方法。精细手工业的最突出成就表现在玉器制造和牙雕、骨雕技术的发展上。大汶口文化有剔地透雕或镶嵌绿松石的骨筒和象牙筒，还有玲珑精致的17齿象牙梳和雕花骨匕。良渚文化的大量玉器多雕琢有精美纹饰，采用浅浮雕、半圆雕、镂空、圆雕等技术，琢刻出繁密图像，还出现了主体纹、地纹和装饰纹的三重装饰，具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
2 社会组织的演变
新石器时代是氏族组织高度发展的时期。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条件下，氏族组织的规模不会太大，氏族成员间往往比较平等。裴李岗墓地的114座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排列密集并且有一定规则，以单人直肢葬为主，墓穴虽略有大小之分，但是随葬品却都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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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差别不大，随葬品皆为生产和生活的实用器物。这表明当时人们之间是基本平等的关系。半坡遗址的中心是一座大型的近乎方形的房屋，为氏族公共活动场所，在它北面的45座中、小型房子都面向大房屋，形成一个半月形。和半坡遗址类似，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也是一处典型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原始村落。这个村落的中心是一个面积较大的广场，其周围有五组建筑群，每组都以一个大型房屋为主体，大房屋周围分布十几或二十几座中、小型居室，所有房屋的门均朝向广场。这种原始村落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集团，每座房屋都是一个可以单独生活的单位，可以推测，属于对偶家庭范畴的小家庭已经是氏族组织的基本细胞。原始时代往往由几个氏族组成胞族，若干胞族组成部落。姜寨这样的村落应当是一个胞族的聚居地，其人口“当有450人到600人之多”①。属于“兴隆洼文化”的原始聚落遗址在其早期阶段，居住基址布局十分规整，可见其房屋是统一营建的。到了其晚期阶段，房址冲破了整体统一的格局，房屋室内面积变小，说明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有了变化。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氏族内部的家族势力逐渐强大，慢慢变成氏族内部很有影响的一个层次。新石器时代早期，如裴李岗文化和李家村文化，遗址的墓地上单人直肢一次葬是唯一的葬式。到了仰韶文化早期，这种葬式仍居主要地位。半坡遗址墓地的174座成人墓，除了26座以外，都是单人仰身直肢葬。陕西宝鸡北首岭和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墓地也是单人直肢葬为主，也和半坡一样出现了一些多人二次合葬的情况。到了较晚时期，合葬增多，表明家族影响加强。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陕西华阴横阵遗址墓葬的成年死者的墓葬基本上都套葬在大的集体埋葬坑内。据分析，每一墓坑的死者都属于一个家族，随葬的瓶，钵、罐等十分平均，看不出贫富贵贱差别。横阵墓地的氏族约有80人左右，每个家族有10余人。从其死后合葬的情况看，当时的家族已经处在比较稳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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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华县元君庙的仰韶文化墓地情况与横阵相似，57座墓葬多数属二次合葬，少者两人，多者25人，应当是不同家族的墓葬。仰韶文化后期，没有发现比较完整的村落，但有分间式房屋出现，这可能是家族形态发展的反映。新石器时代中、后期，部落和部落联盟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反映在考古学上便是这个时期文化区域的扩大。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祭祀遗址，都非某一个氏族所能单独完成者，而应当由部落或部落联盟同心协力所筑成。
新石器时代的氏族内部的母系或父系只是区别人们世系、辈分的依据，而不是两个必然的先后承继的社会发展阶段。母系并不等于女权。仰韶文化时期墓葬中男性和女性的随葬品数量相差不大。当时社会上受到尊重的人物有氏族或部落首领、巫师、英雄等，而这些人物往往以男性居多。属于仰韶文化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墓地发现有罕见的用蚌壳摆成的龙、虎图形，其中间是一壮年男性骨架，显示出其特殊的社会地位。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在为数颇少的单人葬中以一男性老人的单人葬最隆重，其墓穴底部有二层台，台上堆砌数层砾石，形成石棺，还随葬较多的陶器。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新石器时代并非简单地分为母系、父系两个阶段，其社会组织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3 文化观念与原始艺术
用彩绘、雕塑、刻画等手段创造出生动而古朴的动物和植物形象，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色之一。仰韶文化陶器的内壁多绘有鱼、蛙、壁虎、鹿和鸟类的形象。半坡遗址的一个陶盆绘有四只构图简单的小鹿，充满跳跃奔突的情趣。临潼姜寨所出陶盆内壁绘有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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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盆沿踽踽而行的笨拙的大蛙，瘦弱纤细的腿爪与满背圆斑的肥硕颈腹相映成趣。河姆渡文化的雕刻精细的象牙制品中有双翼平展滑翔飞行的蝴蝶、引亢鸣啼的双鸟，陶塑作品里有略显肥胖的憨厚小猪，陶器往往饰有稻穗、叶子等的图案。当时所创造最多的是在人们印象中属于善良、温顺型的动物，它们或比例匀称、或憨态可掬、或色彩艳丽、或鸣啼悦耳，总是给人以亲切可爱的感觉。这个时代，特别是其早期和中期，极少见到凶残、丑陋的动物形象出现在艺术作品中，偶尔见到者也都按照人们的观念加以艺术处理，如陕西华县柳子镇所发现的一件陶鹰鼎，腹部中空，构成鼎身，双爪和下垂的长尾构成鼎的三足，整件作品给人的印象是它已经失去了攫取弱小动物的勇猛气势，凌空翱翔的猛禽已被剜空腹部而受到惩罚。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饕餮纹之类的狰狞形象，但那是行将来临时代的文化在旧时期里的萌芽，从本质上看它并不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东西，对善良、和谐的美的追求才是新石器时代艺术的主题。这与当时人们的原始民主平等观念与和谐、乐观的精神面貌是一致的。
新石器时代的艺术作品常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仰韶文化的陶盆内壁的上部绘有人面、鱼纹、花纹的组合图形，人面的双眼表现出一种安详静穆、若有所思的情态，好象是陶醉于鲜花的芳香，又像是在谛听游鱼的细微动静。画面上的大鱼小鱼均向人面游动，花纹也以人面为中心而展开，这可能是对人为自然的核心这一观念的表现。河南临汝阎村发现的一件仰韶文化时期的陶缸腹部画有《鹳鸟石斧图》，左边画一只肥润丰满的鹳鸟嘴叼一尾大鱼，右边以棕色勾画出一柄直立的石斧。鹳鸟衔鱼是自然界生生灭灭的一种象征，而木柄石斧则是人类力量的象征，整个画面表现了人与自然平行发展、和谐相处的主题。新石器时代各种社会矛盾还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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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激化的程度，暴力和征服之神尚未普遍降临人间，所以当时的人们往往以喜悦、乐观的情绪去观察世界，尽管物质生活匮乏，但精神状态却积极向上。
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有不少关于女阴崇拜、男根崇拜、男女同体等方面的观念。青海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遗址发现一件泥质褐色彩陶壶，上面塑绘裸体人像。人像胸前有一对男性乳头，还有一对丰满的女性乳房，下身的生殖器既像男性又像女性。这种男女同体的情况还见于辽宁东沟县后洼红山文化遗址的一件陶塑。这件作品一面为男性，一面为女性。相传远古时代原为兄妹后来配为夫妻的伏羲、女娲就是“二神混生”①即男女同体的神的形象。当时的人们普遍关切人类自身繁衍的问题，各种生育崇拜都是对于这个问题思索的结果。
青海大通孙家寨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彩绘舞蹈图案陶盆，是当时舞蹈情况的宝贵资料。这件陶盆的内壁上部画有三组舞蹈图案，每组有五位身材苗条匀称的年轻女子，其身躯稍微倾侧摆动，双腿稍屈，似乎是在准备迈出更为轻盈动人的舞步。每组人物手儿相牵，步伐相同，头上的发辫和身后的尾饰都随舞蹈节奏而向同一方向摆动。《吕氏春秋·古乐》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这件陶盆上的生动舞蹈形象，简直可以说是原始画家笔下的“葛天氏”乐舞。新石器时代的乐器已经有多种形制，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骨笛、河姆渡遗址的骨哨、郑州大河村和西安半坡遗址的陶埙，都是十分宝贵的实物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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